不久,来了两位高级警探,开始询问家中唯一的幸存者。虽然确信他是在撒谎,但是他们还是很有礼貌地听完了罗维尔的讲述:如何开车回劳伦斯去取打字机,看了一场电影,半夜回到家中,发现卧室被撬开了,家人被杀了。他坚持自己的说法,如果不是当局得到了神父沃尔特·达蒙先生的帮助,罗维尔直到被捕关进监狱,也不会改口。
达蒙神父是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口若悬河,满嘴的油腔粗话。他当时是堪萨斯州格兰特维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安德鲁一家经常去的就是这家教堂。他在睡梦中被验尸官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在凌晨三点钟赶到了监狱。在那里,警探们已徒劳地审问嫌疑犯多时了。见达蒙神父来了,他们退了出去,让他私下与他的教友交谈。事实证明,这次交谈对安德鲁来说是致命的。许多个月后,安德鲁向一位狱友谈起这次会谈:“达蒙先生说:‘听着,李,从你出生起,在你还是个小蝌蚪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我与你父亲相识了一辈子,我们一起长大,是总角之交。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来到这里——不仅仅因为我是你的神父,也因为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而且你更需要一个能够倾诉、能够信任的朋友。这可怕的事情令我心情糟透了,我和你一样急于抓到凶手、把他绳之以法。’”
“他问我渴不渴,我说很渴,于是他给我拿来一罐可乐。喝完后,他问我一些感恩节过得怎样以及学校可好之类的话;突然,他说:‘我告诉你,李,外面现在有人怀疑你的清白。我相信你肯定愿意做测谎试验,让他们相信你是无辜的,这样他们也好赶快去抓真凶。’然后他说:‘李,这可怕的事不是你做的,是不是?如果确实是你做的,现在就是你净化自己灵魂的时刻。’我想,这又有什么分别呢,于是我坦白了,说出了全部的真相。他不断地摇着头,搓着手,眼睛上下翻着。他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我必须向上帝坦白,必须把我对他讲的这些告诉警察,只有这样我的灵魂才能得到净化,问我愿不愿意。”看到犯人点头同意,这位精神导师于是走进隔壁的一间屋子,里面挤满了焦急等待的警察。他得意地发出邀请:“去吧,那小子准备坦白了。”
安德鲁案件后来成为法律与医学改革运动的起点。在审判期间,安德鲁以自己心智不正常为由请求法庭判他无罪。但在审判开始前,曼宁格尔诊所的精神治疗医生已经对他作了详细的检查,确诊他患有“单纯的人格分裂症”。所谓“单纯”,诊断者指的是安德鲁没有错觉,也没有幻觉,他的主要病症就是无法把自己所想和所感区分开来。他明白自己行为的本质,知道这是法律禁止的,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用约瑟夫·萨顿医生的话说——他也参与了检查,“罗维尔·李·安德鲁无论对什么都毫无感情。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是唯一重要、唯一有意义的人。在他自己的那个幻想世界里,杀死他母亲跟杀死一个动物、一只苍蝇一样,没有什么不对的。”
在萨顿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看来,毋庸置疑地,安德鲁案件提供了一个“丧失责任感”的最好例证,足以对堪萨斯法庭采用的《麦纳顿法则》发起挑战。如前所述,《麦纳顿法则》认为,如果被告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法理上的而非道德上的——那么就不能认定为精神错乱。令精神病学专家和开明的陪审员们感到失望的是,《麦纳顿法则》不但在英国法庭大行其道,而且在美国也占据主导地位,全美只有大约六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别行政区的法庭采用的是比较宽松但也有人评为不切实际的《达拉莫法》。该法规定如果被告的违法行为是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的结果,那么被告将不负法律责任。
总而言之,安德鲁的辩护者们,曼宁格尔诊所的精神病学专家和两位一流的律师,希望能取得一个法律上的里程碑似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必须说服法庭用《达拉莫法》代替《麦纳顿法则》。如果那样的话,由于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他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么安德鲁就不至于被绞死或者被关进监狱,而由州立医院精神病犯人治疗中心监护治疗。
然而,被告一方却错估了被告的宗教导师。那位不知疲倦的达蒙神父,作为控方的首席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他以一种咄咄逼人、喋喋不休的帐篷布道者的姿态对法庭表示:他经常警告安德鲁这位前主日学校学生,上帝的愤怒即将到来。“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你的灵魂更重要。在我们的交谈中,你曾多次对我说你的信仰薄弱,你不信上帝。你知道所有的罪都是违反上帝意志的,上帝是你最终的审判者,你必须对他作出回答。我这样对他说,是要他明白他做的事情是多么可怕,对于他犯下的罪行,他必须对全能的主作出回答。”
很明显,达蒙神父下定决心:年轻的安德鲁不但要向全能的主认罪,也要接受世俗法律的惩罚。正是因为他的证词,再加上被告的坦白交代,这个案子很快就定了案。主审法官采用了《麦纳顿法则》,陪审团也应起诉方的要求,对凶犯作出了死刑的判决。
五月十三日,星期五——原定的史密斯与希科克执行死刑的日子,两人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堪萨斯州最高法院应其律师的请求,批准暂缓执行死刑。同一时期,安德鲁的案件也受到最高法院的复核。
佩里的牢房紧挨着迪克的;虽然彼此看不见,但可以很方便地谈话。然而,佩里很少和迪克说话,这并非因为两人之间所谓的憎恶,(经过几次不冷不热的交谈之后,他们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相互容忍:像一对连体婴一样,虽然志趣不投,也只有接受不可分离的残酷现实。)而是因为佩里还像以前一样小心谨慎、神神秘秘、疑神疑鬼,不愿其他犯人无意中听到他的“私事”,尤其不愿让安德鲁听见。在牢里,人们都叫他安迪。安德鲁受过教育、上过大学、谈吐文雅、头脑聪明,对佩里而言,他简直是个诅咒。虽然佩里所受的教育没有超过三年级,但却总认为自己比他所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更有学问,他乐于纠正他们,尤其是他们的语法和发音。但现在,这儿突然来了这么个人,“而且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居然不停地纠正起他来了!这能怪他不愿意开口吗?与其被这个大学生挑刺,还不如闭嘴少讲话。像什么:“如果你想要表达‘与我无关’这个意思的时候,不要说成‘不感兴趣’。”安德鲁是好心,并无恶意,但佩里却恨不得把他下油锅炸了!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从不让别人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恨安德鲁。有一次,他在安德鲁面前丢了面子,坐在牢里生闷气,一天三顿饭,他一口也没吃。到六月初时,他开始绝食。他对迪克说:“你尽管去等那条绳子吧。我可等不了了。”从那时开始,他滴水不沾,也不和任何人说话。
绝食持续了五天,典狱长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第六天,他下令把史密斯转到监狱的医院,但是这次搬家没能动摇佩里的决心;无论多么努力地强迫他进食,他总要反抗,拼命摇头,咬紧牙关,嘴简直比马蹄铁还硬。最后不得不绑住他全身,通过静脉注射或者鼻饲来强迫他摄取营养。即使这样,在接下来的九个星期里,佩里的体重还是从一百六十八磅下降到一百一十五磅。医生警告典狱长,单纯靠强迫进食恐怕不能维持病人的生命。
虽然迪克对佩里的意志力印象深刻,但却不认为他的目的是自杀;甚至当他听说佩里已经陷入昏迷时,他还对安德鲁(此时两人已经成了朋友)说,他的前同谋是在演戏,“他只不过想让他们以为他疯了。”
安德鲁是个饕餮之徒(他的一个剪贴簿上贴满了可口的食物图片,从草莓脆饼到烤乳猪,应有尽有),他说:“也许他真疯了。把自己饿成那样。”
“他就是想离开这儿。演戏哪。这样人家就会认为他疯了,把他送进疯人院。”
迪克后来很喜欢引用安德鲁的回答,因为在他看来,安德鲁的回答是最能代表这个小伙子“可笑想法”的一个典型,是他不切实际的“自鸣得意”的一个标本。安德鲁是这样回答的:“不过,让我绝食,把自己活活饿死,我可做不来。其实早晚我们都会离开这里。要么走出去,要么在棺材里被人抬出去。我自己?我才不在乎是走出去,还是被人抬出去。结果都一样。”
迪克说:“安迪,你的问题在于你不尊重生命,包括你自己的在内。”
安德鲁同意迪克的说法。“而且,”他说,“我想告诉你点儿别的事。如果我活着离开这儿,我的意思是越狱、消失。那么,也许没有人能知道安迪的下落,但他们一定会忘不了安迪是从哪儿出去的。”
整个夏天,佩里都处于半昏迷状态,他汗水淋漓,软弱无力地昏睡着。各种声音在脑袋里嗡嗡作响,其中一个不断地询问他:“耶稣是谁?耶稣在哪儿?”有一次他醒来大叫:“鸟就是耶稣!鸟就是耶稣!”他最喜欢的一个旧日的幻想——自己是“佩里·奥帕尔森”,在舞台上表演“一个人的交响乐”——此时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地点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夜总会。在那里,佩里戴着白色礼帽,穿着白色晚礼服,潇洒地走到聚光灯下的舞台上,轮流表演口琴、吉他、五弦琴和一口小鼓,还演唱了《你就是我的阳光》,之后他沿着镀金的布景台阶跳起踢踏舞,一直跳到台阶顶端,站在台上鞠躬致意。但是没有掌声,几乎是鸦雀无声。宽敞而华丽的大厅里挤满了数千位观众。奇怪的是,大部分是男人,而且是黑人。汗流浃背的表演者盯着观众,终于理解了他们为什么沉默不语,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这些人都是幽灵,都是受到法律制裁,或被绞死、或被毒气熏死、或被电椅电死的鬼魂,他同时意识到自己将加入他们,那条镀金的台阶是通往绞刑架的,他所站着的舞台底下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他的礼帽掉了,大小便失禁了,他进入了来世。
一天下午,他从梦中醒来,发现典狱长站在他床边。典狱长说:“看起来你好像在做噩梦?”但是佩里没理他。典狱长曾来过医院几次,试图劝说犯人停止绝食。这次他说:“我有东西给你。是你父亲寄来的。我想你也许想看一看。”此时,佩里的脸色几乎像磷光那样惨白,只有深陷在眼窝中的两只眼睛闪烁着光芒,注视着天花板。遭受拒绝后,典狱长把一张风景明信片放在病人的床头,离去了。
那晚,佩里读了明信片。信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蓝湖,是写给典狱长的,笨拙的字迹是佩里很熟悉的,上面写到:“亲爱的先生,得知我儿子佩里由您看守,请告诉我他做了什么错事?如果我去,是否可以见到他,请写信告诉我。我一切都好,愿你也一切如意。特克斯·史密斯。”佩里撕碎了明信片,但信的内容却印在了他脑子里。寥寥数语复活了他的感情,恢复了他的爱与憎,使他想到自己还活着,而此前,他一直想死。后来他告诉一位朋友,“我决定活下去,那些想夺走我生命的人再也别想我帮他,想要的话,就自己来拼吧。”
第二天早晨,他要了一杯牛奶,这是十四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主动要求吃东西。他开始喝蛋酒和橘子汁,体重也渐渐恢复。到了十月,监狱医生罗伯特·穆尔认为他已经恢复健康,可以送回死牢。当他回到那里时,迪克笑着说:“亲爱的,欢迎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