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河野联络说那名重考生打电话来了。在局里等着的大块头警察和裕之搭出租车前往大约十分钟车程的河野事务所。

裕之和我都是第一次来河野的事务所。不出所料，那是一栋旧楼，但是室内收拾得很整齐，墙边有两个可能是用来塞档案、看起来沉甸甸的柜子，接待用的椅子频频嘎吱作响。

“你叫我们躲在隔壁房间，可是根本没别的房间！”

裕之抗议道，侦探不以为然地说：

“有小厨房和厕所，可以拉上隔间用的门，里面有椅子。”

大块头警察什么也没说，可能是在抽烟。明明心脏不好，就是戒不了烟。

三人各就各位，大概等了两个小时左右。我在裕之的内袋里，感觉着他的心跳。他好像不怎么紧张。

电话响起，侦探拿起话筒——是那个重考生打来的。电话很快就挂断了。

“他说不舒服，改明天。”

侦探没有特别失望。大块头警察从狭小的厨房出来，似乎打了个哈欠——我听见呻吟般的声音。

“那明天也要这样吗？”裕之夸张地说道。

“是啊。”

“直到那家伙过来？”

“没错。”

“我跟女朋友约好了要去听音乐会！”

大块头警察说：“是舞子小姐吧？你不是说她有很多朋友吗？那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人陪了。”

椅子又嘎吱作响，大块头警察好像坐了下来。接着传来侦探起身到厨房的脚步声，或许是去泡咖啡。

“放心吧。不能随心所欲地约会是干这一行的宿命。就算是这样，据我所知，同事里还没有人忙得没法结婚。”

“这么说是没错……”

“和她不顺利吗？”

“没那种事……”

大块头警察果然非常擅长问话，于是裕之把即将和舞子同居的事招了出来，说到一半他却欲言又止。大块头警察说：

“哎，侦探，你也有过像他那样的时候吧？”

侦探很干脆地回答“是的”。

“我当然也有过。听到这些话就让人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这就是裕之单纯的地方（就男人来说，也太多嘴了），他连买戒指的事都说出来之后，心情变好了。

“这样的话，就算不能去听音乐会，舞子小姐也会饶了你吧。把票让给她的朋友吧。”

裕之说出他们平时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顺从地说：“好吧。”虽然只有一点点，但还是觉得他挺可怜的。

一直沉默不语的侦探冷不防地问道：

“她是做什么的？在大公司上班吗？”

裕之回答：“是人才派遣公司。好像比待在同一个企业更灵活、有趣。”

“老家呢？”

这个问题让裕之不太高兴。“你问这个做什么？那是我女朋友，跟你没关系吧？”

“说得也是。失礼了。”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侦探为什么问这种问题？但这也提醒我了，舞子的老家在哪里？

我这才发现，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家人或故乡，难道这就是她那种“结婚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我只想和你在一起”独特冷漠的想法的原因吗？

没错，裕之应该也不清楚她的老家在哪里。我都没听说，他应该也没听过。我揣着他的活动资金，连宾馆都一起去了，所以这一点我很确定。

“哎，你让我们见那个重考生，目的是什么？”

大块头警察喝着不知是茶还是咖啡的液体问道。侦探回答：

“我有个异想天开的假设。”

“喂！”

“为了让你们接受我的假设，作为参考，我觉得先让你们看看打电话给我的那个重考生比较好。”

但是这件事只能留到明天了。

回到局里，裕之打电话到舞子上班的地方，为明天可能无法赴约向她道歉，并且说会把票寄放在那家咖啡厅。从裕之的声音听来，舞子好像没有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