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已故的父亲要是得知他今天能成为建筑行业的顶尖专家，坐在市内高楼顶层的办公室里，一定会感到巨大的惊喜和满足。

丹尼尔·哈德森·伯纳姆于一八四六年九月四日出生于纽约的亨德森，全家虔诚地信奉新教会[3]“顺从、谦卑及参加公共服务”的教理。一八五五年，伯纳姆九岁的时候，全家搬迁到芝加哥。他的父亲在这儿创办了一家成功的药品批发公司。学生时代的伯纳姆非常平庸。“根据旧中央学校的记录，他的平均成绩仅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同学，”一位记者发现，“而他取得最好成绩时似乎也只超过百分之八十一的同学。”不过，在绘画方面，他却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并且乐此不疲。在他十八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到东部接受私人教师的指导，为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做准备。事实证明，他有严重的考试焦虑症。“和我一起考哈佛的另外两位考生都没我准备得充分，”他说，“但他们俩都轻松通过，我却落选了，有两三场考试我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考耶鲁的时候他也遭遇了同样的事。两所学校都没考上，他一直对此难以释怀。

一八六七年秋天，二十一岁的伯纳姆回到了芝加哥。他打算在有机会大展拳脚的领域内找工作，于是加入了洛林-简尼建筑公司，做了一名绘图员。一八六八年，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并告诉父母他想成为“全市或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不过，第二年他就辞职和朋友去了内华达，想试试自己淘金的手气。但淘金也失败了。他乘坐运送牲口的车子身无分文地回到芝加哥，加入了一位名为L.G. 劳雷安的建筑师的公司。之后，芝加哥便发生了一八七一年十月的大火，万物烧尽，风火肆虐，损失惨重。这场大火烧毁了近一万八千幢房屋，令超过十万人无家可归。这场灾难为市里的建筑师们带来了无尽的工作。不过伯纳姆选择离开建筑行业，转而去卖厚玻璃板，却失败了。后来他转行当了药剂师，但也没干多久。他写道：“不论干什么，一件事情做久了就会腻，这是我们家族的遗传。”

伯纳姆的父亲又气又急，于是在一八七二年把儿子推荐给了建筑师彼得·怀特。怀特欣赏这位年轻人的绘图技术，雇他为绘图员。当时伯纳姆二十五岁。他喜欢怀特，也喜欢这份工作。他尤其欣赏怀特的另一名绘图员，一位名叫约翰·唯尔本·鲁特的南方人，比他小四岁。鲁特一八五〇年一月十日出生于佐治亚州的伦普金，是一名音乐神童，在能开口说话之前就已经会唱歌了。内战期间，亚特兰大到处硝烟滚滚，鲁特的父亲安排他乘坐南部邦联[4]的船穿越封锁线偷渡到了英格兰的利物浦。鲁特被牛津大学录取，不过在他入学前，内战就结束了。他的父亲吩咐他回美国，回到纽约的新家，进入纽约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后来，他成了设计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建筑师的绘图员。

伯纳姆很快就喜欢上了鲁特。他欣赏鲁特的白皮肤、健壮的胳膊，还有埋首于绘图桌的姿势。他们成了朋友，然后成了合伙人。一八七三年，美国经济遭遇大恐慌，全国经济受到了重创，但在此前的三个月里，他们获得了第一桶金。这一次伯纳姆坚持了下来。他和鲁特之间的合伙关系支撑着他。他们的合作填补了各自的缺陷，让两人可以各施所长。他们费尽心思寻找自己的客户，同时也为其他更成熟的公司做事。

一八七四年的某一天，一个男人走进了他们的办公室。这短暂的一瞬间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他身着一袭黑衣，看起来平凡无奇，但他过往的经历中却充斥着流血和死亡，获得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利润。他是来找鲁特的，不过鲁特有事出城了，于是他向伯纳姆做了自我介绍，自称约翰·B·舍曼。

这次自我介绍并不需要详细叙述。作为联合牲口中心的负责人，舍曼操纵着一个血腥帝国，手下有两万五千个男人、女人和孩童，每年屠杀的牲口多达一千四百万头。芝加哥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都直接或间接靠着联合牲口中心创下的经济效益过活。

舍曼挺喜欢伯纳姆。他欣赏伯纳姆强健的身躯，蓝色眼睛里坚定的目光，以及主导谈话时自信满满的样子。舍曼委托他们的公司在二十一街普莱利大道上建造一栋宅子。这个区域居住着许多芝加哥的重要人物，时不时就可以看到马歇尔·菲尔德、乔治·普尔曼和菲利普·阿莫尔一起走路去工作，三人都身着黑衣，可谓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鲁特画了一栋三层宅子的草图，带山形墙和尖顶，屋身砌红砖、浅黄色砂岩、蓝色花岗岩和黑色板岩。伯纳姆进一步完善了设计图，并且指挥了建造过程。一天，伯纳姆正好站在宅子的大门口，思考着工作的事情，这时一个看起来有些高傲的年轻男子迈着古怪的步伐（并非出于自负，而是先天的毛病）朝他走来，自我介绍为路易斯·沙利文。伯纳姆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至少目前还没有。沙利文和伯纳姆交谈了一番。沙利文当时十八岁，伯纳姆二十八岁。他私下里告诉沙利文，自己并不满足于建一辈子的房子。“按我的想法，”他说，“我要做大事业，处理大事，和成功的大商人打交道，建立一个大公司，因为没有一个大公司是做不成大事的。”

约翰·B·舍曼的女儿玛格丽特经常来工地参观。她年轻漂亮，满头金发。玛格丽特确实认为这座宅子很棒，不过她更欣赏那个在石堆、砂岩和木材间游刃有余的建筑师。她来得很勤，总是以她的朋友德拉·奥德斯就住在街对面为借口。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伯纳姆最终心领神会、向她求婚了，她点了头。伯纳姆求爱的过程非常顺利，可之后就传来了丑闻。伯纳姆的兄长涉嫌伪造支票，他们父亲的药品批发生意因此受了影响。伯纳姆立刻前去拜访玛格丽特的父亲，要求解除婚约，理由是他们不能在丑闻的阴影下结为连理。舍曼告诉他，自己尊重伯纳姆的荣誉感，不过反对解除婚约。他心平气和地说：“每家都有一只黑羊[5]。”

没过多久，舍曼作为一名有妇之夫，就和一位朋友的女儿私奔去了欧洲。

伯纳姆和玛格丽特于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日结为夫妻。舍曼在四十三街和密歇根大道的交汇处购置了一栋房子，靠近湖边，更重要的是离牲口中心不远。他希望大家住得近一点儿。他欣赏伯纳姆，也赞成这桩婚事，不过他并不完全信任这个年轻的建筑师。他认为伯纳姆酗酒的问题有点严重。

舍曼对于伯纳姆品性的怀疑并不影响他对其建筑才华的钦佩。他又委托伯纳姆的公司建造了其他的房子。出于极大的信任，他委托伯纳姆-鲁特公司为联合牲口中心建造大门，希望这个大门能反映出该中心蒸蒸日上的地位。于是伯纳姆的公司建造了石门，包括三座拱门，门身由莱蒙特灰岩建成，铜制门顶，中间的拱门顶上雕刻着约翰·B·舍曼最心爱的“舍曼公牛像”——毫无疑问出自鲁特之手。这座石门变成了一个地标，直到二十一世纪都岿然不动，而此时离最后一头猪跨过那座被称为“叹息桥”的巨大木制斜坡进入极乐世界已经很久了。

鲁特也娶了牲口中心一名高管的女儿，不过他的人生没有这么顺利。他为牲口中心的总裁约翰·沃克设计了一栋房子，认识了沃克的女儿玛丽。然而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玛丽患上了肺结核。病情很快恶化，不过鲁特没有解除婚约，尽管人人都知道他要娶的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婚礼在鲁特设计的房子里举行。一位名为哈瑞特·门罗的诗人朋友与其他宾客一起等着新娘出现在楼梯口。门罗的妹妹朵拉是唯一的伴娘。“等待了太久，大家都吓坏了，”哈瑞特·门罗说，“不过新娘最终还是挽着父亲的手臂出现了，站在楼梯转角处的她简直就像个面色煞白的幽灵。她迈着缓慢的步子走来。噢，她步履蹒跚地拖曳着缎面婚纱，迈下宽阔的阶梯，穿过大厅，走到了爬满鲜花和藤蔓的明艳凸窗旁。整个画面诡谲异常，令人感伤。”鲁特的新娘瘦骨嶙峋，面色惨白，只能用耳语般的音量念出誓词。“她愉快的神情，”哈瑞特·门罗这样写道，“仿佛骷髅上挂着珠宝。”

结婚不到六周，玛丽·沃克就病逝了。两年后，鲁特娶了伴娘朵拉·门罗，此举很有可能伤了她诗人姐姐的心。毫无疑问，哈瑞特·门罗也深爱着鲁特。她住得不远，经常来鲁特和朵拉位于亚斯特街的家里探望他们。一八九六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鲁特的传记，内容简直会让天使都脸红。不久，她在回忆录《诗人一生》中，将鲁特和妹妹的婚姻形容为“如此美满和睦，甚至我自身关于幸福的梦想都得到了印证，也希冀能有幸如他们这般幸福，从此再难将就”。然而哈瑞特却从未找到同样美满的爱情，只好将一生奉献给诗歌，最终创办了《诗歌》杂志，并借由这份杂志让埃兹拉·庞德[6]得到了全国的瞩目。

鲁特和伯纳姆的事业非常成功。生意如瀑布一样涌向他们的公司，部分原因是鲁特设法解决了一个自从芝加哥建市以来就困扰着建筑师们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之后，他使芝加哥变成了摩天大楼的摇篮，即使这座城市下的土质非常不适合建造高楼。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芝加哥经历了爆炸式的发展，土地价值增长到了人们从未想象过的水平，尤以市中心以环状有轨电车的轨道而得名的“环线”范围内为甚。随着地价陡增，土地所有者开始想方设法提高投资回报。从未利用的广阔天空在向他们招手。

建造高楼的最大的障碍无非是人类爬楼能力有限。鉴于十九世纪人们的饮食结构不合理，大多数人体力都不太好。不过，电梯出现了，同样重要的是，伊莱沙·格雷夫斯·奥德斯发明出了阻止电梯自由坠落的安全装置。这些发明的问世扫清了这一障碍。不过，要建高楼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芝加哥令人头疼的土壤结构。一位工程师曾经形容，在芝加哥打地基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比不上的挑战”。基岩位于地下一百二十五英尺处，按照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建造技术，考虑到经济和安全因素，工人根本无法到达这样的深度。这个深度与地表之间充满了泥沙和黏土的混合物，中间渗满了水分，被工程师们称为“秋葵浓汤”，就算只在上面建很简单的建筑，其重量也会使地面下陷。因此建筑师在设计首层与人行道相交的房屋时会特意抬高四英寸，这样一来，当房子下陷时，人行道就与地面平齐了。这样的操作已经成为惯例。

当时只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土质问题：第一种是只建矮房，避开麻烦，另一种是利用沉箱一路挖到基岩。后者要求工人挖掘深深的竖井，支撑住井壁，朝每一口井内打入足量的空气，利用高压将水分隔离。由于会造成减压病，甚至会造成死亡，这种操作让人闻之色变。这种技术主要由建桥的工人使用，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约翰·奥古斯都·罗布林[7]就曾在建造布鲁克林大桥的过程中使用沉箱，这也是沉箱应用的有名案例。不过美国最初使用沉箱的时间更早，是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四年间，詹姆斯·B·伊兹[8]在圣路易斯建造密西西比河上的大桥的时候。伊兹发现工人们在到达地下六十英尺后就开始出现减压病症状，而这个深度只是芝加哥的沉箱需要到达的一半左右。共三百五十二名工人在这座桥梁让人闻之色变的东沉箱中劳作，与气压有关的疾病导致其中十二人死亡，两人残疾，另有六十六人负伤，伤亡率超过百分之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