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病院”、“梦境”、“双重性”也是久作小说的关键词。如《复仇》、《狂气地狱》都写了被幽闭在精神医院里作为受实验者而存在的“我”看到的世界；《虫之命》写了身为人类的勘太郎和变身为虫的勘太郎的不同体验；《大楼》写了“我”看到只有一墙之隔的另一个“我”；《病院》写了接受精神治疗的病患“我”和对精神病人实施试验治疗的脑髓研究家“我”之间发生的事；《奥莎贝丽公主》、《正梦》写了主人公看到自己以前（包括胎儿时）做过的梦都应验了。这三方面主题在梦野久作之毕生杰作《脑髓地狱》中也都有着深邃体现。

《脑髓地狱》：久作异风的集大成者

关于久作的《脑髓地狱》，前文已经提及其创作的经过，从构思到起草，到形成初稿，再到改稿、校稿，直到最终成书，所费时间之长、心力之巨、过程之曲，都是其他作品无法相比的。可见，《脑髓地狱》是久作倾注一生的作品，仿佛就是久作的镜像，是其风格的集大成者，是梦野文学的“一切”，也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作，更是世界新史上一支让人震撼的奇葩。也就是说，《脑髓地狱》一书绝对值得我们反复研读。

作品的大致内容如下：一名男子在从未见过的房间醒来，惊恐发现对自我的陌生与不安。隔壁女子凄怨沉痛的叫喊，向他诉说两人的关系，诡异而惨绝的讯息更令他恐惧。一位名叫若林镜太郎的人出现，自称代替已故的正木教授来完成以男子为实验对象的疯子解放治疗，借此帮助他恢复记忆，解开离奇案件的真相。然而，已死的正木教授却又突然出现，提供了许多扑朔迷离的线索，男子回溯祖先的历史，潜藏在基因中辗转遗传到他身上的祖先记忆“唤醒”……究竟，事件的真相是什么？男子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引起正木敬之和若林镜太郎“心理遗传学”研究兴趣的大事件的真凶究竟是谁？精神科学犯罪真的存在吗？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谜团愈加错综复杂，让读者不知哪些是真实，哪些是梦境，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留待小说的结尾才会揭晓。

下面谈谈《脑髓地狱》的结构。之前已经提到，小说采用了“作中作”的“套匣式”故事结构，但绝非普通的“套匣”。中国有句俗话用来形容物品的繁复，叫“里三层，外三层”。不错的，《脑髓地狱》正是如此。这部书的外层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起首的《卷头歌》、以“我”为视点进行主观叙述的“地之文”和大量具备“作中作”意义的文件资料“书简群”。其中的“书简群”又由好几个部分组成，即所谓的“里三层”，大致包括这些内容：和歌《疯子地狱邪道祭文》、正木教授访谈录《地球表面是疯子最大的解放治疗场》、“绝对侦探小说”《脑髓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学术论文《胎儿之梦》和手记《空前绝后的遗书》。但这还没有完，因为“书简群”中篇幅最巨的《空前绝后的遗书》又由几部分构成，且叙述方式也不尽相同，遗书、电影剧本、小说、案件笔录、人物访谈等多种文体夹杂在这个所谓正木教授死前撰写的手记之中。然而，《脑髓地狱》的构成虽笼统地冠以“套匣式”的名号，其内部的复杂程度却远非笔者上文寥寥几笔所能带过，因为所谓“里外诸层”，可不是简单的包含、并列关系，梦野将“双重性”、“一人多角”、“多重解答”等手法巧妙地运用到各层面的文字叙述中，从而造成了其关系表现出既层层递进、又互为呼应的复杂状态。“地之文”中的叙述者“我”与杀人事件的嫌疑犯“吴一郎”，两人的身份时而重叠，时而分离；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旷世恋情和“我”又有何关系；从事精神病理学和心理遗传学研究的正木敬之教授，时而死去留言，时而现身说法，一会儿变成故事主角，一会儿又成了“旁白”，一会又突然成了“吴一郎”的生父，还有个“面黑楼万儿”的怪名；若木镜太郎和绝世美少女是何关系，为什么要消除她的人世身份，是为了精神科学的研究，还是另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结构上的模糊和暧昧，使得本作的语言带有某种妖魅气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往往会有“无法读下去”、“这些内容哪些是事件真相、哪些是梦境描绘，实在把握不住”的感觉，对所接触到的故事信息产生“不信任感”和“无力感”，这也是《脑髓地狱》之所以被视为“奇书”的原因之一。其实这种“不信任感”和“无力感”，从小说起初的主叙述者“我”于嗡嗡嗡的杂声中醒来却想不起来自己是谁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建立。而与岛田庄司的名作《异邦骑士》相比，同样是基于失忆者确认身份、找寻“过去”的主设定，随着情节的演进，《异邦骑士》是让读者越来越清楚，迫切期待揭开谜底的那一幕，《脑髓地狱》则是让读者越来越糊涂、不知谜底隐藏在哪里（自己是否错过了？）。“就这么跟着‘我’发疯了，《脑髓地狱》这个‘假想现实装置’好恐怖啊！”一位日本读者如是说。

那么如何破除这种“无力感”呢？笔者觉得对于“地之文”和“书简群”的准确解读是其关键。对于《脑髓地狱》这本书来说，“作中作”的模式并不仅仅是指称内容博大精深的“书简群”，“地之文”在描述正木敬之起居室的内部陈设时，也曾涉及很多与小说主旨、主要情节、重要人物有关的东西（那些摆放在玻璃柜中，由住院病患基于“我的脑筋已经痊愈，请让我出院”的意义，提出给主任教授之物；还有一些珍贵的研究资料，如精神病患发作前后的表情对比照片、属于因精神病而灭门的家庭传家之宝物的幽灵画像等），其中最骇人的便是“收容在附属病房的一位年轻大学生”写成的标题同为《脑髓地狱》、叙述内容也与《脑髓地狱》诡异般相似的文章。关于这篇“作中作”的《脑髓地狱》，小说《脑髓地狱》是如此描述的：“我忽然发现这个橱柜最后面，也就是玻璃橱门坏掉的角落里，与其他陈列品有一点距离的位置上放置着一件奇妙的东西……那是装订成约莫五寸高度的稿纸，似乎曾被相当多人的阅读过，最上面的几张已经破破烂烂了，而且很脏。我从玻璃破裂处小心翼翼伸进手。仔细调查后发现总共有五册，每册的第一页都以红墨水写上很大的阿拉伯数字编号和Ⅰ、Ⅱ、Ⅲ、Ⅳ、Ⅴ。翻开最上面一册破烂的第一页仔细一看，内容是用红墨水写成，而且就像写笔记一般写成横书的好像和歌的句子……下一页是黑墨水以哥德式字体所写的标题DOGURA.MAGURA，但并无作者的姓名。开头第一行字是以‘……嗡嗡——嗡——嗡嗡嗡……’的片假名行列开始，而最后的一行字同样是以‘……嗡嗡——嗡——嗡嗡嗡……’结束，感觉上好像并非一气呵成的连贯小说，而是有点像捉弄人般、带着相当疯狂性质的原稿。”这样的叙述以及若林博士关于该文章的解说，读者难免都会将这个“作中作”和《脑髓地狱》这整部小说本身重叠在一起，因为《脑髓地狱》最初也以《卷头歌》起头，正文部分也是以“……嗡嗡嗡……”的片假名为始终的“咬尾蛇”样式，而且在内容方面也非常相似。作者在后文又借了《空前绝后的遗书》中的“正木博士”之口，对“作中作”的《脑髓地狱》的真正作者“吴一郎”很可能就是正本《脑髓地狱》的叙述者“我”这一点进行了明显暗示，可又不能完全确认此点，因为两者在某些细节方面仍存在差异。而且“我”见到了那个精神病患“吴一郎”，但对方的长相和“我”几乎一模一样，那么究竟“我”和“吴一郎”貌似一人实则两人，还是“我”作为“吴一郎”在梦中虚造出的形象而存在（“我”的所见所想都是梦境）呢？“其中插入的事实非常离奇，全篇百分之百到处重叠着科学趣味、搜奇情趣、色情表现、侦探旨趣、无知品味和神秘气息等眩惑性的构思，如果冷静读完，会发现弥漫着一股恐怖的妖氛……一位恋慕着神似这位腐烂的美人生前形貌的现代美少女的英俊青年，在无意识之间犯下的残虐、背德、不忍卒睹的杀人事件的调查报告……这类东西与各种令人费解的事掺杂在一起，与主要情节毫无相关的状况如万花筒般旋转出现，可是阅读之后却发现其中的每句皆变成极重要的主要情节记述……不仅这样，这种魔幻作用的印象从最前面的深夜唯一时钟声音开始，逐一发展之后，在不知不觉间又回到最初听见的深夜唯一时钟声音的记忆……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精神病患者在某个深夜里听到钟声的一瞬间所做的梦，而这一瞬间所做的梦却让人觉得有二十几个小时之久，所以如果以学理说明，最初与最后的两个钟声，实际上应该只是同一个钟发出的同一个声音……”若林博士看似在评价“作中作”，可又像是梦野久作借题发挥，在向读者阐述《脑髓地狱》的玄妙。应该说，这样的故事设置颇类似于中国的著名儿歌：“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讲故事……’”我们说，后世的推理小说中“作中作”的意义多半是用以增加“模仿杀人”的恐怖气氛的，这和爱伦·坡在其恐怖小说名作《鄂谢府的倒坍》中的处理手法是一脉相承的；但像《脑髓地狱》这样，将“作中作”与小说正本等同起来，有意掩盖两者的差异性，制造“梦野久作（小说正本作者）＝‘我’（小说正本叙述者）＝‘吴一郎’（作中作的作者）”的“阅读错觉”，而又不在作品中予以明确揭示，将真相的关键点隐藏于字里行间，读者深陷“身份模糊”与“情节暧昧”的泥淖之中，如此写法实属罕见，不仅达到了心理恐怖的气氛效果，还提高了文本解读的难度，可谓一箭数雕。

和“作中作”近似，出现在“书简群”中的作品也堪称绝品，令笔者大开眼界。从《疯子地狱邪道祭文》到《空前绝后的遗书》，洋洋洒洒的五篇文章，占去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且文体、风格各具特色，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也是递增渐深的，以“我”的视点阅读下来，对于精神科学犯罪、精神病理学和心理遗传学的相关知识基本能够理解了，不管这些内容是否符合“唯物科学”的精神态度，仅从文学作品和科普小品的标准来考量，再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一个创作背景来审视，《脑髓地狱》的核心理论能够做到“自圆其说”并让读者信服，已经足以证明其伟大了。笔者不才，仅对“书简群”试作简析。《疯子地狱邪道祭文》用“和歌体”的形式向读者描述了自古到今社会和医学界对于精神病患的处理方式之黑暗内幕，其中列举的一些病患实例，也与“我”的“实际观察”及若林镜太郎、正木敬之与“我”的谈话内容相呼应，对于整个“书简群”来说，本文的主要作用是“立论”，因为其所揭示的内幕既是激发正木博士研究兴趣的诱因，也是其决定使用空前绝后的心理遗传学原理对精神病患进行施救，并希望得到全世界普遍认可和赞誉的源头，而且实践性和文采性兼具的“和歌体”祭文毕竟比仅为理论阐述的学术论文《胎儿之梦》更能带来真实感。之后的《地球表面是疯子最大的解放治疗场》，以谈话录的方式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地球上人人都是疯子，正常人和狂人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精神异常，包括正在读这篇剪报文章的故事叙述者“我”和正在读这本《脑髓地狱》的读者“您”，也不例外。从这个层面再予以分析，似乎“书简群”中文章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颇令人怀疑，毕竟视点是尚不知精神状态正常与否的“我”，然而一旦这样考虑，会不会又一次陷入作者可能刻意安排的“循环论证”、“自相矛盾”之怪圈呢？阅读《脑髓并不是思考事物的地方》这篇所谓的“绝对侦探小说”的时候，仿佛又有类似于被“作中作”的《脑髓地狱》“耍弄”的感觉。本作的内容以正木博士的《脑髓论》为外衣，以病患青年“阿呆发愣博士”的精神病理学题材的演讲稿为内核，说明的论点也很明确，就是“脑髓不具备自主思考能力，只起着貌似电信局的信号中转职能”，“真正对人类行为发生作用的是人体单个或多个细胞的反射交感本领”。这样的论断，不管是在小说环境中，还是在作品成书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抑或如今笔者自己所了解的知识环境中，都是近乎开历史先河似的。仿若以此文打头炮一样，论述更加专业的《胎儿之梦》开始了，文章中叙述者“正木博士”以不失言简意赅、鞭辟入里的语言进一步对细胞的反射交感能力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一能力是人类祖先的遗传记忆历史积淀的结果”，其本质是“心理遗传”。这一理论将所有唯物科学方面的难解问题一笔勾销了，倒好像那些亘古以来的不可思议的灵异现象和梦幻事件，都是为了证明出现在这里的“心理遗传理论”的正确性才存在的。《胎儿之梦》带给我们思维上的冲击是巨大的，令人茅塞顿开，仿佛艰深的理论都和桌上的物品一样了然于眼前。同时本文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为精神科学犯罪案例存在之可能性作理论准备，因为“事实总是存在于研究之前”。日本后世的推理小说家松冈圭佑创作心理悬疑惊悚小说《催眠》，本格推理作家们喜好描绘“降灵会”、“笔仙实验”等灵异场景中的杀人事件，其理论依据恐怕都与此有关。关于精神科学犯罪的讨论，主要在正木博士自杀前所撰写的手记《空前绝后的遗书》中有所展现。当然，该“遗书”也是正木博士关于疯子的解放治疗之实验结果报告，其最重要的部分显然就是以吴一郎为主角的两起杀人（未遂）事件之相关资料，因为这部分内容不仅将成为心理遗传学和精神犯罪的实证，也是将整部作品引向核心和主轴的重点。在“遗书”之后，被叙述者“我”认定已然死去的正木博士突然现身，一番对话之后“我”也似乎即将寻回自己的身份，但小说故事却在这时发生了读者意想不到的逆转，由“遗书”中的《缘起》章引出了一段与描绘美人尸体腐烂过程的卷轴画有关的故事：卷轴画的作者为唐玄宗时代的年轻画家吴青秀（梦野久作对此人事迹的刻画有参照“画圣”吴道子生平的痕迹，而那幅《死美人图》及相关情节对于“妖怪推理作家”京极夏彦写作的《巷说百物语·帷子辻》一文恐怕也有些借鉴意义），吴曾深受玄宗宠爱，失去皇宠后的他将妻子黛掐死在秘洞中，并试图将尸体腐烂的过程画在卷轴上，以向皇帝表示不妥协之意，然画笔却跟不上尸体腐烂的速度，随之疯狂的他竟用鹤嘴锄杀死了另一个女人并将其尸体带回秘洞继续作画。愤怒的村民烧了秘洞，而吴青秀也与妻妹芬相好并双双逃去了日本……这则发生于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典故，竟然与吴一郎杀人事件扯上了关系。吴一郎真的是看到了流传下来的卷轴画，祖先的心理遗传得以激活，最终施行了犯罪行为吗？所谓真相，似乎始终游离于虚实之间，正常与异常之间，永堕“如梦之梦”中。《脑髓地狱》的作者梦野久作先生将把读者“您”带向一个怎样的终极地狱，已经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所能“推理”的了，还是请“您”踏踏实实地将全书阅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