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与史蒂文生
山谬.朗霍恩.克莱门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较知名的另一个名字是马克.吐温,他的作品与侦探小说之间的连结并不像他的美国书迷认为的那么密切,但的确也表现出他对侦查技术的深厚兴趣。昆恩曾指出,《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 1883)有一章提及指纹是辨识身分的重要方式,而在《傻瓜威尔逊》(Pudd'nhead Wilson, 1894)中,指纹辨识则成为情节的转折点。马克.吐温是那个年代唯一了解指纹重要性的作家,当时戈尔顿[4]的《指纹》(Fingerprints)才刚出版不久,而美国警方开始采集指纹则是很久以后的事。《案中案》(A Double-Barrelled Detective Story, 1902)是马克.吐温最后与侦查案件有关的作品,对于全知的福尔摩斯稍加戏谑了一番。
回头来看,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5]没有认真尝试撰写侦探小说,似乎让人有些意外。史蒂文生偏好松散的结构,而非紧凑的情节,对警方的工作细节也不感兴趣,却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塑造出神祕的氛围,喜爱描写冒险与犯罪之间的中间地带。虽然史蒂文生与继子洛伊德.奥斯朋[6]合写的几本书都在这样的边缘地带徘徊,但他却始终未曾投身其中。在《入错棺材死错人》(The Wrong Box, 1888)里,他藉由死尸不断出现在不同地方的情节,幽默地嘲讽了一些荒谬的法国侦探,其中一个角色还写了一部名称绝妙的侦探故事《是谁倒转了时钟?》(Who Put Back the Clock?),但此书基本上只能算是闹剧而已。《新天方夜谭》(New Arabian Nights, 1882)由数篇关联松散的故事组成,其中〈自杀俱乐部〉(TheSuicide Club)一文无疑能让本书归类于惊悚小说之列。这篇小说以选中的牌来决定自杀与谋杀的方式,故事开头描述一名年轻人走进「紧邻莱斯特广场旁的牡蛎酒馆」,两名随从各自端着一盘派,强迫客人吃下派,此场景深受亨利.詹姆斯赞赏。《沉船拯救者》(The Wrecker)是惊悚与冒险故事的结合,具有神祕元素,与《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与《炸弹客》(The Dynamiter)截然不同。不过史蒂文生感兴趣的是谜团带来的传奇氛围,而非侦查技术。他在一篇关于《沉船拯救者》的文章中清楚写下自己的感觉,否认这本书是「警察小说或神祕故事」,因为这类作品「表现出伪善与空洞的调性,而这似乎正是它们无法避免的缺陷」。他对这类小说的结论为「虽说迷人,但毫无意义,象是一场西洋棋局,而非与人类有关的艺术作品」。这段话适用于许多侦探小说,而且不仅限于史蒂文生那个时代。
新杂志酝酿侦探小说的新契机
由此可以察觉,在这缺乏重要作品的二十年间,有一种文类正在等待适合的媒介出现。那就是是透过安排线索来进行侦查的故事类型,而中心角色也已经出现——藉由纯粹的理性之光或微不足道的常识来进行侦查的业余侦探或职业探员。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里,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与教育水平的提升,「大众期刊」这个完美的媒介总算出现。它们售价低廉,刊载大量小说与非小说作品,虽然内容轻松,大多平凡无奇,但一般认为,其水平仍比一便士惊悚故事与一角小说来得高。
「我是个普通人,所以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乔治.纽恩斯[7]说。他在一八八○年创办了《趣闻》(Tit-Bits)周刊,这是一份售价一便士的报纸,刊载新闻、从其他期刊或书报摘选的有趣内容,以及读者投稿等。这种模式逐渐兴盛,后来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8]的《回答》(Answers)与西里尔.培生[9]的《培生周刊》(Pearson's Weekly)都模仿或改良了其模式。一八九一年,纽恩斯用《趣闻》的部分利润创办更具野心的《海滨杂志》(TheStrand Magazine)。他模仿大获成功的美国《哈泼杂志》与《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要求每一页都有图片,并刊载优秀有趣的小说。这本杂志的第一期发行于一八九一年一月,销出三十万本。七月时,《海滨杂志》刊载第一篇福尔摩斯短篇小说。这是一系列六则短篇中的第一篇,编辑格林豪.史密斯[10]付给住在伦敦西区德文郡广场二号的亚瑟.柯南.道尔医生每篇三十基尼的稿费。当柯南.道尔被要求撰写第二个系列时,他将稿费提升至五十基尼[11],没想到对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福尔摩斯短篇出现后不久,编辑、读者与作家或多或少都察觉侦探小说已找到在大众文学里的合适位置了。一桩罪案或预谋犯罪,一个谜团,一个透过侦查技巧找出的解答,全都容纳在一篇数千字的作品里。大众反应迅速。《海滨杂志》的发行量很快达到五十万本,并且保持多年不坠。当时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杂志有两本,其中一本是《家庭主妇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十九世纪末的发行量是每期将近一百万本,另一本《孟西杂志》(Munsey's Magazine)每期的发行量是七十万本。这两本杂志与《海滨杂志》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但都刊载了柯南.道尔的小说,后来甚至连《麦克里尔杂志》[12]也刊载了他的作品(一九○○年的发行量为三十七万本),作者本人还将在美国巡回演讲时赚取的五千美元投资在这本杂志。福尔摩斯系列大获成功后,其他杂志的编辑也想刊登类似作品,市场于是快速出现大量同类著作。侦探小说的第一波热潮基本以短篇为主,不允许也不需要角色刻画,但接受在创意方面无限发挥。通常,像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短篇中所展现的天才创意,很可能会被追随者狡诈的模仿作品淹没,但这种事并未发生在福尔摩斯探案上。接下来的将近三十年里,短篇始终是犯罪小说的主要形式,虽说有数百篇复杂、精巧的短篇问世,但回头审视却斯特顿、福翠尔[13]、傅里曼、奥希兹[14]、波斯特[15]等人作品中的精巧转折与情节翻转,大多仍无法胜过福尔摩斯系列最杰出的几部短篇,甚至显得平淡许多。
亚瑟.葛里菲(Arthur Griffiths, 1838-1908),英国军官、监狱管理员、历史学家、作家,一生出版著作超过六十部。
弗格斯.休姆(Fergus Hume, 1859-1932),出生于英国,幼年移民纽西兰,后定居澳洲墨尔本。年轻时曾担任律师,同时努力写作,希望成为剧作家,一生著作等身。
符图内.杜.波高贝(Fortuné du Boisgobey, 1821-1891,旧译名为「鲍福」),法国小说家,写过侦探、犯罪、历史小说及游记。一九○三年,周桂笙在《新小说》上连载波高贝于一八八四年出版的《疤面玛歌》(Margot la Balafrée),是中国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重要作品。
应指法兰西斯.戈尔顿(FrancisGalton, 1822-1911),英国探险家、人类学家、优生学家,也是研究人类智商的先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英国小说家,代表作包括《金银岛》、《化身博士》等书。
洛伊德.奥斯朋(Lloyd Osbourne, 1868-1947),美国小说家,与史蒂文生共合著三本作品,自己另着有其他数本着作。
乔治.纽恩斯(George Newnes, 1851-1910),英国报纸创办人、出版商、政治家。
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 1865-1922),英国报业大亨,其在一八九六年发行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可说是小报(tabloid)始祖。
西里尔.培生(Cyril Pearson, 1866-1921),英国出版人、慈善家,也是《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创办者。
格林豪.史密斯(Greenhough Smith, 1855-1935),《海滨杂志》编辑,他对柯南.道尔的支持与鼓励,是成功打造福尔摩斯这个角色的重要助力。
作者注:另一种说法是从二十五英镑涨至五十英镑。
《麦克里尔杂志》(McClure’s),由山缪.麦克里尔(Samuel McClure, 1857-1959)于一八九三年创办的月刊,以揭发丑闻为主,有大量图像,在二十世纪之初大受欢迎,一九二九年因内部分裂而停刊。
杰克.福翠尔(Jacques Futrelle, 1875-1912),美国记者、侦探小说家,笔下名侦探为凡杜森教授(AugustusS. F. X. Van Dusen),代表作为《逃出十三号牢房》(The Thinking Machine)等书。
艾玛.奥希兹(Emma Orczy, 1865-1947),匈牙利裔英国作家,笔下名侦探为未曾提及姓名的老人,此角色为「安乐椅神探」的始祖,代表作为《角落里的老人》(The Old Man in the Corner)、《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
梅尔维尔.波斯特(Melville Davisson Post, 1869-1930),美国作家,笔下名侦探为艾布纳叔叔(Uncle Abner),代表作则为「艾布纳叔叔」系列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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