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小说的存在，是因为大众察觉到专门的谍报机构是国家机密的潜在威胁，同时也慢慢了解谍报行动可能既复杂又危险。间谍小说的发展，与随工业革命而来的各种发明有直接关系。随着机密研究计划与文件可能遭窃或复制，谍报行动不知不觉成为真正的威胁。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拥有最多难以遮掩的发明，这也是为何间谍小说起源于欧洲的主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前面已经提过，犯罪小说是种混合体，过度细分没有帮助，只会使人更加混淆，但在这个混合体中，侦探、犯罪小说还是与间谍及惊悚小说有所不同。虽然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界线，但任何人都能认出两者的特质。如果把约翰．布肯、艾瑞克．安伯勒与理查．奥斯汀．傅里曼和阿嘉莎．克莉丝蒂放在一起讨论，肯定是件荒谬的事，但若是在本书这样的作品中忽略他们，也同样是不智之举。因此看起来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单独一章来讨论间谍与惊悚小说。

间谍小说的存在，是因为大众察觉到专门的谍报机构是国家机密的潜在威胁，同时也慢慢了解谍报行动可能既复杂又危险。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沃辛汉[1]建立了巨大的间谍网；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警察部部长富歇[2]则是知名的间谍大师，只是当时没有任何书籍把这个无趣而单调的职位当成写作题材。一七七一年，《大英百科全书》初版对间谍的定义是：「受僱监视某些活动、行为或其他人的人，且会特别潜入对方阵营执行任务。」并补充：「如果间谍遭人发现，会被立即处以绞刑。」这样的描述正与我所知的第一本间谍小说相互呼应。詹姆斯．库柏的《间谍》（The Spy, 1821）描述小贩哈维．比奇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被发现是英国间谍，美军少校邓伍迪称他叛徒，还说：「我应该今晚就下令处决你。」比奇活了下来，而且他其实是个英雄，是双面谍，将真正的忠诚献给自己的国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则中立的故事」，虽然《间谍》不算相当出色，某些部分却预见了现代间谍小说暧昧不清的特质。库柏仅将间谍视为军事术语——在某个支线情节中，一名年轻英国军官越过美军边界探视家人，由于换上一身可笑的伪装，没穿军服，因此尽管并非间谍，却还是被判处死刑。库柏笔下的间谍是个重要但戏份很少的角色，他与十九世纪后来的小说家不同，没有将这个间谍当作主角。军事历史学家乔治．却斯尼（George Chesney, 1830-1895）的《多尔金战役》（The Battle ofDorking, 1870）是本有趣的小说，内容假设英国遭到入侵，但书中竟未提及间谍，有点令人意外，原因可能是作者认为谍报行为违反运动家精神。

间谍小说的发展，与随工业革命而来的各种发明有直接关系。后膛枪取代前膛枪；快速发射的机关枪、加特林重机枪与马克沁机枪，在功能方面为其他武器带来威胁；随着无畏号系列战舰与潜水艇的发展，海军的战力增强；飞机从梦想变成有可能，后来更成为现实。随着机密研究计划与文件可能遭窃或复制，谍报行动不知不觉成为真正的威胁。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拥有最多难以遮掩的发明，这也是为何间谍小说起源于欧洲的主要因素。

第一个开发这个领域的是威廉．勒贵格（William Le Queux, 1864–1927）。如果勒贵格传记的作者所言不虚（书中有些地方并无实际证据），勒贵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甚至从战前开始——就是英国祕密情报局探员。这类探员没有太多酬劳。同样根据那名传记作者所言，勒贵格写书的原因，主要是用来支付祕密情报行动的昂贵开销。勒贵格是个记者，曾造访俄国，为《时代周刊》撰写一系列文章，内容关于革命运动与遭流放西伯利亚的人，返国后在一八九○年发表第一本书《罪愆之约》（Guilty Bonds）。这本书与政治阴谋有关，在俄国遭禁。《特务》（A Secret Service, 1896）一书同样如此，主角是信奉虚无主义的犹太人，故事描述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遭暗杀后一些反犹太屠杀的细节。

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勒贵格写了超过一百本书，其中应该有四分之一是间谍小说。他对自己的作品评价不高，但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 1848-1930）并不认同这点，有人发现他在读勒贵格的书时，他曾这么反问对方：「你是在批评我的文学品味吗？」话说回来，那些小说的确文笔拙劣、情节冗长，尤其描写爱情的段落更是如此，但其中也有一些点缀式的情节显然是对军事与政治事件有丰富知识的人才写得出来的。勒贵格忠实依照当时盛行的军事思维写作，在十九世纪结束前，均将法国视为英国最主要的威胁，直到后来才换成德国。《英国的危险》（England's Peril, 1899）以卡斯特顿爵士的命案开场。卡斯特顿不断在议会中抗议军备不足，那是当时报章杂志持续争辩的主题。一起爆炸事件毁了他的脸，事件直到小说结尾才揭晓：原来他是因为妻子给他的雪茄爆炸而死。他的妻子爱上探险家盖斯顿．拉塔奇，但这个身分只是掩护，其实拉塔奇是法国祕密情报局的首领，目的是取得朴茨茅斯港的平面图。在《一八九七英格兰大战》（The GreatWar in England in 1897,1894）中，法国与俄国联手入侵英国；在《陛下的大臣》（Her Majesty's Minister,1901）里，一名法国间谍潜伏在斯坦斯与金士顿之间的一栋农舍，监测温莎堡与外交部间的祕密电报。

在《一九一○大入侵》（The Invasion of 1910, 1905），敌人已变成德国。在《德皇的间谍》（Spies of the Kaiser, 1909）的序言里，勒贵格警告读者，英国正「处于遭德国入侵的危险之中，时间就在不久的将来」，还表示英国国内有五千名德国特务正在活动，每个月的薪水是十至三十英镑。虽然这本短篇集充满可笑对话，但也有些有趣的细节，例如「英国的新潜艇」与「英国新型战斗机」等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勒贵格开始随身携带武器，一只手总是在口袋中紧握左轮枪，为了从未曾发生的攻击做好准备。他虚构的占领行动受到现实冲击的重创，因此战后的作品少了先前那种可稍微挽回一点分数的热情。

二十世纪初期，德国成为敌人已成既定事实，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赛克斯顿．布莱克这个角色的一便士惊悚故事对德皇仍颇为尊敬。第一本具文类意义的间谍小说是厄斯金．却德斯[3]的《沙岸之谜》（TheRiddle of the Sands, 1903），故事描述两个英国年轻人在弗里西亚群岛偶然撞见德国正在演习如何入侵英国。此书堪称史上最好的间谍与冒险小说，故事开头从容不迫地精准描绘出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卡卢瑟美梦破灭的过程。卡卢瑟与朋友戴维斯出游，期待在豪华游艇上度过一段慵懒假期，结果发现自己是那艘七吨小船上唯一的船员。此处有许多描写精湛的细节，包括在难缠的水域中控制小艇的方式等，所有元素都是进入这场让人如坠五里雾中的绝妙旅程的必要前奏。小船穿过曼梅特巴尔杰的狭窄水道后，故事的高潮才真正到来。书中描述卡卢瑟从脾气暴躁的纨绔子弟变成足智多谋的业余侦探的过程相当成功，巧妙地透过他与不擅言词但有真本事的戴维斯相互对比来达到效果，整个故事生动活泼，十分吸引人，藉由正直高尚的人通常会有的作为，将理想主义暗藏其中。

当时一般认为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间谍。书中有个自称道曼的英国人帮德国做事，卡卢瑟说他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卑劣生物」，但这两个年轻人又如何呢？「难道我们不能当间谍吗？」卡卢瑟问，戴维斯愤慨地回答，他们有权揭露道曼，因为「要是他与德国一路，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个叛徒……如果我们非得用间谍手段才能达成目的，我们就有权成为间谍」。这是第一次预示双重标准的存在。「他们」看起来是目的邪恶的间谍，「我们」则是怀抱善意打探他们险恶企图的特务。对于布肯、奥本海姆与沙波来说——其实毛姆与安伯勒之前的间谍作家全都如此——谍报行动的道德问题就这么轻易解决了。

却德斯本身的悲剧也与谍报行动的道德有关。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情报员，名字曾数次出现在情报中，并获颁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后来献身爱尔兰共和国的独立运动。爱尔兰与英国政府协商「爱尔兰条约」时，他担任爱尔兰代表团首席书记，但因为希望完全独立而反对这个条约。于是他加入爱尔兰共和军（IRA），对抗新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Free State），后来遭自由邦的士兵俘虏，经军事法庭审判后枪决。他无疑是一名勇敢正直的盎格鲁－爱尔兰人[4]，但死的时候，英国与爱尔兰政府却都将他视为卖国贼与叛徒。

如果将康拉德那两本描述革命特务的长篇小说《间谍》（The Secret Agent, 1907）与《在西方目光下》（Under WesternEyes, 1911）视为「间谍」小说，显然不太正确。这两本书的确采用了间谍小说的题材——《间谍》描述无政府主义份子企图攻击伦敦格林威治公园，内容与一场真实事件的详细过程相当近似。《在西方目光下》则描述反谍报人员拉祖莫夫的行动过程。虽然有评论家表示康拉德「开启了英国政治侦探小说的先河」，但这两本书与侦探及间谍小说的本质仍明显不同。瓦洛克与拉祖莫夫这两个角色均为双面谍，也是小说史上最早认真描写的同类角色，但康拉德真正的企图在于捕捉「俄国人的真实灵魂」那种自毁的角色形象，而非对双面谍的特质感到兴趣。这两本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严肃成分，这是却德斯或约翰．布肯作品中没有的，只是对康拉德而言，他这么做的真正原因在于谍报行动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他真正想表现的是革命的邪恶本质，在这种情况下，谍报行动自然是让人厌恶的。《在西方目光下》某个早期版本名为《拉祖莫夫》，显然更关注于主角的个人问题，而在正式发行版本中，那些阴谋有时看起来象是为了添加一点刺激才以原版为基础而另外增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间谍小说的调性变成明确的爱国主义作品，在政治情感方面则倾向右翼，有时透过布肯那种温和的气息呈现，有时则如沙波的著作般粗鲁，但基本的前提始终不变。书中的敌方，在一九二○年前几乎都是德国，后来则追加了苏联，或直接以苏联取代德国，有时还会有自家人受外国鼓吹变节的情节。在布肯的《三十九步》（The Thirty-Nine Steps, 1915）里，理查．韩内一角发现有人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中冒充第一海务大臣，并带走全盘计划；在《顽固先生》（Mr. Standfast, 1919）中，他对朗赛洛特．威克这名有原则的反对者虽然包容，却有一种施惠的感觉。布肯允许韩内这个角色保留和平主义的思想，但在横越河流传送一条重要讯息时如英雄般丧命（「这实在太危险了，」韩内说：「我不会让任何人去送死。」），但布肯当然不会让威克有办法坚持原则且不卷入事件中。《斗犬杜蒙》是杜蒙一角与卡尔．彼得森四度对决的第一回，结尾时，杜蒙发现莫斯科透过金援大罢工筹划推翻政府的巨大阴谋，还有一些家喻户晓的名人也祕密参与了此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美国人杰若米．葛林用简单的方式解释这点：「他们都想当老大，当他们煽动无知的年轻人犯下杀人罪，而正好你们的社会系统又出现问题时，他们就可取而代之，成为新一代的领导者。」杜蒙感到不寒而栗。「那些劳工阶级——那些勤奋的人……」他问：「为什么他们不能了解呢，葛林先生？」

之所以将布肯与沙波相互比较，只因为他们均使用了类似元素。布肯是个有才华的作家，沙波则擅于制造流血与冲突场面。布肯自认是认真的政治家与业余小说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信息处主管，随后转任情报处主管。后来，他当了八年的下议院议员，受封为特威兹谬尔男爵（BaronTweedsmuir），并担任加拿大总督。他的公职生活相当忙碌，但他却决意成为能被视为高度浪漫主义的创作者（此为阿诺．班奈特的用词），这点在韩内系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外号「小个子」、后来成为陆军元帅的军事英雄艾朗赛[5]，并由布肯混合个人创意与相关知识元素描绘而成。韩内系列最好的作品应该是《绿斗篷》（Greenmantle, 1916），主角在朋友与美国特务布兰基伦的协助下执行间谍任务——虽然书中始终没使用「间谍」一词——试图阻止德国人为达成军事目的而培植伊斯兰教宣扬者「绿斗篷」的行动。这些作品与布肯以爱德华．里森为主角的冒险与间谍小说类似，作者自称这些作品是「惊险小说」（shockers），从其中的单纯性来看，用词可说十分精准。

沙波的本名为赫曼．麦克尼尔，以「斗犬杜蒙」系列闻名，作品特色为仇视其他国家，文笔与故事情境全都是陈腔滥调。女孩的「肌肤就像太阳吻过的桃子般红润」，杜蒙是「运动员也是绅士，是两者的完美融合」。书中很少提到欧洲人，提到时也仅称为「老欧」或「拉丁仔」，故事总是荒谬可笑，但无法否认的是其中的确具有一定的刺激性。

毛姆写过一篇名为〈侦探小说的衰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Detective Story,1952）的文章，内容不算很有新意，认为侦探小说没什么发挥幽默感的空间，也对爱情元素没有兴趣，更极力声称这个文类「无需优美文笔」。这些过去全都有人说过了。然而，毛姆以他个人在祕密情报局工作经验写下的《祕密情报员》（Ashenden, 1928），却为间谍小说带来了些许新意。在布肯、沙波与奥本海姆那些设想荒唐的单纯小说后，他以艾许顿为主角的系列作品，其写实手法就像当头浇下的一盆冰水。艾许顿的上司R客观公正，有一次他对艾许顿表示，有个漂亮的金发女子在首相的酒中下药，偷走了祕密情报（这个桥段最早似乎出自勒贵格之手，后来沙波也曾取用），艾许顿却视这个情报是如小说般无用的虚构情报而加以否定。会安排这样的桥段，就是为了尝试以更写实的方式来处理谍报行动元素，并将可信度考虑在内。故事的角色塑造不算特别细腻，却具有明显的阴郁基调。他坚决主张间谍与他们的上司在许多地方均与常人无异——R虽然握有重权、冷酷无情，但每次给侍者小费都会担心自己会不会处理失宜，像傻瓜似的。间谍也可能需要像「无发墨西哥人」这类杀手角色协助，而且同样也会犯错，就像他们委托「墨西哥人」后，对方竟杀错了人。一个收取德国人酬劳的英国人不再是世上最卑劣的走狗，而只是一个被收买、从事双面谍行为的人而已。这个双面谍角色的个性温和，但当他被发现不可信赖时，便马上陷入为他准备的猎杀陷阱。艾许顿系列可说是毛姆最杰出的短篇作品之一，对长篇间谍小说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就像艾尔斯的作品之于犯罪小说一样。这些作品在道德层面的中立态度，为安伯勒与之后的同类作家提供了空间，而R对于杀人行为的冷酷态度，则由伊恩．佛莱明继承与改造。

所谓中立，不只是道德层面，还有政治层面，这也削弱了艾许顿的个人特质，使他较不像人物，反而像仅会因应事件发生而有所反应的石蕊试纸。安伯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所写的六本小说，均将间谍小说视为表达其左翼观点的途径，将热情与政治色彩灌注其中。这些作品颠覆了沙波与布肯的观点。主角均为无辜卷入暴力事件的人，并逐渐认知双方大多数特务与间谍全是可憎却也无足轻重的人。他们杀人不眨眼，没有信念，只为维护某些势力庞大的武器公司或团体的利益。书中的敌人不是任何国家组织，而是对这些既得利益者造成威胁的人。《黑暗边界》（The Dark Frontier, 1936）是其中第一本，也是最不重要的一本，但预言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可能性，当时安伯勒还藉由原子物理学教授贝斯托一角之口说出自己的感觉：

就像永远都会有战争一样……如果想达成平衡，就必须调整与势力有关的事，像土地、军队、人力与物资，换句话说，不就是钱？……战争是拥有力量打破平衡的人所引发的，目的是干预国际金融与货币价值；至于想藉由战争开创社会与经济状况的人，则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

后来在《间谍墓志铭》（Epitaph for a Spy, 1938）中，作者透过舒米勒一角从社会民主主义支持者变成共产主义支持者的情节，再度强调这个论点，而《双面狄米崔》（1939）[6]则以友善态度刻画希腊的共产主义者马陆卡奇思一角，在描述苏联特务扎勒斯霍夫的行动时尤其明显。他是个身材壮硕、性情开朗但其貌不扬的人，总会帮助无辜的英国人民远离麻烦，同时达成自己的目的。他是善良的苏联间谍吗？就这点来说似乎十分矛盾，但这种非正统的手法，却往往有助于安伯勒将陈旧元素变得新颖而抢眼。

书中的政治倾向均隐藏于表面之下。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几乎所有最杰出的惊悚小说的主题均与追捕人物有关，安伯勒的作品也不例外。他着迷于欧洲城市，描述追捕情节时，背景均相当具说服力，包括伊斯坦堡、索非亚、贝尔格勒与米兰等地。此外，他也对国境与如何取得护照等问题深感兴趣，因此，如何解决在国与国之间移动的难题，往往在小说里占有不少篇幅。他从一开始就展现出高超技巧，后来在架构情节方面变得更加精通。那段时期他最好的作品是《双面狄米崔》。这是同类著作中的大师之作，以倒叙法来处理情节，故事中的犯罪小说家拉帝墨企图追溯已死的狄米崔一生，且直到全书的四分之三才总算出现较直接的动作场面。这种沉稳手法使故事在发展的同时仍能引人入胜，需要最优秀的写作技巧。这本小说的精采之处与一些故事支线有关，如造访退休间谍、贩卖白人性奴的交易过程等，这些支线不但能持续推动情节发展，甚至都可以另外再写成独立作品。

「特务是英雄」这个公式受到毛姆的质疑后，也随之破坏。自一九三○年代中期开始，英国作家便以间谍与惊悚小说当作质疑社会问题的表现媒介，而当时的侦探小说还不太能做到这一点。一九三○年代，格雷安．葛林写了一些自称「娱乐小说」的长篇，其中大多为惊悚小说，对腐败的国际政治所抱持的态度，与安伯勒的作品颇为接近。小说中追捕与被追捕的故事主题十分明显，两者间往往可以互换，有时恶棍看起来还会像悲剧英雄。《英格兰造就了我》（England MadeMe, 1935）[7]的安东尼就是这类典型角色，他爱上了自己的妹妹，却什么也做不了。还有《一支出卖的枪》（A Gun for Sale, 1936）[8]中的职业杀手雷文、《布莱登棒棒糖》（Brighton Rock, 1938）的少年匪徒品基，以及《密使》（The Confidential Agent, 1939）中的政府探员（书中的政府影射西班牙共和政府）均为如此。至于被追捕的角色类型则大多出现在葛林的后期作品，只是两者间的差距并不明显，例如《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 1940）[9]、《喜剧演员》（The Comedians, 1966）皆是如此，甚至连《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A Burnt-Out Case, 1961）也一样，书中的奎里在试图逃脱一切时，依旧被代表公众世界的使者紧紧追赶。

葛林在一九三○年代的惊悚小说以及《恐怖部》（The Ministry ofFear, 1943），是那个年代相当典型的著作，书中运用了火车站、跨越国界的旅程等当时的象征元素（如今这些象征已变成机场与飞机），这些元素则全都与书中流畅的人际关系相反（有本葛林放弃未完成的小说，拥有几乎可说是一九三○年代超级典型书名《边境的另一侧》〔The Other Side of the Border〕）。这些作品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惊悚小说，但也给人一种作者在这项文类中既受到限制却又有另一番发挥空间的感觉。这个文类提供社会评论的空间，但也较欠缺葛林认为文学真正重要的元素——角色互动。举例来说，《布莱登棒棒糖》的开头虽说极为精采，但对全书重心来说——也就是品基一角的问题，却没有真正存在的必要。

葛林为惊悚小说辩护，指出不该用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此文类，然而却打预防针似的把自己的部分作品贴上「娱乐小说」标签。他的意思是这些作品不够严肃？还是他的其他著作较不在乎娱乐性？虽然他的「娱乐小说」能达到的效果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严肃，但不管答案为何，这种区别方式只会让他所反对的高傲态度延续下去。「娱乐小说」能带来的效果，除了透过角色的深入刻画，同时也透过对地点与事物的描述角度，来展现这些元素本身及其象征意义。这种方式也让几部改编自他的小说的电影因此大获成功。他的娱乐小说与其他文学作品的相似之处比不同之处多。他与康拉德不尽相同。康拉德是偶尔采用惊悚小说元素的文学作家，葛林则会在一开始就采用惊悚元素，接着才在某些时候加入对同类作品而言可能较难负荷的内涵。虽然与他先前公开表示的论点不同，但葛林仍清楚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于后期作品中成功克服，例如《喜剧演员》与《名誉领事》（The Honorary Consul, 1973）便将惊悚元素与文学形式完美合而为一，而《人性的因素》（The Human Factor, 1978）这本彻底的间谍小说则没能那么成功。

现代间谍小说：梦幻与写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评论家安东尼．布彻提到英国的爱国主义浪潮时表示，「几乎所有顶尖的推理小说家，都因而让笔下明星侦探介入到保卫帝国免于法西斯主义迫害的事务中」，而他们的作品「为国际间谍行动带来文学性与灵巧特质，这些过去只大量出现在寻常谋杀案中」。我们也可发现，当时情况或许如此，但如今，由毛姆引发、安伯勒接手发展的现实主义趋势显然正在减弱。

不少作家只是单纯用他们习惯的侦探小说模式撰写间谍主题，有时结局很吸引人，艾林翰的《叛国者的钱包》（Traitor's Purse, 1941）[10]就是一例，但这种作品还是比较接近侦探小说，而非间谍小说。例如，杰弗瑞．豪斯霍德[11]的《猎人》开头，叙事者用来福枪上的瞄准器瞄准某个独裁者家中时，被阳台上看守的警方发现，随即展开一场刺激的逃亡。这样的作品在精神方面比较接近间谍小说，而不像侦探小说家将惯用的设定与角色直接套入间谍小说的作品。伊尼士的书是这种普遍状况里的唯一例外。他的第一本间谍小说是极具文学性的《祕密先锋》（The Secret Vanguard, 1940），书中采用在斯温伯恩[12]诗作〈被遗忘的花园〉（ForsakenGarden）里添加内容的手法，当作传递指令的方式。虽然这本书的水平不及他的侦探小说，但也是截然不同的创作。《旅途中的男孩》（The Journeying Boy, 1949）[13]、《和平女神行动》（Operation Pax, 1951）[14]与《海洋来的人》（The Man from the Sea, 1955）[15]均具有大量浪漫、刺激元素，有他后期侦探小说中较少见的出色浪漫与自由气息，较接近布肯而非安伯勒。虽然有伊尼士与豪斯霍德这样的例子（豪斯霍德过去作品里从没有这种水平），间谍小说明显复兴的年份还是当属一九五三年，也就是伊恩．佛莱明的《皇家夜总会》（Casino Royale）[16]出版那年。大概在那之后的十五年间，间谍小说透过佛莱明、勒卡雷与连．戴顿的发展，成为奇情文学中最刺激的类型。

佛莱明是布肯与沙波的继承人，詹姆士．庞德这个角色是更复杂的斗犬杜蒙，制定他行为准则的社会风气也与杜蒙的年代十分相似。就像金斯利．艾米斯[17]指出的：「综观整个庞德的冒险史，其中从没有任何英国人做过任何坏事。」艾米斯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事，认为以外国人当坏人角色只不过是「一个比我们文学作品历史还要悠久的传统观念」。庞德系列的梦幻特质，其实只是将沙波的梦幻特质转为一九五○年代的版本。因此，庞德虽是爱国人士，早有为国家牺牲奉献的准备，但同时也是为酬劳而工作的杀手，其知名的行事准则并未阻止他的猎艳行为。一九五○年代的读者支持庞德，是因为他提供了大众生活中缺乏的刺激感。战后的英国笼罩在清教徒强调道德的气氛之下，庞德带来了鼓吹肉体欢愉的观点，甚至还包括虐待与受虐的行为在内。对生活在体制下的人来说，他是个完美的梦幻人物，因为他虽然同样置身体制下，却与一般状况不同，拥有独特权力。他可以付诸行动，可以摧毁事物，看起来自由自在。在美国，这些作品一开始不算相当成功，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不是福利国家，庞德在保守的英国社会风气下显得与众不同的对照性，在美国就感觉没那么强了。就像佛莱明的传记作者所指出的，直到一九六二年庞德系列第一部电影大获成功后，他才逐渐成为一个神话式角色，伴随著名牌服饰、鞋子、美酒、香菸与游戏。佛莱明于电影上市两年后去世，之后的电影则让庞德从偶像变成笑话，离现实愈来愈远，能仰赖的只剩可悲的花招。

完全以社会学角度来探讨庞德系列可能并不正确。坚持庞德因为拥有最好的东西才让人如此喜爱、希望一切都能使用名牌商品的想法，其实也只是无伤大雅的庸俗念头。这个系列是既血腥又刺激的惊悚小说，主要特色是拥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其次则是具说服力的专业知识。如果佛莱明的传记作者所言属实，他在专业细节方面仍需仰赖他人，而且「很难让人感觉他在某个单一领域中能称得上真正的专家」，因此他也可说是个相当懂得吸收转化的人。庞德系列的前六本均为优秀的奇情娱乐小说，水平相当整齐，我个人较偏爱的是《皇家夜总会》与《俄罗斯情书》（From Russia with Love, 1957）。后来佛莱明对庞德失去兴趣，作品也少了原本具有的新鲜感这项特质。

从安伯勒战前与战后的作品中可明显看出他创作态度的不同。隐藏在他早期作品背后的那种感觉已不复存在，那拥有尔虞我诈的俘虏交换协定或活泼苏联特务的世界，显然都与现实有很大距离。安伯勒后期作品表现出他为适应新世界而不断努力付出，并找寻像战前作品里那种得心应手的不同故事主题与叙事方式。我们无法说他完全成功了。在他部分后期作品中，《夜间访客》（Night Comers, 1956）[18]与《逃亡者》（The Levanter, 1972）均反映出安伯勒对相关机构与运作方式的兴趣，至于以阿布杜．辛普森为主角的两部小说和其他著作，则在轻松与悬疑之间摆荡不定。《抓紧时间》（The Care of Time, 1981）的开头相当精采，描述一名记者在他人怂恿下撰写俄国恐怖份子纳查维的回忆录，但进入真正核心情节后，故事却出现一些相互冲突之处。

尽管如此，辛苦是有代价的。安伯勒最好的作品《法戈医生》（Doctor Frigo, 1974）刻意采用毛姆后期作品那样的疏离笔法，为这部精妙绝伦、技巧高超的政治犯罪小说找到最好呈现方式。叙事者是一名在法属安地列斯群岛工作的医生，他的父亲在十二年前遇害，凶手可能是某个左翼团体，或是统治当地的军事组织。透过复杂但具可信度的情节发展，个性冷淡的法戈医生勾勒出计划，打算让一个流亡到此的自由主义团体取代军事组织。正如安伯勒过去的最佳表现一样，他将暴力元素控制在最低状况之下，直到全书最后一段才出现激烈的动作场面。《法戈医生》是一本大师之作，与当时厌世的疏离感极为契合。本书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安伯勒的优异的技巧和《双面狄米崔》一样，与维多利亚时代优秀作品透过情节来表现构思与呈现故事的手法不相上下。

佛莱明代表的只是一种风格，而非英国那段时期的整体风格。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以笔名约翰．勒卡雷推出处女作《死亡预约》（Call for the Dead, 1961）[19]，小说出版时，他还是外交部的成员。在这本间谍小说后，他写了一本优秀的正统侦探小说《上流谋杀》（A Murder of Quality, 1962）。虽然这两本书的销售量只能算尚可，但《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1963）引发的回响几乎与庞德系列同样成功，只是两者的类型大不相同。庞德系列因其幻想特质让人乐在其中，勒卡雷则因写实而大受赞赏，他的作品也为这个文类再度带来新的元素。

我认为，间谍小说的两种典型路线正好与犯罪小说一样。首先是支持权威的保守派，坚信特务是为了保卫社会的某些价值而战。其次则是批判权威的激进派，主张特务总是在强调错误的「你我之分」，有时这种情况甚至还是他们刻意制造的。佛莱明属于第一种，勒卡雷的早期作品则是第二种。他的文笔风格有点模仿毛姆与葛林，但故事题材主要来自一九五○年代震惊英国的苏联间谍案。他不该受到忽视的处女作，以及《冷战谍魂》与其后的《镜子战争》（The Looking-Glass War）都传达相同讯息：政府并未抱持善意，反而总会摧毁为其奉献的人，间谍与反间谍行动的目的与结果总是难以确定，「我们」的人可能品性恶劣，「他们」的人则体面高尚——最重要的是，特务通常身材弱小而非强壮，一旦被抓便无计可施。

这些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展现出他们处境与命运的讽刺感。由于《冷战谍魂》与个人命运的关联最为紧密，因此也是讽刺意味最强的。随着故事中一个又一个的骗局，揭露出「伦敦」对待己方间谍的态度，并呈现出其中的犬儒主义，成功展现出「虽然双方阵营看似全然相反，但其实却一模一样」，同时更藉由利马斯与另一方的伊丽莎白等角色展现出人性的无助，勒卡雷也藉由这本书与《镜子战争》强烈表达出谍报行动只是一种游戏的感觉，不需要小丑鼻子或任何伪装，人们就能假扮成另外一种模样。《冷战谍魂》中的辩论法庭只是一场游戏，故事背后那些可笑、过时的行动也是如此。这些游戏的目的就是背叛，透过那些「在血腥的小型俱乐部中齐聚一堂，在火炉旁围坐」的玩家，告诉你这堂人性真相的必修课。

勒卡雷后来的作品大多让人失望。他逐渐远离间谍小说，但那些文笔优雅的文学作品却又受到冷漠的对待，直到成果如同灾难般的《天真善感的爱人》（The Naive and Sentimental Lover, 1971）几乎获得一面倒的劣评后，他才重回间谍小说与他笔下的主要角色乔治．史迈利身旁。只是，这时的史迈利已与过去不同，不再是那个组织内个性不够鲜明的人物，几乎是以最明确的主角之姿登场。《谍影行动》（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1974）[20]、《荣誉学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1977）与《史迈利人马》（Smiley's People, 1980）都是篇幅较长、情节复杂阴郁、节奏缓慢的作品。勒卡雷依旧保有他整合全书风貌的技巧，但叙事沉闷冗长，一些晦涩的部分往往没有必要。至于故事观点就像写作风格一样，与过去截然不同。此时「当局」的作为已明显变得合乎理想，虽然谍报行动做的还是一些龌龊的事，但「当局」人马已变成防止事态变糟的现代爱国份子。他早期作品里那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中，无论主事者或工作人员都被划分为大玩破坏游戏之类的缺乏良知的角色，但在《史迈利人马》里，即使是苏联的情报头子卡拉也同样具有人性。

在此应补充说明一下，上一段提及的后三本书均极为成功，因此我以上的观点属于少数派。这些评论也不适用于《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 1983）一书。这本小说与以阿冲突有关，其中的复杂情节完全有凭有据，叙事的节奏与力道也是「史迈利三部曲」所欠缺的。

透过佛莱明的幻想与勒卡雷的写实，英国的间谍小说绽放出优异的花朵。有几位作家选择这两位作者之间的中庸路线，其中又以英国作家威廉．海加德（William Haggard）与安东尼．普莱斯两人最为有趣。威廉．海加德是李察．亨利．麦可．克莱顿（RichardHenry Michael Clayton, 1907-1993）的笔名。在他的处女作《慢热者》（Slow Burner, 1958）中，安全委员会罗素上校的行为态度具明显贵族风格，这与他的出身无关，而与行为举止有关，在现代间谍小说中算是罕见。海加德的作品具有布肯那种右翼浪漫主义（罗素上校肯定会觉得杜蒙太过暴力，庞德庸俗到难以忍受），并较倾向写实风格。罗素在奠基于现实政策的状况下，相当擅长应付他的苏联对手，但无法容忍自己国家那些政客随口应付的含糊话语。《竞技场》（The Arena, 1961）与《辗转难眠》（The Unquiet Sleep, 1962）是海加德最好的著作。他的后期作品（他约莫每年推出一本书）大多水平愈来愈低，并且展现出令人难受的残忍倾向，热衷用激烈手法解决政治问题。罗素上校那个旧时代俱乐部形式的写实主义，似乎愈来愈难以隐藏背后明显的凶残思维。

普莱斯作品表现出来的并非右翼观点，而是带着保守主义的感觉。他的观点认为「我方」是好人，「他们」是坏人，完全不管「我方」这边可能也有邪恶的人，「他们」之中也有善良的人。他的处理手法相当巧妙，也总是温和地质疑这种观点是否真的过时。他或许不会反对我用「浪漫主义」一词来形容他的作品。浪漫主义在此指的是书中温和有礼、没有暴力元素的特质，但在普莱斯精巧结合过去与现在的呈现手法下，有时会让人觉得像在读描述历史的作品。在《通往荣耀的他径》（Other Paths to Glory, 1974）中，一名历史学家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索姆河战役，发现当时的情势与现今有关联性，而且相当危险。普莱斯在大多数作品中均采用相似手法，例如长篇处女作《迷宫制造者》（The Labyrinth Makers,1971）便相当成功，《四四年红酒》（The 44 Vintage,1978）则有所不同，描写他的系列主角大卫．奥德利与杰克．巴特勒的职业生涯之初。《卡米洛特的自己人》（Our Man in Camelot,1976）与《明日幽魂》（Tomorrow's Ghost,1979）将过去与现在的部分分开处理，变得较不有趣。这种区隔手法似乎是刻意想消除刺激，至少对我来说的确如此，因此我对故事中精巧的相互呼应虽然赞赏，却也难以大力推崇这样的成果。

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前面这行文字引自托姆．冈恩[21]的诗作，相当适切地表现出许多间谍小说为求精巧而过度算计与强调细节所造成的荒谬。双面谍概念第一次出现时是个惊人点子，「他们的」人其实是「我们的」人的翻转带来惊喜，但这种新鲜感很快便因电视谍报剧而消失殆尽，因此需要更复杂的情况才能提供必要的意外感。很好，于是：「他们的」人在「我们的」情报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他回报信息给「他们」，是因为「我们」策反了他，所以他其实是「我们的」人。这时读者会想：但他终究仍忠于「他们」，因此他还是「他们的」一员，只是设下了双重陷阱。那么，为什么不来个三重或四重陷阱？干脆把事情弄得更复杂，让「我们的」情报机构对抗另一个，接着对「他们」做出同样的事，最后真的情报被其中一个部门当成假的，另一个部门看成真的，接下来有人可能会说，还可以再把那个情报换成真正的假情报……

这种白银时代的幻想情节，是第一个被真实情感终结的事物。间谍小说是一种展现二十世纪的人欺骗他人与自我的杰出方式，就像佐尔格[22]与费尔比[23]等许多间谍的谍报生涯表现出来的一样。连．戴顿自《伊普克雷斯档案》（The Ipcress File,1962）开始的早期作品，便已描写出这种混乱的心理状况，为这个文类带来真正的崭新转变。他笔下的无名主角是出身伯恩利的劳工阶层青年，反对权威，不喜欢或不相信所有与他阶层不同的人。戴顿把这个典型的偏激青年放进极复杂的世界里，其中人们的真实动机总是让人难以看穿。他的早期作品《水中的马》（Horse Under Water,1963）、《柏林丧礼》（Funeral in Berlin,1964）、《冰海叛谍》（Billion Dollar Brain,1966）都很晦涩，有时或许还晦涩过头，但书中突如其来的转折极具效果，专业知识的内容也绝不只是卖弄。在其他作家眼中，戴顿着迷的可能只是突然想到的小花招而已，就像吉卜林对于超现实情节的感觉一样。例如，他在描述特务的休闲生活时，就有种几乎称得上热情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他的见识。《冰海叛谍》是他那段时期最好的作品，错综复杂的情节让人赞赏不已，哈维．纽比金滑稽的角色塑造也同样精采，至于米温特将军在德州号召那个半疯狂的新法西斯组织，以及俄国火车外雪地枪战栩栩如生的描述等，这些精采桥段甚至更为杰出。这样的写作技巧加上生动对白，使戴顿成为间谍小说中的诗人。

对于这种类型的创作来说，新鲜感相当重要，但却难以持久，或许戴顿就像罗斯．麦唐诺那样，年轻时的光芒就此不再复返。他成为作家时年纪尚轻，前四本的活力令人深感羡慕。他和勒卡雷与安伯勒一样，认为自己需有不同的写作策略，因此试图透过不断尝试来寻找，结果却写出一些平凡或差劲之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是造出了一些塑胶树，而非真正的树林。尽管如此，这样尝试的结果，却也带来他最杰出的两本小说：《SS－GB》（SS-GB,1978）与《柏林游戏》（Berlin Game,1983）。《SS－GB》的故事是一九四一年英国遭希特勒入侵，受纳粹统治，他在这样的前提下安排了一连串的谜题。故事主题听起来不怎么样，但戴顿以节制有效的老练手法掌控全局，使其变得合情合理。这本书的原创性高，内容也一样精采，不像悲惨的续作《XPD》（XPD,1981）仅展现出「历史可能会这样发展」这类主题的虚假本质。《柏林游戏》为我们提供一个与出身伯恩利的青年十分相似的主角，两人的个性虽然同样好斗，但《柏林游戏》的主角较为温和，或至少较为谨慎。这本书以狡诈的设计与世故取代年轻热情，手法相当亮眼，正如《法戈医生》刻意回避暴力动作情节的安排一样。

戴顿仍持续创作，只是时而成功，时而失败。然而，在这个领域里处处都是作家的尸骸，他们一度前途似锦，却因为双重、三重、四重陷阱症候群而被逼疯。一九七二年时，我曾指出「如果明令禁止未来十年内不准撰写间谍小说，长期下来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件事不仅没有发生，而且从虚构到纪实等各种路线的间谍小说都不断出现，数量似乎逐年增长。其中有些荒诞无稽，更多枯燥乏味、呆板愚蠢，有时反而是同样荒谬的电视影集与电影才为其稍微挽回一些生气。例如《打击魔鬼》（The Man from U.N.C.L.E.）这类电视影集，以及改编自庞德系列小说的电影，都因为不愿严肃处理作品及谍报故事而大获成功。观众对那些胡闹的公式化情节的反应并非困惑，而是鬨然大笑，因此对这样的书与这类作者，我们还是眼不见为净，不谈为妙。

然而，其中还是有具天分的新作家。美国间谍小说家查尔斯．麦卡利（Charles McCarry,1930-）的长篇处女作《梅尼克档案》（The Miernik Dossier,1973），安伯勒称为「这么多年来我读过的作品里，它是最聪明、最有魅力的」。这本书的结构完全以档案方式呈现——信件、备忘录、任务报告、机密录音——这种手法通常难以成功，但书中的数名特务各怀鬼胎，都想确认大量抽菸喝酒、情绪化的波尔．塔杜斯．梅尼克是否真的打算叛变，或只是受指示而佯装企图这么做，因此故事的风格与气氛也一直不断变化。书中角色个性鲜明，可信度相当高，行动有时令人费解，却始终与梅尼克是否忠诚这个核心谜团有关，最后则是完全开放式的结局。以一个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十年的作者来说，会写出这样一本具强烈写实感的书，或许是件意料中事，不过处女作就能展现出如此明确的风格与调性，还是让人大感惊喜。

可惜麦卡利再也没有其他能媲美《梅尼克档案》的作品。他后来所有著作均以中央情报局成员保罗．克里斯多夫为主角。他是那种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想型角色，过去曾是诗人，所有女人都无法抵挡他的魅力（虽然他的妻子遭他殴打，一名女友还遭杀害），而且还是一个伪善的浪漫主义者。尽管别人说他「除了真相什么也不在乎」，但他与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依旧「贿赂男人，收买女人」。克里斯多夫在一家瑞士银行开了账户，账户名称出自他早期的诗作，并与一名背叛苏联的人约在诗人雪莱的墓地碰面。在《秋之泪》（The Tears of Autumn,1975）中，他找出了暗杀肯尼迪的幕后真凶；在《祕密恋人》（The SecretLovers, 1977）里，他则在搜寻一名不久便被发现的叛国者，同时还在中央情报局与妻子凯西之间左支右绌。《最后晚餐》（The Last Supper, 1983）提供了一份长长的系谱，填满了系列中其他中央情报局成员的详细资料。他的所有作品均相当聪明，但后期作品则被「我知道你知道」这种细节与克利斯多夫的爱情生活压垮。麦卡利无疑具有出色的本领，因此我们只能希望在下一本书之前，保罗．克利斯多夫这个角色能遭遇一场致命意外，在此之前，很遗憾的，我们最好还是只关心故事的主要发展就好。

冒险小说兴起

谈论冒险小说在过去十年之内的兴起，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可笑的事。冒险传奇不是一直都在我们周遭吗？如果要回答简单的「是或不是」，那么答案是「不是」。就某种意义来说，柯南．道尔所写的许多故事（这里指的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都是冒险小说，但二十世纪前半期却很少有人写这类作品。以我能想到的范围来说，其中的例外是作品不值一读的丹佛．叶兹[24]，其次是约翰．布肯，第三位则是汉默德．因尼斯[25]。因尼斯的几本书均是十分接近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冒险小说，书中包含了推理或悬疑元素，《坎贝尔王国》（Campbell's Kingdom,1952）与《玛丽．蒂尔号》（The Mary Deare,1956）[26]就是其中两个例子。这些元素大多是辅助性质，有时还会受忽略。然而，在狄克．法兰西斯[27]与盖文．莱尔[28]的作品里，这些元素更为醒目，在此自然不能省略。

狄克．法兰西斯应该会同意这种看待他作品的观点。「我会称这些书为冒险小说，但我通常会让主角奋斗一番才能挣脱险境，而且让主角自行查出一切。」他在一次访谈中直截了当地道明他的作品特色，并补充表示，在他的书中，事情总会到最后才解释清楚，这么做是因为「我试图让读者想一直看下去」。法兰西斯自从推出《命中注定》（Dead Cert, 1962）后便大获成功，而且愈来愈受欢迎。他的书中没有虐待与被虐的常见情节，有的话也比近年作品那种过度强调的情况微弱许多。在驾驭一连串相互影响的叙事技巧方面，他拥有让人羡慕的罕见才能，对特定主题的研究也相当透彻，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能让读者不断往下翻。

法兰西斯在最早的几本书里运用职业骑师的知识，创造了具说服力的故事背景。然而，只仰赖赛马知识显然有所不足，因此他后来的作品有摄影、飞行、会计、盗马走私集团与绑架等更多相关信息，这些背景主题也几乎总是能巧妙融入情节之中。尽管说了那么多，还是必须补充说明：法兰西斯是个被人高估的作家，后期作品在文笔方面胜过早期著作，但很少有什么深入的角色刻画与细腻的人物动机。书中的男主角都极为相似，女主角则只是冒险小说中的典型模样。法兰西斯的作品其实就是易读有趣而已，菲利普．拉金[29]将法兰西斯与汤玛士．哈代[30]并列他最喜爱的两名小说家时，简直伤害了整个文学界，也伤害了这位十分清楚自己能力所及的谦逊作家。

盖文．莱尔应该也会接受冒险小说这个标签。他的前两本书《错误的半边天》（The Wrong Side of the Sky,1961）与《最危险的游戏》（The MostDangerous Game,1963）均带着满怀的创作者热情，埋头在纸上写出刺激情节，不太在乎其中的缘由。随着故事的调查情节发展，有时真相会太过明显，《带枪的维纳斯》（Venus withPistol,1969）就是其中一例，偶尔甚至会让人有种作者迫不及待想让枪战早点开始的感觉。他近期的两本小说《祕密雇员》（The Secret Servant,1980）与《马克西姆少校的指挥》（The Conduct of Major Maxim,1982）均展现出新的创作方向。哈利．马克西姆少校过去是英国空军特种部队一员，此时在唐宁街十号的英国首相官邸得到一份差事，负责解决神祕的麻烦事件——没错，小说未说明为什么会挑中他。然而，莱尔显然是个懂得如何让主角大展身手的作家。这两本书的情节环环相扣、节奏紧凑、风格轻快，时而幽默时而嘲讽，同时还不会乱了步调，尤其《马克西姆少校的指挥》更是如此。这两本冒险惊悚小说是他至今为止最杰出的作品。

将莱昂奈尔．戴维森[31]归类为冒险小说作家究竟正确与否？事实上，没有哪一种标签能准确适用于他。他极有趣的处女作《瓦茨拉夫之夜》是一本某些部分相当独特的间谍小说，例如女主角体重过重等。接下来的《西藏玫瑰》（The Rose of Tibet,1962）是格雷安．葛林十分欣赏的冒险小说，只是作者自己却不太满意。他在这二十年间推出不到七本作品，其余作品让人觉得作者似乎不知该拿他的优秀才华如何是好。究竟打算写的是与以色列有关的书（《通往示罗的长路》〔A Long Way to Shiloh, 1966〕[32]），还是阴魂不散的纳粹主义（《再来一回》〔Making Good Again,1968〕，或是单纯写一本神祕惊悚小说就好（《切尔西谋杀案》〔The Chelsea Murders, 1978〕[33]）？他最专心处理也写得最成功的，就是身为犹太人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其中的《再来一回》，几乎将犯罪小说的刺激与戴维森似乎亟欲寻求的道德强度完美融合。如果戴维森能承认自己是犹太作家，而非只不过正好是犹太人的作家，或许可以将他作品中的一些元素结合得更轻松自如。

此处所指应为法兰西斯．沃辛汉（Francis Walsingham, 1532-1590），英国政治家、外交家，掌管当时的情报网络。

此处所指应为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 1759?-1820），法国政治家，曾与拿破仑一同策画政变。

厄斯金．却德斯（Erskine Childers,1870-1922），爱尔兰间谍小说作家，也是爱尔兰独立推动者之一。

盎格鲁－爱尔兰人(Anglo-Irishman)，亦称英裔爱尔兰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常用语，指生活于爱尔兰的英格兰后裔，大多数信奉英国新教。

此处所指为威廉．爱德蒙．艾朗赛（William Edmund Ironside, 1880-1959），曾参与波尔战争与两次世界大战，具丰富军事统帅经验。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狄米崔的棺材》（A Coffin for Dimitrios）。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灭亡》（The Shipwrecked）。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租来的枪》（This Gunfor Hire）。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迷宫》（The Labyrinthine Ways）。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破坏活动谋杀案》（The SabotageMurder Mystery）。

杰弗瑞．豪斯霍德（Geoffrey Household, 1900-1988），英国小说家，最为人知的代表作是心理惊悚小说《猎人》（RogueMale, 1939）。

此处所指的为英国诗人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其作品主题常涉及当时的禁忌话题，故于当时为颇受争议的创作者。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旅途中的男孩事件》（The Case of the Journeying Boy）。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雷电报告》（The PaperThunderbolt）。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月光之死》（Death by Moonlight）。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咎由自取》（You Asked ForIt）。

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1922-1995），英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其代表作《幸运儿吉姆》（Lucky Jim）中的主角，在一九五○年代是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包围状态》（A State of Siege）。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致命事件》（The Deadly Affair）。

繁中版旧译名为《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托姆．冈恩（Thom Gunn，本名 Thomson William Gunn1929-2004），英国诗人，诗作用字简洁巧妙，主题通常与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年轻人的反传统文化有关。

此处所指为理查．佐尔格（Richard Sorge, 1895-1944），二十世纪知名的苏联间谍，曾以记者身分在多个国家进行谍报工作，最终在日本暴露身分，遭日本政府逮捕并处以死刑。

此处所指为金．费尔比（Kim Philby, 1912-1988），冷战时期苏联潜伏于英国情报单位内的间谍。

丹佛．叶兹（Dornford Yates, 1885-1960），英国小说家，笔名为赛西尔．威廉．默瑟（Cecil William Mercer）。

汉默德．因尼斯（Hammond Innes, 1913-1998），英国小说家、旅行家，最为人知的是带悬疑色彩、外国情调的冒险故事。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玛丽．蒂尔号的残骸》（The Wreck of The Mary Deare）。

狄克．法兰西斯（Dick Francis, 1920-2010），英国骑师、犯罪小说作家。他获奖无数，小说曾三度荣获爱伦．坡奖最佳小说奖，一次英国犯罪作家协会的金匕首奖。他本人则于一九八九年获英国犯罪作家协会钻石匕首奖，以及一九九六年的爱伦．坡奖大师奖。

盖文．莱尔（Gavin Lyall, 1932-2003），英国惊悚小说作家。早期作品均为第一人称。他自称对书中的技术性细节讲求精确，甚至会亲自做实验证明，因此作品产量不高。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英国诗人、爵士乐评人，着有《较少受骗者》（The Less Deceived）、《北方船》（The North Ship）、《高窗》（High Windowns）等。

汤玛士．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英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着有《黛丝姑娘》（Tess of The D'urbervilles）、《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嘉德乔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等。

莱昂奈尔．戴维森（LionelDavidson, 1922-2009），英国小说家，处女作《瓦茨拉夫之夜》（Night of Wenceslas, 1960）即获得一九六○年英国犯罪作家协会的金匕首奖。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圣烛台之人》（The Menorah Men）。

作者注：美国版书名为《谋杀游戏》（Murder G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