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媛与大哥相差了足足十五岁，其实她还有个二姐，只不过二姐早年远嫁内地，之后就没有来往了。仔细算来，大哥今年该有四十了。十五年前，也就是宝媛十岁那年，他公费到美国留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林东策在浙江大学就读时就是圈子里有名的才子，他主要钻研数学，即使是留洋到了人才济济的美国，成绩依然是名列前茅的。这样年轻有为的学者，校方自然是极力将他挽留在了研究室，出人头地是迟早的事。然而，就在七八年前，他却毅然放弃了这顺风顺水的人生，突然辍学了。他写信告诉家里，自己已经厌烦了整天和数学公式打交道的日子，想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宝媛与大哥分别时还是个不记事的小丫头，更何况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对这个大哥也只是隐隐记得些模糊的轮廓。她印象最深的是大哥发际线边上那颗大黑痣，以及用于遮盖它的枯黄的刘海儿。她只能凭借寥寥几页信纸、几次联络，在心中勾勒大哥的形象。

随着身心的成长，小女孩心中的大哥形象渐渐地被填上了理想化的颜色。“优秀的青年学者”，这是宝媛在心底为大哥描绘的第一张画。得知大哥辍学后，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这幅画修改为“成功的商人”。前者文质彬彬，后者大腹便便，确实难为她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当初和大哥一同赴美留学的朋友回国了，途经香港时，他特地拜访了宝媛家。

“小林是思想负担太重了。”这句话让母女二人的担忧又重了几分。

哥哥的那位朋友是个意气昂扬、胸怀抱负的进步青年，那时正响应新中国的号召，立志奉献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林东策弃学从商，自然就被他归到了“落后分子”的行列中。但在这对饱受思念之苦的母女面前，用“落后”二字未免有些残忍，亏得他有心，说成了“负担太重”。

宝媛对哥哥一直满怀期待，听了那位朋友的话，不免有些失落。哥哥的朋友有所察觉，于是安慰道：“别担心。小林的生意做得还是有声有色的，但生意场上的事儿，谁又能说得清呢？对了，他在大学研究室里工作时就靠做经纪人之类的私活赚了不少钱。说不定，这条路还真适合他。”

大哥的精神负担源自何处？涉世未深的宝媛不得而知。但从这位朋友的语气中，她可以感觉到，这与祖国的政治形势脱不了干系。只是，林家清贫，父亲早亡，和资产阶级完全搭不上边儿。何况又是在香港，不管政局如何，都不至于波及自家吧？当然，这只是宝媛一厢情愿的观点罢了。

“大哥做学问又不是为了赚钱，学者和政治能扯上什么关系？”

毕竟还不成熟，她只能看到问题的表面。她理想中的大哥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即使有烦恼，也应该和学术相关才对。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异让少女宝媛一时无法接受，她又试探性地问道：“是不是学术上遇到什么困难了？”

那位朋友毫不犹豫地断言道：“不会的。”

难道是感情生活出了什么岔子？当时的宝媛正值青春期，难免会在大哥的理想形象上添加几抹浪漫色彩。

在男女问题上，母亲比宝媛敏感得多，她感到有些难以启齿：“东策不会是和洋女人……”

那位朋友正愁找不到话来安慰母女俩，听到这话，连忙加重语气道：“不可能！唯独这点我可以断言！小林非常洁身自好，从未传出什么绯闻。伯母完全不必担心这个，虽然他也到适婚年龄了……估计是打算在国外赚足了钱，再回香港结婚吧。”

在母亲眼里，儿子弃学从商未必是件坏事。问题是，这一转变过于突然，她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她还专程给儿子写了封信询问原委，但林东策在回信中依旧是那几句话，无非就是厌烦了学术生活，觉得自己更适合从商云云。

宝媛不信，她觉得大哥一定是有事瞒着自己和母亲。但任她怎么否定、怎么较劲，无情的现实可没闲功夫去成全一个少女的小心思。“理想大哥”的形象顷刻间土崩瓦解，令她心有戚戚。她并非对商人这个职业有偏见，但作为妹妹，总是希望自己的哥哥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年轻女孩儿对象牙塔抱有憧憬，这并不奇怪。

不过，没多久，大哥弃学从商的正确性就得到了证实，他竟从美国寄了五千美元的生活费回家。当时，宝媛还是在校生，体弱多病的母亲没有收入，父亲留下的微薄遗产眼瞅着就要见底了，大哥寄回这笔巨款无异于雪中送炭。

为此，母亲还是很高兴的：“还是做生意好啊。”

能赚钱是好，但大哥究竟在做什么生意呢？

“反正就是做生意，具体是什么生意……我也是不很懂……”

连自己的朋友在做什么生意都不知道？那位朋友含糊其词的回答让宝媛心中犯起嘀咕来，同时也加深了她的疑虑。莫非……难道……大哥干的不是正经生意？这个可怕的念头在宝媛年少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阴影。

一年后，大哥又寄回了两千美元的生活费。这一次，他总算稍微透露了自己的行踪。他说近日要离开纽约，搬去旧金山，确定地址后会再告知。没想到，那竟成了大哥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之后，宝媛和母亲按照纽约的地址给大哥寄过无数封信，但无一例外地被退了回来，可见大哥已经不在纽约了。母女二人动用了一切关系，但一无所获。经过数年的苦苦追寻，总算得到一丁点儿消息——“一个名叫林东策的中国留学生说自己想去日本，至于是从谁那儿听说的，我不记得了，也有可能是我听错了吧。”而说这句话的人，甚至连大哥的面都没见过。

一年前，母亲带着对大哥的担忧病逝了，那句不靠谱的消息依旧会时不时在宝媛脑中响起，特别是每当听见同事们用日语交谈，她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预感，大哥一定在日本！正是在这份预感的驱动下，她才更加拼命学日语。

大哥大概是懒得动笔，失踪前给家里写的信也不过寥寥数封。宝媛把这些信反反复复看了无数遍，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信件的内容很简单，甚至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说好听点儿是天马行空，说难听点儿则是逻辑混乱。有很长一段时间，宝媛都天真地将其奉为“天才手笔”，现在看来，充其量也就是“性子随便”罢了。试想，正常人谁会把“走着走着鞋带断了”这样的事写在家书里？连母亲都曾抱怨：“这写的都是什么呀？大老远跑到美国去，好歹写一些有趣的见闻给我们看看嘛！鞋带？他专程到美国去断鞋带的吗？流水账也不是这么个记法儿。”

大哥还会莫名其妙地在信中留下一些谜一样的语句，就拿他最后的那封信来说，在叙述完朋友的经历后，他补充了一句话：“我与此男，并列一站，一刀两断，尽皆相同。”母亲对此感到无语，宝媛也猜不透大哥想表达什么。不过，她仍极力为大哥辩解：“没什么可奇怪的，但凡头脑聪明的人，总会认为周边的人一定也能理解他自己能理解的事物。”

之前，大哥就算再懒散，还能保证一年至少给家里寄一封信。但从那以后，母女俩连续两年都没有收到大哥的信，于是彻底慌了。她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哥确实去了旧金山，母亲甚至联系上了中国领事馆，但得到的答复却让人失望，没有查到符合条件的人。大使馆还在回信中补充道：“也有可能是目标人物未获得美国市民权，本机构无法查询脱籍者信息。”照这样看来，那句不靠谱的消息反而多了几分真实性。

母亲对儿子的最后一分期盼在临终时也被消磨殆尽了：“这个不孝子，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不然，何至于这么多年都不往家里寄信？”

宝媛可以感觉到，母亲说这句话时内心是动摇的。回头想想，母亲的观点不无道理。若是大哥健在，没理由这么长时间不给家里报个信。事实是明摆着的，只不过作为亲人无法接受罢了。但有一点宝媛想不通，大哥在海外就没有一两个朋友？他若真是出了意外，就没人通知他的家人？

“万一大哥真的在日本呢……无论结果如何，就当是解我一个心结吧。”宝媛把大哥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陶展文。

“别灰心，事情还没定数呢。”陶展文鼓励道，“我这边会尽可能地帮助你。”

“那我就先谢谢了。”宝媛感激道。

“唔，要从哪儿着手呢……”陶展文做沉思状，“日本说大不大，说小也有四十万平方公里呀……”

“但定居在日本的中国人没多少吧？”

“是不多，三万左右吧，但散布在日本各地……干脆，我们划分区域来找吧？”

“具体怎么做？”

“我看就先从神户着手，那是在日中国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其实不难，到市政府查一查外国人市民记录便知。神户找不到的话，就去大阪找，还找不到，就去东京、横滨找。总之，就这样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找，直到找到为止。”

“就是到市政府查外国人登陆记录？”

“是的。这么说吧，在神户的中国人大概有八千，我们只找林姓男子，花不了多少时间的。我在那里有熟人，我们都不用亲自去，跟他打声招呼就成。”

宝媛再次朝陶展文深深地鞠了一躬：“真不知道要怎样感谢您才好！”

就在那时，三浦一手擦着额间的细汗，着急忙慌地赶来了。

“我来啦，久等了。”

他的呼吸略显急促，想必是怕二人等久了，迅速解决了手头的活儿后一路跑下来的。

陶展文并未因三浦的到来而打断沉思。“林东策……林东策……”他反复咀嚼着这个名字，仿佛要将其深深刻在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