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报纸上总算有足够多的东西可以报道了。振奋人心的揭幕仪式，格拉斯顿先生的演讲，轰动性的逮捕行动，这些内容完全能让编辑和记者写出好的主题。被捕者高尚的人格以及这场“弓区谜案之争”（昨夜的争斗在民间已经有了个名称），又给报上的文章和插画添加了鲜活的作料。莫特莱克先生在仪式后的举动，又为这个戏剧性的夜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灯灭的时候离开了会场，悄无声息地越过了几道警察的封锁线后，走进了最近的警察分局。分局长看见他时非常激动，竟然没有理会莫特莱克投案自首的请求。但出于公正，当地的警察在了解情况后还是扣留了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作法并没有坏了规矩。有人认为自首说明了莫特莱克先生的无辜，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他在自觉脱罪无望后做出的无奈举动。

格罗德曼开心地读着晨报，他一边嚼着鸡蛋，一边咯咯直笑，好像昨晚的场面是他的杰作。平日里忧郁寡言的主人突然神志癫狂，珍妮对此非常警觉。就像丈夫所说的那样，格罗德曼的冷笑毫无美感，但他本人一点也不自觉。温普不仅捅了个大娄子，而且所作所为受到了在场记者的一致谴责，虽然这一切并没有如他所愿出现在第二天报纸的戏剧栏目上。自由派报纸称他的行为威胁了格拉斯顿先生的生命；保守派报纸说他释放了弓区黑社会潜在的暴力元素，把一个平常的聚会升级成危害严重的暴力冲突，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损害。但“汤姆·莫特莱克”最终还是成了各方注目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这场冲突唯一的受益者。

当莫特莱克被带到主审法官面前时，他要求推迟为自己辩护的时间。紧接着由于新证据的出现，法庭决定以谋杀阿瑟·康斯坦特的罪名对他进行起诉，温普终于转运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聚集在疑案上，全世界的人纷纷热议着这个难解的谜团。

到了二月中旬，这场伟大的审判终于重开了。财政大臣又一次错过了这个充盈国库的绝好机会。剧情的精彩足以轻易地冲抵演好这场戏所需花费的成本——演职人员的工资、明星的出场费以及租用剧场的费用，这些在预期的巨额收入面前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是一幕永远无法复制的好戏；一幕哪怕主角并非是女性，但女性观众仍然情愿取下时尚的耳环去换取门票的好戏。根据从地方法官的检查报告中透露出来的一点点消息，以及全国各处招贴着的有关寻找关于一个名叫杰茜·戴蒙德小姐的海报来看，这出戏里无论如何还算有一个女性。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为莫特莱克进行辩护，他是由应此事而成立的“莫特莱克辩护基金会”请来的（捐款来自于从欧洲大陆到澳大利亚的广阔区域），哈兰德先生因为得到了东区劳工代表的支持而充满信心。而代表帝国、女王和法律秩序的公诉人则由罗伯特·斯皮戈特先生担当。

斯皮戈特先生在叙述案情的时候说：“我准备向各位说明被告在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是怎样无情地杀害他最好的朋友、同租者阿瑟·康斯坦特先生的。他谋划得非常周密，以致几周来这起案件几乎使全世界的人都束手无策。幸运的是，苏格兰场刑侦部门的爱德华·温普先生慧眼识破了罪犯的计谋。我准备向各位说明被告的动机源于嫉妒和报复。他不仅嫉妒康斯坦特先生对工人运动有更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两人还共有一位女性知己，这一因素加深了被告的杀意。在这起案件的论述过程中，我的诉状也许会揭示出被众人视为圣徒的被害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便如此，我也将勇敢地担当起这个责任，把最真实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展示在大家面前。我准备向各位说明谋杀是在十二月四日清晨，比六点半稍早一点儿时实施的。被告凭着非凡的才智，先是假装搭早班火车前往利物浦，制造了一个不在场证明。接着他回到家，用两小时前故意留在门闩上的钥匙打开了前门，再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开门进入了康斯坦特先生的房间。之后他切开被害人的喉咙，把剃刀放进口袋，重新锁上了门，使门看上去像上了闩的。然后他下了楼，拉开外门上的闩，出门后他再把门反锁上。这样他就能及时到达尤斯顿路火车站，赶上去利物浦的第二班火车。浓密的大雾帮助他完成了这整个过程。”以上就是控方的大致推断。莫特莱克站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并不时用不羁的目光挑衅着公诉人，当他听到诉状的某些部分时，脸部发生了明显的抽搐。

达普顿太太是控方传唤的第一个证人。这时她已经学会了怎样合法地去打探别人的隐私，但她的兴致看上去并不高。

“十二月三日的晚上，你是不是给被告送过一封信？”

“是的，正如你所说。”

“他读这封信的时候有什么反应？”

“他突然脸色苍白，显得十分兴奋。他读完信后马上走进了楼上那可怜人的房间。我担心他们会吵起来。他本该让康斯坦特的最后几个小时过得更为平和的。”（台下大笑）

“接着又发生了什么？”

“莫特莱克先生气冲冲地出去了，然而一小时后他又回来了。”

“他回来后告诉你第二天他要搭早班车去利物浦？”

“没有，他说他要去达文波特。”（一阵惊呼）

“第二天早晨你是什么时候起床的？”

“六点半。”

“你平时不是这个时候起床的吗？”

“不，我平时六点起床。”

“为什么你那天会睡过头？”

“世上总会有不幸发生。”

“那天早晨是不是雾气很重，天色阴暗？”

“并不是因为这个，不然我每天都会起晚。”（笑声）

“上床前你喝不喝酒？”

“我喜欢喝杯茶。我一般沏得很浓，不加糖。它能帮助我安神。”

“是这样啊。当莫特莱克告诉你他要去达文波特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正在厨房里喝茶。”

“你是否在暗示，被告可能在你喝的东西中掺了什么可能让你睡过头的东西？”

证人（极度震惊）：“那他该被枪毙。”

“我想也许他能在不引起你注意的情况下做到这点，是不是这样？”

“如果他能想出办法在那种环境下杀死康斯坦特先生，那他一定有办法在我的茶里下药。”

法官：“证人的回答应该仅限在事实范围内。”

公诉人斯皮戈特先生：“我必须向法官大人您说明，证人的说法并非妄断。它精确地描述出了几种可能性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好了，达普顿太太，现在请您向我们说明一下那天早晨六点三十分您起床后所发生的情况。”于是达普顿太太复述了她在听证会上的证词（她又说了一些与上次不同的陈词滥调，不过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比如说她开始是如何感觉到不对的，她怎样发觉大门被挂锁莫名其妙地锁上的，她是如何找来格罗德曼，并和他一起闯进卧室的，以及她们是如何发现尸体的——这些公众已经烂熟于心的内容，又一次从她的嘴里挤了出来。

“看看这把钥匙（钥匙被传递给证人）。你能认得它吗？”

“我认识它。你从哪儿把它找来的？这是我二楼的房门钥匙，我想我好像把它挂在门上了。”

“你认识一位名叫戴蒙德的小姐吗？”

“当然认识，她是莫特莱克先生的女朋友。不过我想莫特莱克先生可能永远都不会娶她，真是个可怜的女孩。”（一片骚动）

“为什么不会娶她呢？”

“对她来说，莫特莱克先生身份太高贵了。”（一阵窃笑）

“你的话里没有其他的意思？”

“其他的我就不能多说了。她只来过一两次，上次她来还是去年十月的事呢。”

“她那时看上去怎样？”

“她很痛苦，但她不会让你发现这点。”（笑声）

“谋杀案发生以后被告人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他总是显得十分忧愁，为事件的发生感到痛苦。”

换由辩方律师进行提问：“被告人是否曾住过康斯坦特先生现在的卧房？后来他是否自愿调换了房间，以便康斯坦特先生能在一层上有两个房间？”

“是啊！但他像是对此并不在意。”

“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当他住在那个房间的时候，被告人是否丢过钥匙，并且重新配了一把？”

“是有这事，他是个粗枝大叶的男人。”

“你知道十二月三日晚，被告人和康斯坦特先生谈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我听不见他们的谈话。”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在争吵呢？”

“他们的聒噪声实在太吵了。”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律师（语气非常尖刻）：“但我现在和你说话的声音也很响，难道你能说我在吵架吗？”

“得要两个人才能吵得起来。”（一阵大笑。）

“在你看来，被告是会去杀人的那种人吗？”

“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凶手是他。”

“他在你面前总表现得像个绅士吗？”

“不，先生，我知道他原来只是个排字工而已。”

“你说被告在谋杀案发生后显得非常沮丧，这会不会是由于他的恋人不见了而引起的呢？”

“不，他很高兴能早点甩掉那个女人。”

“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康斯坦特先生把她从被告手里抢走，他一点也不会嫉妒呢？”（场下一片骚动。）

“男人都是些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家伙。谁能说得清呢？”

“达普顿太太，这和男人没什么关系。我想问你被告是不是不再关心戴蒙德小姐了呢？”

“先生，他根本不关心那个女人。当他在一堆信件中看到一封是她的笔迹的时候，他会马上把这封信扔到一边，然后立刻去拆别人的信。”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律师（语调中带有一丝胜利的意味）：“谢谢你，达普顿太太，你可以坐下了。”

公诉人斯皮戈特：“达普顿太太，请再等一会儿。你说被告不再关心戴蒙德小姐了，这有没有可能是由于他一直怀疑她和康斯坦特先生有染而导致的呢？”

法官：“请不要提这种带有倾向性的问题。”

公诉人斯皮戈特：“可以了，谢谢，达普顿太太。”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律师：“不，达普顿太太，我还有一个问题。当戴蒙德小姐去你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让你怀疑她和康斯坦特先生之间有不正常关系吗？”

“当莫特莱克先生外出的时候，他们在我家倒是遇见过一次。”（又是一阵骚动。）

“他们是在哪里相遇的？”

“在走廊里。那次他正要出去，这时戴蒙德小姐在屋外敲门，于是康斯坦特先生就去开门了。”（善意的笑声。）

“你没有听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吗？”

“我不是个喜欢偷听别人谈话的人。他们友好地寒暄了几句后便一起离开了。”

乔治·格罗德曼是下一个被传唤的证人，他重复了一遍在初审时说过的证词。在辩方提问时，他证实了康斯坦特先生和被告间的深切友情。他不怎么认识戴蒙德小姐，记忆中好像从来没见过她，被告也没怎么谈起过她。总之他认为这个女人在被告眼里并不重要。被告很自然地为朋友的死感到悲伤，而且他的工作也实在太忙了点，因此显得疲惫是很自然的。证人对莫特莱克的人格评价很高，他认为康斯坦特和他朋友的未婚妻有不恰当关系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格罗德曼的证词给陪审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被告充满感激地望了他一眼，控方则对必须要传唤这个证人感到非常失望。

霍莱特巡警和罗尼米德上尉同样重复了自己在初审时的那套证词。警方的法医罗宾逊医生也再次对伤口的成因和死亡的大致时间做了说明。但这次律师们的提问要比初审法官详细得多。在问讯中，他表示自己不能把死亡时间精确到一两个钟头之内。他猜测当他到达时，死者应该已经死去两三个小时了，因此命案很可能发生在七点到八点之间。在控方律师不露痕迹的压力下，他承认自己并不能排除命案发生在六点到七点间的可能性。但在辩方律师提问时，他表示自己还是倾向于较晚一些的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