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的恐慌当然是因为这架摄像机的存在，或许也是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前来采访的人。他们有将近十人，并非来自同一家媒体。当初他就担心，随着案情调查的推进可能会有此境况，但没想到这么快这些就在眼前发生了。

“别害怕。窗帘拉上。”

他这样叮嘱雅，虽然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然后就回了客厅，打开电视，看了一遍各个台的新闻、时事节目和专题节目，并没有报道说户泽案件的调查有什么进展。

门铃又响了。

“你们适可而止吧。一大早的究竟想怎么样？”一登忍无可忍，按下通话键质问对方道。

“您是规士的父亲吧？请您接受一下采访可以吗？”

“我没什么可说的。还有，请你们不要乱拍我女儿的房间。那可是非法偷拍。”

“那个不是我们公司的。”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公司的，这种行为十分荒唐，请你们注意。”

“总之请您先出来再说可以吗？我们有很多问题想问。”

“我刚才没告诉你吗，我没什么好说的。”

“规士父亲……”

“失陪。”

一登正要强行结束对话，对方见状慌忙喊了声“请稍等”，随后又道：“您家门牌上好像被人泼了油漆还是什么东西，您就那样放着不管吗？”

“什么？”

“还有鸡蛋砸在门上。”

怎么会这样？！他不耐烦地咂嘴。有些人就是偏要往别人伤口上撒盐。

一登换上棉质短裤和Polo衫，拿上清洁用具出了门。

媒体早严阵以待，全拥了上来。大门口像昨天一样，蛋壳和蛋液溅得四处都是，门柱和门牌上都是红色涂料，应该是来自那种罐装喷漆。

“这是谁，做出这种事情？”一登不悦地嘀咕着，眼睛瞪着媒体的采访阵容。

似乎有人以为他这样是在问罪，其中一人应道：“不是我们干的，我们来时就已经这样了。”

如果媒体的人承认是他们干的，那才真叫人意外呢。——一登心里想着，但全然笑不出来。他决定先从门口开始打扫，就像昨天那样。

“您儿子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一名记者问道。

“没有。”

“警方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自打我向他们反映孩子一直没回家，他们就什么也没对我们讲过。”

“昨天您这边是不是收到了什么新的风声？”

“我不是说了吗，什么都没有。警察调查到什么程度，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得多。”

“那不会，对于这样的案子警方的嘴也很严，我们现在也是完全不知情。”

“昨天有一位女性接受了电视台采访，那是您家亲戚吧？听她的口气，我们感觉您这边应该是从警方那里听到了什么消息吧？”另一个记者开始套话。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的，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家孩子是罪犯。警察那边也没这个意思。我倒是觉得，我儿子很有可能是被害人。”

“有证据证明他是被害人吗？”记者以慎重的语气问道。

“很遗憾，也没有。”一登老实地回答道。媒体众人闻言发出一阵扫兴而失望的叹息。

“我们只能选择相信他，”一登动着手上的扫帚道，“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的孩子。当然，同时也希望他能够平安回来。我妻子的这种期盼尤其强烈。所以，她姐姐才会像昨天那样接受采访。现在考虑到各种可能性，我们家里人心里都有动摇。希望各位媒体的报道也慎重对待每一个细节。现在明明什么都不明了，发生这种挑衅的事情，只会让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登停下手上动作，看着媒体众人：“你们倒是说说，你们怎么看待这些？”

一瞬间，他们陷入了沉默。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人开口回应，仿佛他并不想让气氛过于尴尬：“我们一向十分尊重案件相关人士的人权和采访对象的个人隐私。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受到保护，但现在由于网络的存在，恶意中伤的情况也确实越来越多。”

也是，罪不在他们媒体，是社会上那些对新闻报道断章取义、恶意造谣中伤的人不好——一登也觉得他的话可以理解，可又觉得这番话里多少有些敷衍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媒体不光要探求事情的本质，也有责任让人们关注这些问题。如果您有什么话不想放在心里想说出来的，请您一定在这里讲给我们听听。”

“想说的刚才已经说过了。再没别的了。”

“有消息说，您儿子大约十天前在家庭用品商店买过刀具，这事您知道吗？”

“今天是给被害人仓桥与志彦守夜的日子，请您对他说句话吧。”

“您有什么话想对失踪的儿子说吗？”

记者们排着队抛出这些问题，其中有两三个其实想答的话也可以回答，但是一登选择了闭口不谈。

他们听从他们认为正确的理念而行动，认为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工作，于是围住了一登。但也可以说，正因为他们这样，事情才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的言行俨然没有任何温度，面对他们只能让人感觉心寒。一登觉得，就算跟他们聊上几个小时，也不可能彼此相互理解。

一登继续打扫卫生，无视他们接二连三的问题。他心里忽然有了一个疑问。

一登自己同样是凭着自认为正确的理念行动，也因此被指责过爱讲大道理。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贵代美看来，一登是否同样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呢？

或许是。

就算道理是对的，说到底也只不过是基于讲话者个人立场和自身个性的观点。立场不同，道理也随之不同。道理说得通不代表对方就一定听得进去，更有甚者，有时正因为道理合乎道理才反而更难得到对方的理解。

应该怎么办？他找不到答案。

问题严重到这种程度，已经不是靠互相理解、让步就能解决的，恐怕只有忍，直到真相大白为止。

扫干净门口，一登来到门柱前。

那是专门找爱尔兰工匠定制的锻铁门柱，丙烯玻璃的门牌通过金属套件镶嵌在上面。锻铁表面被锻造成巨大鳞片一般，闪着深沉的银光，像是某种艺术装置，显得很有品位，可现在红色喷漆毁掉了这一切。

一登压抑着心中的愤怒，用相机拍下损坏情况。

很显然，这完全属于犯罪行为。可他心里明白，就算报警恐怕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更想赶快清理掉这些污垢。

先用家里的清洗剂试试，能擦掉多少是多少吧。一登想着，就朝工作室走去。

门牌可能还是先拿掉比较好。他想着这些事情，走进工作室，从工具柜里拿出涂料清洗剂和摘门牌需要用到的扳手。

拿完扳手后，他正要关上抽屉的手忽然停住了。

那是个很宽的抽屉，里面放了扳手、螺丝刀之类的小型工具，通过隔板被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右手边靠里放着十件套的雕刻刀，靠外就是放刀具的盒子。

从规士手里没收来的小刀应该也放在里面。

现在它却不见了。

一登又看向窗边梅本总坐的那张桌子。他有时会从这里拿工具使用。然而，规士的那把刀并没在桌上。视线范围内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有。最近梅本一直在做建筑模型，好像并没见他用过那东西。他常用的是美工刀，那把刀就放在笔筒里。

心乱如麻的一登走到屋外。他摘下门牌，用清洗剂擦拭喷漆的污渍。他一声不吭地做着手上的事情，脑子里想的全是那把刀。

有可能梅本为了做一些手工或者其他东西把刀带回家了。这不是说他偷东西，他不是那种人。他可能是忘记告诉一登，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这十分有可能，一登自己也希望事实就是如此。他知道，在明天梅本来上班揭开谜题之前，这颗悬着的心是放不下来了。

打电话给梅本问问——正当他做出这一决定时，在场记者们当中有许多人的手机响了起来。只见他们各自嘀嘀咕咕地讲着电话，像是在谈工作，刚讲完就作鸟兽状从家门口四散不见了，连个像样的招呼也不打。可能他们有了新的采访对象，觉得一登已不再具备什么采访价值。他们前一秒还在纠缠不休，现在竟以这样扫兴的方式散去。

门口只剩下一登一人，他挥散心中困惑，带着刚摘下来的门牌回到工作室。将工具整理一番过后，他拿起电话，按下了梅本的手机号码。

“早上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电话接通，一登开口道。

“哦，没事，早上好。”那头传来梅本无精打采的声音，听起来跟平时并没什么两样。

“我想问个事情。”

“什么事？”

“我放在工作室柜子里的刀有一把找不到了，你有没有印象？”

“哦，”梅本并未感到意外，他答道，“我想应该是规士拿了吧。”

“什么？”

“我看到他在抽屉里翻找一通，然后拿走了个什么东西。东西看在眼里也就一眨眼的工夫，感觉应该是把刀。”

一登喘不过气来，喉咙里挤出一声：“什么时候？”

“应该是长假开始前的那个星期五。他趁您傍晚出去时，进来拿走了。我没用过。”

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击打在头上。

一登近似呻吟地哼了声“是吗”，就挂断了电话。他瘫倒在椅子上，重复着短促而艰难的呼吸。头脑里已一片空白，无法进行任何思考了。

这臭小子！——只剩这句话，慢慢爬到了嗓子眼。

紧抓在手里的唯一一根稻草，就如此轻易地不见了。

一登不知道还能够相信什么，该怎样去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