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烛的摆放，死去的孩子的头部和身体旁边的照片，还有床头的大幅结婚照，让人不由得感觉犯罪者像是把约纳斯放在了灵床上。

但是，这样做究竟原因何在？目的又是什么？那时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实践案例分析将犯罪者的此类行为看作“情感赔偿”——这里就可以用上“撤销”这个名称了（从英文“to undo”而来，表示将某事变得不可见，或者退回上一步）。其背后的理论是这样的：犯罪者对其行为感到懊悔，希望能够在某种象征性意味上撤回此行为。犯罪者会试图通过例如将受害者遮盖起来，或者像在这起案例中，把受害者伪装成像是睡着了的状态，来完成撤销。此外，将受害者的双手合拢，为之擦去血迹，遮挡或包扎伤口，都是典型的“情感赔偿行为”。

一旦我们在尸体发现现场找到了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存在“撤销”行为，就可以得出犯案者与受害者之间有很深的情感联系这一结论。

“撤销”只是此案中表演性行为的一部分，其他的部分——蜡烛、海报和电话，则表达了他想要见到弃他而去的妻子的愿望。

十个月前，三十二岁的伊芙琳·莫恩克与丈夫分居，带着约纳斯一起，搬去与儿子十四岁的朋友同住，她与这名少年已经有将近两年的秘密关系了。因为另一个男人介入而导致与妻子分居，令约尔格·莫恩克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另外，不能每天和自己的儿子在一起，也让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以至于连请了几个月的病假。不过，在一家精神病院住院数周之后，他的状态看上去稳定了很多，可以把约纳斯接来一起度周末了。一开始是几个小时，后来也会过夜。约尔格·莫恩克始终住在他们过去共同居住的房子里，虽然这房子应该被变卖。

显然，他的精神状态并没有稳定下来，更不用说接受与妻子的分离了。

可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如此大费周章地布置那条通向他死去的儿子的路呢？

答案很简单，同时也令人毛骨悚然：他给妻子打电话，是希望她认为约纳斯还活着，然后马上来找他，让他放弃原本的计划。如果伊芙琳·莫恩克真的这么做了的话，她会是第一个抵达她原来的家的人。约尔格·莫恩克所做的一切，包括种种表演，都是为她准备的。而她会和警察一样，看到那些蜡烛和烛光中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她将带着无法形容的恐惧，跟随着儿子，经过墙上那几百张A4纸，上面印着满是回忆的照片和责难的话语（你把一切都毁了！）。这一切将唤起她的负罪感，然后到头来她会发现自己来得太晚了，约纳斯早已死去。

约尔格·莫恩克想要残酷地提醒离开了他的妻子，她有罪，而他们共同的儿子的死，正是对她造成家庭破碎的惩罚。

警官们在房子的地下室找到了约尔格·莫恩克。他在天花板横梁上上吊自杀了，脚下放着一封手写的遗书，在遗书里，他描述了自己备受煎熬的心情。他向约纳斯解释道：“我必须离开，因为你妈妈想要那样。”约纳斯求他留下来，或者至少带自己一起走。于是，在午夜时分，他扼死了自己的儿子。

我们的尸检佐证了信的内容，约纳斯的推测死亡时间大约在午夜前后，他父亲死于两小时之后。

约尔格·莫恩克不仅终结了自己的生命，死前他还杀死了他人——他自己的儿子。瓦尔特·隆曼在牢房里自尽之前，试图杀害现任妻子与前妻。这两起案例中都涉及“扩大性自杀”的概念。

所谓扩大性自杀，指的是某人决意自杀，并在自杀之前直接杀死身边一个或多个人的情况（多为自己的孩子、配偶或伴侣）。

扩大性自杀也被称为“携带自杀”。英语美洲地区的法医们将其称为“谋杀式自杀”（murder-suicide），这种叫法无疑更接近实际情况，因为在这类自杀案件中，被杀的人并非自愿结束生命，而是成为杀人行为的受害者。而那些决意自杀的人，均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已实施或者至少试图谋杀他人。

另外，扩大性自杀这个概念，只能用于决定自杀的人（在杀害了一人或多人之后）最终确实自杀而亡的情况。如果他或她虽然有自杀行为，最终却活了下来（因为所选择的自杀方式不当而失败，或者自杀决心突然不够坚定），从法律角度来讲就仍然是杀人罪，将按照个案中的动机与行为模式，以谋杀或故意杀人罪起诉当事人。如果瓦尔特·隆曼没有在刑拘期间自杀的话，检察官将以两起杀人未遂案对他提起诉讼。

我们法医研究所的档案里写满了这种扩大性自杀的悲剧事件。少数案例中，如同“普通”自杀事件一样，极度的绝望是作案动机：人们看到自己和身边亲密的人受到威胁，并且觉得走投无路。

二十二岁的玛伦·莫根洛特用手帕捂住了自己一对未满周岁的双胞胎的口鼻，令他们窒息而死。然后她从五楼的家中跳了下来，摔成重伤，却留下一命。她的动机来自经济方面的忧虑。劳动局给她发了一则错误的通知，告诉这位失业的单身母亲，她的第二类失业救济金（哈茨IV救济金[1]）将被取消，且该决定不能更改。在她杀死自己孩子的两天后，劳动局撤回了该通知。玛伦·莫根洛特本不应该遭遇这一切。尽管她在跳楼之后又活了四个月，最终还是在柏林一家医院的特护病房里死于肺部感染，其间始终没有恢复意识。

当然，这则案例属于特殊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大多数情况下，扩大性自杀往往是男性做的。另一方面，与由于政府部门工作失误而觉得自己的小家庭无路可走，因此闷死了双胞胎孩子的玛伦·莫根洛特的做法相反，男性不会仅仅因为找不到出路而选择扩大性自杀。而且通常来说，他们会去伤害导致他们陷入此境地的人。

显然，约尔格·莫恩克坚信，杀死自己八岁的儿子约纳斯是帮了他一个大忙。而且很明显，他从未考虑过要杀害前妻。那么，对于他在犯罪现场的种种表演就只有一种解释：他是如此恨她，以至于他想让她活下去，活在丧子之痛中，活在他加诸她的导致家庭破碎的负罪感中。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扩大性自杀行为的受害者呢？在差不多所有此类案例中，犯罪者都是在深感侮辱的情况下做出这种反应的。而引发这种感觉的原因几乎都是分手——或者威胁被分手。在犯罪者看来，这不是一件用正常世界的语言能够解决的事情。作为一个人，他感到被拒绝。于是，一次分手就成了一起致命犯罪。

注释：

[1]哈茨IV救济金：德国自二〇〇五年起实行的社会救济保障制度，由设计者彼得·哈茨博士而得名。该制度规定，失业一年以上的失业者应领取第二类失业救济金，以保障家庭最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