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已经有些破旧的五层建筑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此时它所在的街道有很长一段被封锁了。若干辆闪着蓝色灯光的警车阻断了车道，封锁了约八十米长的道路，红白相间的隔离带也拉了起来，隔离带后面更是已聚集起几十名看热闹的围观者——虽然此刻是星期天的清晨。那座房子前停着一辆消防车，许多名消防队员跑来跑去，忙个不停。我看见凶杀案件侦破组总督察戈尔德·布雷默在路障后面，就挥手和他打了个招呼。我们曾在许多案件现场碰过面，彼此熟识。他朝隔离带前面的一位警察打了个手势，把我放了进来。来到这座建筑跟前，我才看到了损毁的规模。上层所有窗框均从楼体墙面剥落，只剩一部分还摇摇欲坠地挂在那里，威胁着街上行人的安全，吓得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几个小时前还装着窗玻璃的地方，如今是四个撕裂的黑色大洞。街道以及两侧的人行道上，到处都铺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碴儿、木头片儿、墙体碎屑，还有一些分不出是什么的残块。

这景象让我想到了新闻里对几天前发生在以色列的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报道。又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一名男子，身上缠裹着装满炸药的腰带，把自己炸飞的同时导致熙熙攘攘的步行街上数名行人死亡，留下一片炸毁的痕迹。

而在这里，不同的只是没有行人伤亡。由于事件发生在凌晨时段，街上恰巧空无一人。被炸得四处飞溅的碎片只是损坏了停放在地面车位上的多辆汽车。

我们这些法医被召唤到尸体发现现场时——在柏林，这样的事情每年会发生六七十次——要对各种不同问题进行调查。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判断，死者的死因究竟是刺伤、枪伤，还是被击打致死。这样调查人员就能知道，他们应该去搜寻的是一把什么样的凶器。

除了尽可能准确地界定出死亡时间范围之外，在现场，警察还会期待法医提供一份准确的评估，判定该案件是否为暴力犯罪案件。我们必须尽可能快速地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举例来说，如果对凶器的搜寻进行得顺利，并且能及时找到的话，在许多案件中，调查人员就可以据此找到疑犯了。在这次的案件中，法医所估计的死亡时间（往往还包括犯罪时间），能够帮助警方划定作案者范围，进而查验其不在场证明。而负责案件的探员越早拿到这些数据，就能越高效地开展工作。所以，全德国每一家法医研究所都设立了二十四小时出勤的值班制度。我们常常听到一句关于法医的玩笑：“你们的病人可以等待，因为他们再没什么可着急的了。”但其实并非如此。

这个星期天的凌晨四点一刻，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来，我还在沉沉地酣睡。电话是刑警执勤部门的一位警官打来的，虽然是凌晨，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我的要清醒多了。在听他说打电话来的原因时，我还有些迷迷糊糊的：夜里约两点五十分时，一家妓院楼上发生了爆炸。在对这座位于市中心附近的大楼进行疏散的过程中，行动部队在瓦砾中发现了一名死者。命案侦破组已赶往现场。爆炸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这是否为一起犯罪案件，还是属于事故，尚属未知。因此，现阶段的调查要朝各个方向推进，为了把握形势，需要一位法医在场。

为了不把家人吵醒，我轻手轻脚地穿上了衣服，稍后便踏上了去现场的路。

戈尔德·布雷默总督察只比我早到一小会儿，对于大楼内的情形，他和我一样所知甚少。不过，有很多合法妓女住在这座楼里的公寓，她们在这里“做生意”，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此时大楼已被清空，总督察的同事已经回局里审讯第一批证人了，现场痕迹保护部门人员随时都会抵达。

我们俩向大楼走去，迎面有两名消防员从大门里出来，手里拿着呼吸防护面罩，其中一位就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他告诉我们楼里没有再次爆炸的危险，大楼也不会倒塌，我们可以进去了。他已经排除了瓦斯爆炸的可能，并判断这次爆炸是由炸药引起的。发生爆炸的公寓位于五楼，里面没有火情，有一名死者——或者准确地说，有死者残存的部分。

我们上到五楼，其间各自穿好了用以保护证据的白色工作服，还有两名刑侦技术警官和一名警务摄影师加入进来。总督察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出事的公寓，大门没有任何暴力闯入的痕迹。房门完好无损，门槛内却是一幅灾难景象。这间开间公寓门内有一条三米多长的走廊，通往约三十平方米大的房间。走廊里就散落着大量碎片，在炸得只剩残骸的里间房门和门框旁边往里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无数家具和装修材料的碎片。木头和金属碎渣像子弹头一样嵌在走廊的墙上，保险箱里有一个电闸闭合了，这代表着一定有某个地方发生了短路。

踏入爆炸发生的临街房间，我们马上就闻到了浓重的黑火药味。这种气味人人都很熟悉，只要你在除夕夜里闻过燃放烟花后形成的雾气，或是在射击场上朝着靶子开过几枪的话。

死者躺在这一片废墟之中，就在门的右边。那男人四肢伸展，身体左侧朝下，躺在一个被炸毁的沙发前。虽然他的身体有一半被炸碎的家具、墙体碎片和粉尘盖住了，但我们还是可以一眼就看出他伤得有多重。墙体碎片来自天花板上的一个宽约八十厘米的洞，这个洞正是房间里发生的这次威力巨大的爆炸造成的。死者上身穿一件黑色皮夹克，内搭黑色羊毛衫，两件衣服的背部位置都被撕去了一大块。裸露出来的肩膀裂开一条巨大的伤口，皮肉星星点点地散开。男人的头颈与身体仅靠几厘米宽的皮肤相连。另外，他的后脑勺上还开了一个大洞。

尸体旁边有一根灰色的电线，被瓦砾半埋着。电线的一头散成一缕一缕的，另一头用红色的绝缘胶带和一根黑色电源线绑在一起，电源插头在墙上的一个插座的不远处。破破烂烂的沙发背后的壁纸上有一大块引人注目的血迹，已经差不多干了，仅仅中间部分还泛着一点点湿润的闪光。除此之外，墙上，以及炸碎了的沙发上，都粘着大量红红黄黄的人体组织碎片，还有部分人脑。房间里其余的家具和设备也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戈尔德·布雷默的手机响了起来，此时太阳正缓缓升起，阳光穿过爆炸炸出来的窗洞射了进来，照亮了这幅怪异的景象，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电话是他的一位同事打来的，这位同事不久前从这里带走了第一批证人回去审讯。有一名爆炸发生时正在下面一层“做生意”的妓女似乎能提供一些关于死者身份的线索。她说在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胆战心惊地跑下楼来到大街上的四十五分钟之前，“那个阿道夫”去按过她同事布萨拉·萨恩松的门铃，而楼上那间被炸毁的公寓，正是布萨拉用来提供性服务的场所。证人不知道这个男人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是那个泰国女人的常客，而且在过去几个月里“越来越纠缠不休”，这些天他几乎每天都到妓院来。由于这个男人留着一撮修剪得很特别的小胡子，还来自奥地利[1]，所以她和她的女同事们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那位警官还在电话里说，已经通过电话跟布萨拉·萨恩松联系上了，正派警车接她来接受调查。

布雷默总督察挂断电话后俯下身去看死者，伸手在皮夹克的内袋里翻了翻，找出一个钱夹，里面有一本奥地利护照，上面写的姓名是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签发日期就在几个月之前。我也弯下腰去，直到可以将死者的头转向我这边。死者的两个鼻孔都流出了点血，除此之外，脸上仅有一点擦伤，并无其他伤口。我一下子就看到了证人提到的“希特勒式的小胡子”，通过与护照上的照片进行对比，我们认定，爆炸中的死者就是护照持有者，四十三岁的阿洛伊斯·霍恩辛纳。

当法医被召去处理一起爆炸事件的时候，我们要帮助回答这样几个关键问题：这起爆炸是一次事故、一起自杀事件，还是有计划的谋杀？在还没开始查看尸体之前，我就已经几乎自动地在脑海里推演各种不同的场景了——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我就像一名家庭医生或者内科医生一样，一位病人因为“肚子疼”到我这儿来就医，而我在心里思考着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诊断，一一确认，直到它们被排除或者被验证。

大部分情况下的结果是：事故。事故原因则大多是对燃气管或储气罐进行错误操作引起的瓦斯爆炸，抑或在弹药或烟花生产等相关危险化工行业内发生的爆炸。与此相对，某人把自己炸飞并殒命，是极端罕见的情况。不过，十二年前，我们也曾被委托处理过这样一起案件。自杀者把自家厨房的门窗缝隙用黏土封住，拧开瓦斯，但不打火点燃燃气炉，而是点燃若干支蜡烛。等空气中的瓦斯浓度达到易燃值时，烛火就引起了致命的爆炸。

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炸药自杀也是很罕见的（这与自杀式爆炸袭击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在德国，迄今为止，我们很幸运地没有受到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威胁），用炸药进行谋杀也是同样罕见的。也许您还记得因为仇外引发的邮件炸弹系列案，发生于一九九三到一九九六年间，是奥地利悬而未决的谜案，并夺去了四个人的生命。我自己也曾处理过一起使用炸药实施谋杀的案件。几年前，我曾作为法医鉴定人参与了一桩案件，在该案中，一名男子被放置在饮料厂男更衣室衣柜里的管状炸弹炸死。该案的调查结果是，被害者与一名同事的妻子有染，这名同事在得知此事之后，精心设置了炸弹。还有一次，汉堡的一个皮条客，为了争夺红灯区的长期统治地位，“成功地”将汽车炸弹安在了讨厌的竞争对手改装过的跑车下。

那么，妓院里的这名死者有没有可能也是一起红灯区炸弹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呢？消防队的专业人士已经排除了瓦斯爆炸的可能，但这依旧有可能是一起事故。比如说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有人为了某种目的，把炸药存放在或者藏在妓院的五楼。通常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调查员必须将看起来似乎并不太可能的情况也纳入考虑。例如，鉴于如今全世界都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能排除在准备暗杀期间发生了炸药意外爆炸的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尽管存在谋杀意图，但这仍然应该被定义为一起意外事故。

我在到达爆炸现场四小时后开始对死者进行尸检，此时仍有很多不同的情形值得考虑。对枪击和爆炸事件的受害者做尸检时，X光检查属于标准程序的一部分，帮助我们在解剖尸体之前就能对死者的伤情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知道其体内是否藏有子弹或金属碎片，以及它们的位置。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的X光图像显示，他的肩部和颈部多处骨折——考虑到他的头几乎完全掉了下来，这丝毫不令人惊奇。但其体内并无爆炸碎片或其他异物。颈部脊骨和胸脊上部的断裂，以及由此导致的脊髓和所有颈部血管的断裂，在一瞬间导致他死亡。此外，心脏附近的胸动脉和气管也被炸断，因此引发双肺多处撕裂。流出的大量血液几乎灌满了他胸腔两侧一半的空间。头上大洞周围长达四厘米的头发被爆炸产生的热量烤焦，只剩下几毫米长。颅腔内的大脑仅剩下一些鲜血淋漓的残留物，爆炸将颅底炸得粉碎，脑袋两侧的鼓膜也被爆炸彻底撕碎。

能够造成这样的伤害，爆炸物一定是在非常靠近他肩颈部的地方起爆的。至于爆炸物的类型及来源，刑侦技术人员之后会详细地告诉我们。另外，死者体内大部分器官同样被爆炸损伤：肝和脾都大量失血，且多处撕裂，大肠和小肠从它们应在的位置流到了腹腔中。

在肩部宽阔的伤口下，死者背部尚且完好的皮肤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黑色油状物——很可能是爆炸后剩余的一些炸药。我拿了几个脱脂棉球，在油层上轻轻地拭取了一些，这样稍后就可以在实验室里分析它的化学成分，从而取得关于炸药种类及来源的线索。我还在死者的手指和掌心做了涂片取样。虽然肉眼看不出此处有什么，但回到实验室应该就能检验出微量的炸药痕迹，如果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碰过这炸药的话。

在伤口边缘，我发现裂开的皮下脂肪组织里，以及其下的肌肉组织里，散布着一些小小的铜质电缆碎片，还有极少量蓝色塑料碎片。我同样让解剖助理妥善保管了，因为这可能与点火装置相关。如果是的话，将为刑侦技术人员带来点火器种类与来源的线索。

我们在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的心脏处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发现心脏内膜大面积出血。人体遭受其他严重的创伤后，比如说从高处坠落，或者被一辆大卡车碾轧，也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总之，出现这一现象的前提是，当事人受到强大外力影响时，心脏和血液循环仍然运转正常。因此，这种“失血致死的出血”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据，表示受害人遭遇暴力冲击时还活着。

于是，对当前这桩案件来说，就可以排除例如有人先杀死了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然后为了毁尸灭迹而引起爆炸的可能了。与此同时，调查员们已经确认，爆炸发生的时刻，这个奥地利人是独自待在妓院五楼的公寓里的，因为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的话，将同样会被炸死，至少也会身受重伤。而走廊里无任何血迹，如果有人受重伤后离开公寓的话，必然会留下血迹。

我们做完尸检的时候，对妓女布萨拉·萨恩松的审问也结束了。这名出生在泰国的女人能说一口很好的德语，她告诉警察，她是四个月前遇到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的，当时他第一次到这家妓院来。按她的供述，那天以后，他来要求她服务的频率越来越高，最近几周他越来越多地逼她放弃妓女这个工作。他说他爱她，从来没这样爱过任何人，他要和她“开始一段新生活”。布萨拉·萨恩松足够理智，分得清工作和私人生活，尤其是她与她的这位追求者完全没有相同的感觉。对她来说，他跟别的顾客没什么两样，不过是赚他们的钱罢了。她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妓院房间后，这些客人她一个都不想见到。尽管最近几天里他的纠缠令她不胜其烦，不过他倒是没说过什么难听的话，更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他给她发了好几十条短信，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全都是表达对她的爱，还有畅想他们的未来生活。他几乎每隔半小时就给她打一通电话，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爆炸前一天他来过她这儿两次，临近中午那次她跟他发生了性行为，他也为此付了钱。下午他又来了一次，这回是来找她谈论他们共同的未来的。她没怎么跟他聊这个话题，倒是挺担心那两个在妓院里看场子的男人，怕他们把他扔出去。他们对待别的纠缠不休的客人，或是不愿意付钱的嫖客都那样。阿洛伊斯·霍恩辛纳把场面搞得非常戏剧化，他反反复复不停地喊着布萨拉的名字，说着他疯狂的誓言，在妓院里面和妓院门前都引发了小小的轰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用短信和电话对这个妓女进行狂轰滥炸。到傍晚时，这些试图联系的尝试出人意料地停止了。但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的某个时刻，他突然出现在妓院大门前。当时他说他带了一大笔现金来，而布萨拉·萨恩松正好刚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于是就让他进来了。然而她很快就发现霍恩辛纳并没有带钱，只是想再来游说她一次，让她跟他走，开始新的生活。因此，这个工作了一整天、疲惫不堪的妓女此刻觉得真是受够了，她拿起手包和钥匙，把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留在了公寓里，一走了之。

阿洛伊斯·霍恩辛纳可以用钱买到布萨拉·萨恩松的身体，却买不到她的爱。他不承认，也不接受这一点，反而任由自己对她的感情发展出病态的特征。很显然，霍恩辛纳变成了个花痴色情狂。这个词德语写作Liebeswahn，或者Erotomanie（在希腊语里，Eros是情爱、渴望的意思；Mania是精神错乱、激动狂热的意思），指的是某人对另一个人的单相思发展为强迫症的情况。大多数情形下，这种妄想中的感情都指向不可得的某人，常见于大众偶像身上。此外，这种强迫症会引发完全不同的行为。有的“恋爱中的人”会默默体会自己的感受，并不会去尝试联系渴望的对象；但也有人通过跟踪，或是打电话、发短信、发邮件等方式，硬要进入所崇拜的人的生活，就像阿洛伊斯·霍恩辛纳在本案中那样。这类行为也会非常顺畅地过渡到尾行跟踪的程度。

“尾行跟踪”这个概念由英文单词Stalking而来，直到几年前，这个词还只是用在猎人的行话里，指潜伏盯梢。而每一个花痴色情狂都有可能发展出尾行跟踪的行为，但不能倒过来，并非每个尾行者都是出于花痴的动机。很多跟踪者骚扰受害人，只是为了折磨和刁难。持续不断的非自愿接触及因此产生的被迫接近，会给被尾行者带来很大的压力，致使他们遭受心因性疾病折磨，比如头痛、胃痉挛，甚至让他们心灰意冷或者沉溺于抑郁之中。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惊喜，自二〇〇七年起，德国的《刑法》法典已将尾行跟踪定为一项独立的犯罪行为了，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给做出“跟踪”行为的人定罪，判处最高三年的监禁或罚款。不过，虽然法律条款得到了改善，但司法部门通常还是没有能力为尾行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足够的保护。

两天后，从国际刑警组织那里传来了关于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的决定性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为这起案件的情况与背景画出一幅清晰的图景了。四年前，他在故乡经历了婚姻破裂，此后他离开奥地利，主要在德国生活。他一直有工作，但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而霍恩辛纳的职业是，爆破师！

到被炸死的时候，他欠不同的金融机构总共二十万欧元的债务。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多次从不同的金融机构贷款，总是用新的贷款来还已经到期的款项。仅仅在死前的三个月里，他就新增了六万欧元的债务。他月薪的一大部分被定期扣押，在奥地利的房子正等待着被强制拍卖。伴随经济困窘而来的是家人的绝情，由于他没有支付抚养费，他的前妻不仅不再与他联络，并且拒绝让他再联系他们的三个孩子。据他前妻说，他“跟女人的那些事”，那些“倒霉的贱货”导致他总是缺钱，因为阿洛伊斯“就是个色鬼”。对此，他的兄弟和母亲也都没有表达不同意见。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因为在死前的三个月里，霍恩辛纳曾多次往一个泰国的账户汇款，而该账户的所有者是布萨拉·萨恩松的一位亲戚。当警察对此进行询问时，布萨拉·萨恩松大方地承认曾求他给她在泰国的家人以经济支持，她答应会相应地好好考虑与他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另外她几乎天天为他提供性服务，当然还是要收钱的，不算在汇往她老家的资助里。

刑侦技术检验的结果扫清了最后的疑问：对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的身体和手部皮肤取样涂片的检测结果与猜测的一样，那层黑色油膜正是残留的炸药，硝酸铵和硝酸纤维素。这两种化合物是所谓凝胶炸弹的典型成分，它们被灌进塑料套管（“雷管”）里，用于建筑物或山体爆破。此外，还在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的手上发现了微量的三硝基甲苯，更为大家熟知的是其缩写——TNT。刑侦技术人员通过鉴定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达到期望的效果，他“还植入了一小块TNT”，正如炸药专家在专业术语中所称。阿洛伊斯·霍恩辛纳将引爆装置用胶带固定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通过一个电子点火器将其引爆。死者身上那些铜质电缆碎片和蓝色的塑料碎片就来自这个电子点火器，用作点火导线的蓝色电线也在死者身旁发现了。当霍恩辛纳将电源插头插入墙上的插座时，爆炸就在一瞬间发生了。同时爆炸引发短路，因此，固定在走廊里的电路保险箱里有一个电闸是合上的。

警方的爆炸专家们这样说，“伤害图像”表示阿洛伊斯·霍恩辛纳使用的炸药总量相对较小，只有二十至四十克。显然，他是想避免伤及他人。如果他使用大得多的分量“来实施计划”的话，那么，爆炸时待在大楼里其他公寓中的那十一个人，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能够幸免于难。

我们的毒理学检测结果表明，阿洛伊斯·霍恩辛纳并没有受到毒品的影响。他的血液中只有千分之零点四的酒精含量，也未检出其他毒品和药物。

迄今为止，不论是在奥地利还是在德国，阿洛伊斯·霍恩辛纳在警局都没有案底。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曾为轨道和隧道施工领域的几家不同的公司工作过，死前作为爆破主管，在德国北部修建一段铁路。命案侦破组的警官们询问了他曾任职的几家公司，均没有发生炸药盗窃事件。又重新调查，也没有哪家公司发现丢失了材料。但是这几家公司的负责人都明确地说，对阿洛伊斯·霍恩辛纳来说，要想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拿到一些炸药应该是很容易的。比如说，安装用于装载爆炸物的钻孔是由爆破师全权负责的，因此没人会去检查每次具体使用的炸药量是多少。

最后，命案侦破组在案件说明中写道：“被告阿洛伊斯·霍恩辛纳应被判有罪，因其出于自杀的目的，引起了本说明中谈及的炸药的爆炸。在调查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还有第三者参与其中，鉴于他拥有如何使用爆炸物的专业知识，也可以排除在操作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况。因此，这是一起故意引发的爆炸事件。他的经济困难应作为动机进行考量，调查中未发现其他的动机。”

在我看来，他对于布萨拉·萨恩松那得不到回应的爱情是另一个很强的自杀动机，但即便能证明，也不会改变最终的鉴定结果，以及根据鉴定得出的死亡调查结论：阿洛伊斯·霍恩辛纳并非死于一场事故，也不是杀人案件的受害者，他是用一颗亲手灌注炸药的炸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的职业是爆破师，他使用所学的专业技能，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只是这次他炸上天的不是岩石，而是他自己。很难有人把一场自杀策划得比他更有示范性了。

对于霍恩辛纳的所作所为，在法医学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工作相关性自杀”。这一现象指的是，某人运用其在职业领域中掌握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制订计划并完成自杀。当然，仅限某些特定的职业群体，才有可能在不遇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获得对于其他人来说很难或者不可能得到的炸药、武器、化学药品或毒品。工作相关性自杀的案例包括警官或者猎人使用枪械，化学家使用氢氰酸，园丁服用杀虫剂，电工用电，或者医生服用某种特定药物（比如可以让心率变缓的药品，再加上β受体阻断药或者胰岛素）。在这些例子中，自杀者拥有无限的想象力，他们还常常能细致惊人地执行计划。这一点在一位三十八岁电工的案例中得到了更好的展示。

这个男人已经有三周之久没去见他的精神科医生了，这十分反常，因为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的家庭医生紧急推荐他去做有药物辅助的谈话治疗，于是他每周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做治疗。精神科医生给这位病人打了好几通电话，却都联系不到他。医生报了警，两位执勤警官叫来开锁服务，打开了这位受过培训的电工的家门。

单单从大门散发出来的气味就预示着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警官们发现男人躺在地板上，尸体已开始腐烂。无须更多的勘查，就能看出现场是他精心布置的：在他的胸部和背部，对应心脏的位置，各用胶带贴着一枚五分硬币。两枚硬币上都连着一根末端剥掉了绝缘外皮的电线，电线的另一端连着定时器。警察发现尸体的时候，定时器还插着电源运行着。尸体旁边的地板上，以及一张写字桌上，放着很多手写的字条。这些“字条”上面写着数字编号，记录下了精细的准备过程：用酒精擦拭皮肤，浸湿硬币，贴上两大块胶带，拔掉电话线，对定时器进行相位测试，把下面的滑动开关扳到中间，插上电源。从计时器的存储设定中我们得知，把计时器“拧上”之后，这名电工还活了三个小时。然而，在这三个小时里，他已无法中断自己的死亡进程。因为在化学毒理检测中发现，他的血液中有浓度极高的强力安眠药，高到几乎可以致死的程度。他是在熟睡中死去的，而这也同样体现出他的精心设计：毒理学专家计算了一下，当电流把这名电工电死的时候，他正处于药效最强、意识最淡薄的阶段。

阿洛伊斯·霍恩辛纳没写任何字条，炸弹也不是通过定时引爆装置引爆的。当他被人从妓院里扔出来，随后，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女人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他便开始了细致的准备。他用上专业知识，制作了一个炸弹，算好了炸药的用量，尽量保证不伤害到其他人。这桩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这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爆破师还留了一个所谓后门——他又做了一次尝试，去劝说“他的心上人”。大概他自己也不相信能够成功，因此随身携带着他的爆炸性自杀工具。而这最后一次劝说布萨拉·萨恩松将来和他一起开始新生活的尝试也失败了，于是，他终于用上了这个提前准备好并带来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的是：如果布萨拉·萨恩松没有不管他、简单地一走了之，阿洛伊斯·霍恩辛纳又会怎么做呢？他仍旧会引燃炸弹，拉着她一起死吗？那样的话，这就成了一起扩大式自杀事件了。又或许，这个被人轻蔑地拒绝，同时又破产了的男人会去找个清静没人的地方，实施爆炸行为？引人注意的是，在他试图游说的过程中，至少按照布萨拉·萨恩松所说的，一次都没有用自杀或者炸弹威胁过她。

在爆炸发生将近两周之后的最终审讯中，布萨拉·萨恩松冷漠地听完了调查结果。包括期间提到阿洛伊斯·霍恩辛纳经济上的巨大问题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她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无辜——她也始终保持冷漠。那间妓院五楼的公寓几天前重新装修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想起不到两周前这里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有一个人在爆炸中丧生。布萨拉·萨恩松又像往常一样做她的生意了。

“生活在继续”——结案后，布雷默总督察用这句话结束了跟我的通话。生活就是个婊子，我想，但是并没有说出口。

注释：

[1]暗指阿道夫·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