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复活节，二十岁的妮可·韦特已经四次试着联系她二十三岁的男友克雷斯蒂安·布兰科了，她还给他发了短信，但均无回音。通常克雷斯蒂安很快就会回她短信的，拨通的电话也都进了语音留言信箱，她已经在里面留下好几条语音信息了。第二天，星期一，还是没有收到克雷斯蒂安的回复，于是她打给了他的父母。克雷斯蒂安的父亲，五十二岁的格奥尔格·布兰科，像以往一样沉默寡言，很快就挂断了电话。他们也有几天没有克雷斯蒂安的消息了，都还以为复活节时至少会收到他的一条简短的问候呢。

妮可·韦特知道，克雷斯蒂安的父亲手里有男友住处的钥匙，那是一间有两个房间的公寓，距他父母家只有几个路口。在妮可的多次恳求之下，格奥尔格·布兰科同意去儿子那边看看，还答应妮可当天就给她回电话。

两小时后，在按了多次门铃仍无人应答的情况下，格奥尔格打开了儿子公寓的房门。这时他注意到房门并没有锁，仅仅是关上了，但除此之外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他穿过窄小的走廊向起居室走去，途中往厨房里瞥了一眼，里面打扫过，什么都没有。起居室里也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松软的沙发靠垫干干净净的，摆放在沙发上；几本杂志整整齐齐地摞成一摞搁在茶几上。另外就是这间位于二楼的公寓，阳台门没有关，而是半敞着，不过看上去似乎一直是那样。

然而，当格奥尔格·布兰科准备踏入儿子的卧室时，他站住了，脚下就像生了根一样。在约二十平方米的卧室里，床和镶着镜子的衣柜中间有一个和真人一样大的硅胶娃娃，娃娃的脖子上拴着一根红色的遛狗绳，绳子从约两米半高的天花板上吊下来。这个硅胶娃娃做得几可乱真，看上去是个女性。娃娃的头悬在半空，膝盖挨着卧室的地板。她腿上穿着到大腿的黑色皮靴，靴子的跟高得简直古怪。娃娃略微向右侧倾斜，上半身立着，头垂在胸前，系在脖子上的遛狗绳固定在天花板的一个钩子上。这个姿势使得她的脸被一头微微烫卷的红色披肩发遮挡着，镶黑边的粉红色胸衣系得很紧，吊袜带夹着粉黑相间的长筒网袜。

格奥尔格·布兰科，这个曾好几次被自己儿子称为“无趣小市民”的人，冲着儿子在家没事儿摆弄的奇怪玩具摇了摇头。也许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正常的，他想。然而，当格奥尔格·布兰科伸手去抓他以为的那个“玩具”的一头红发，想把它的脸转过来时，他的生活就再无正常可言了。头发被从“娃娃”的头上扯下来，他拿着一团假发。下面现出儿子的脸，用已无神的眼睛看着他。

四十分钟后，我踏入现场，一位年轻的警士给我开门，对我说：“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疯狂的自杀。”而在我之前刚刚到场的刑事侦查科高级警官只是挑了挑眉，意味深长地冲我点了点头。他干了将近三十年的警务工作，调查过各种各样的死亡案件，从他的反应中我感觉到，对于这起案件，他一秒钟都不相信死者是自杀。而当我在研究所里，通过电话得知了尸体发现现场的情况后，也做出了和他一样的判断。

我们穿戴上用以保护证据的白色工作服、塑胶套鞋和橡胶手套，走进卧室，格奥尔格·布兰科就是在那里发现了儿子的尸体。衣着古怪的死者现在平躺在床边的地板上——就在他之前吊着的地方的下方。急救医生和两名紧急救援人员剪断遛狗绳，把他放了下来，此外他们也无法再为这个年轻人做什么了——那些清楚鲜明的尸斑告诉我们，毫无疑问，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我看了死者一眼，发现那些深紫色的尸斑位于身体的右半部分，也就是右腿的外侧、左腿的内侧，还有胸部和背部的右侧。照此看来，克雷斯蒂安·布兰科要么就是以半悬着、身体略微朝右侧倾斜的姿势死去的，要么就是有人在他死后不久，把尸体以这样的姿势吊了起来。

在正式开始检查尸体的外观之前，我环视了一圈卧室。假设死因是上吊窒息的话，那么这个年轻人临死之前的挣扎就是在衣柜的镜子前完成的了——也就是几乎在自己眼前。钉在天花板上的钩子，还挂着被急救医生剪断、剩下半截的红色遛狗绳。我注意到在这个金属钩子旁边还有两个钩子，两个都很明显地向下弯曲，这让我怀疑它们曾被用于类似的用途——可能还不止一次。

当一位现场痕迹保护部门的同事从卧室里两个容量很大、放衣服的五斗橱中发现了二十六件各不相同，干净整齐、分门别类地在柜子抽屉里收好，和死者身上所穿的衣服风格近似的衣物，以及大量配饰时，我们都大为震惊。有各种颜色的紧身胸衣，有的带花边有的不带花边；有长筒网袜和吊袜带，所有能想到的样式都有；还有与之相配的二十六双高跟鞋，也许是按颜色，和每一套衣服搭配好的。

床头柜上放着三百欧元，五十欧一张的钞票。这样的发现本身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但在眼下这种情况下，就好比一颗炸弹。难道克雷斯蒂安·布兰科以提供性爱服务为副业，并且在自己的公寓里接待嫖客吗？

当我跪下身去查看死者时，又有一些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尸体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个东西，大部分在床底下，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位警官注意到它。我把它小心地拿了出来，放近一点查看。这是一根长约五十厘米、直径约一厘米的黑色橡皮软管，管子的一端嵌着一个窄螺丝帽，另一端连着一个同样由黑色橡胶做的鼓风器。当那位刑事侦查科高级警官把管子和鼓风器装进一个证物袋的时候，我开始做第一项检查了。我更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死者的脸，确定了他的死因：和猜测的一样，克雷斯蒂安·布兰科是吊死的。这从他面部的大量点状出血能看出来，另外，他右边嘴角有口水的痕迹，一直流到下巴上，这也能说明这一点。这两个特征都是生命的标记（即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会出现），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人是被勒死的。也就是说，克雷斯蒂安·布兰科是在吊在天花板上的状态下死去的，不是因为诸如掩盖犯罪行为之类的动机，在死后被吊起来的。

确认了死者眼球结膜上也有出血点后，我试图打开他的嘴巴，想检查一下能否在口腔黏膜上找到同样的出血点。然而尸体太僵硬了，下颌紧紧地合着，所以我的尝试未能成功。不过死者上下颌间的两排牙齿咬合得不是非常紧密，于是我打算从缝隙中看一下他的口腔内部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为如果暴力撬开他的下颌，肯定会把牙都敲断。我拿了一支手电筒，朝口腔里照去。我发现死者的嘴里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几乎塞满整个口腔，看上去很有弹性，也许是某种塑料泡沫或者软性塑料。

这个东西也许能让解决这起案件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显露出来，但我们必须等待尸僵消失。现阶段我们只能推测那东西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是谁把它放在了克雷斯蒂安·布兰科的嘴里，是他自己还是别的什么人？

有一点我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不能拿我们的案件与奥斯卡获奖电影、托马斯·哈里斯的惊悚片《沉默的羔羊》比。在那部影片里，朱迪·福斯特饰演的FBI探员克拉丽丝·史达琳，从连环杀人狂“野牛比尔”的一位女性受害者嘴里找到了一只鬼脸天蛾的蛹。而我们这位死者嘴巴里的黑色东西要平常得多，但也有不那么日常的意义，不过这个我后面再讲。

检查了面部之后，我转而查看死者身体的其他部分。一些重要发现都与我的设想相符：摘下了遛狗绳之后，能看到颈部正面和左右两边都有红棕色的勒痕，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勒痕像一根挽绳般印在脖子上，有一厘米多宽。紧身胸衣下面，胸部的位置有两个肤色的海绵垫，看上去就像女性的胸部一样，显然也是用来假装成乳房的。下体体毛全刮掉了，阴茎根部套着一个所谓阴茎环，一种通过增强和延长勃起，提高性能力的机械辅助道具。这个环又与一根用于捆扎睾丸的黑色皮带相连。

接到电话之后我就预测会出现的事情，在这里确切无疑地发生了。结束了调查，并像平时一样用口述录音机做好了记录之后，我转向那位年轻的警士。他自始至终都在离我稍远的地方仔细观察我的每一步动作，但明显不敢问我问题。同样明显的是，他相当好奇。

“不是自杀，”我说，“这个人并不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警士高高地挑起了眉毛，惊讶地看着我。“那么是谋杀吗？”

但我得让他再度失望了。

“不，也不是谋杀。这是一起事故，准确地说，是一起‘自慰性死亡’。”

“自慰性死亡”这一概念在法医学中指自慰时由于疏忽引起的死亡事故，遇难者几乎都是男性。在自慰性死亡中，最常见的死因是把自己勒住或者吊起来引发的窒息。背景知识：脑部缺氧能够唤起一些人的性兴奋。所以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男性在自慰时试图通过“定量”憋气或者自缢获得额外的快感，而这很容易导致不幸的后果，因为“定量”或者“受控制的”自缢仅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因此始终伴有风险。一旦当事者由于缺氧失去意识，他也就失去了所有的控制力，再也没机会把自己放下来，无法避免死亡了。而且没有人能事先确切地说出多快，或者具体什么时候，会失去意识。

数百年来，不同的文明却有相同的明确报告，绞刑犯在绞架上被处刑时，有一些会在垂死的时刻有勃起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最早的描述，大概在玛雅人高度文明的时代。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一处有超过三千年历史的玛雅宫殿废墟浮雕上，刻着一个脖子上缠着绳索被吊起的男人，而他就有一根勃起的阴茎。

到目前为止，科学上仍然无法说明，为什么对于某些人——显然不是所有人——大脑缺氧会提升性兴奋程度，增加愉悦感，激发强烈的性高潮。有几位科学家持这样的观点：缺氧会导致兴奋性神经递质的直接释放（神经递质＝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的生化物质），从而刺激很可能对于人类性行为和性感受具有支持功能的大脑边缘系统。也有观点是，对缺氧非常敏感的大脑皮质功能紊乱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这个理论认为，由于供氧减少，大脑皮层失去了对主管性欲的神经中枢的抑制作用，因此，“性欲中心”在大脑中“占了上风”。但是，就像听起来的那样，这终究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它的答案对于我们法医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会出现这种现象本身是毫无争议的，过去和现在，不断有进行自慰的男性把缺氧状态下的性高潮描述为一次真正的“刺激”，让有些人越来越沉迷于此。

自慰并不总伴随着勒脖子或者自缢，少数情况下也有致死自慰性事故是由例如触电引起的。在这类情况下，当事者会通过一些专门为此目的设计的仪器，用电直接刺激他们的生殖器，或者其他可以引发性刺激的身体部位，比如肛门。

自慰性活动很少出现意外，一旦出了，最终导致死亡的情形就不罕见了，它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手淫的概念。相应地，在多数死亡现场能找到大量的装备，例如镜子、用来记录自慰活动的摄像机或照相机，部分情况下还有不同寻常的场景装饰，比如恋物癖式的陈设、墙上的色情装饰画之类。“事故遇难者”身上常有用来捆绑自己的绳索或链条，极常见于生殖器区域，有时候还会塞住嘴巴。整个过程都在私密环境中进行，远离不速之客和旁观者的视线。在我们所调查过的案例中，大多数死亡的自淫者都穿着女性的衣服，多为情趣内衣。这些装扮常常来自色情商店——从紧身内衣和胸衣，到露出生殖器的全身紧身套装，甚至皮革面具等SM场景中常见的那一套。典型的辅助道具是装在天花板上的钩子，或者更加复杂的悬挂装置，有时候还有整套的滑轮结构，甚至电动滑车组，当事人可以利用这些装置，把自己吊到钩子上。

当我们谈论自慰性死亡的时候，指的必须是可以证明死者自己完成了包括憋气、悬挂和捆绑等在内的整个自慰过程的情况——不论有没有使用性玩具等辅助手段。如果现场还有他人在场的话，就不符合自慰性死亡的定义了。不论在场者是主动参与，抑或只是旁观，都一样。早在十八世纪末，萨德侯爵就在小说《瑞斯丁娜，或喻美德的不幸》的结尾处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女主人公看着一个叫罗兰的男人把一条绳子绕在自己的脖子上，一直勒到射精。还有，过去和现在都有，个别妓女会专门为客人提供控制绞索窒息的服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伦敦，有一家叫作“吊颈男子俱乐部”的妓院，曾经在很多年里声名远扬，远达海外。就因为在那里，嫖客可以在“受控制的条件下”被吊起来，然后妓女会用嘴或手为之提供服务。

克雷斯蒂安·布兰科的尸体发现现场在许多方面都与一起自慰性死亡相符——脖子被从天花板吊下来的遛狗绳勒着，恰好位于柜子上的镜子前，当然还包括阴茎环和睾丸上的皮带在内的穿着装扮。不过，虽然不论从刑侦学的角度，还是从法医学角度，都几乎可以认定我们在此处理的是一起自慰性死亡事件，负责此案的女检察官还是申请到法令，做一次司法尸体解剖。这样做的理由除了那扇半敞着的阳台门之外，还有床头柜上的大额现钞——钞票的来源依旧无迹可寻。

第二天早晨，死去的克雷斯蒂安·布兰科已经躺在我面前的解剖台上了。解剖现场除了女检察官之外，还有那位刑事侦查科的高级警官。

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前一日在对尸体进行外部检验时我发现的死者嘴里的东西。此时尸僵已逐渐消失，我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把它从死者嘴里抓出来了。掏出来的是一个黑色橡胶球，和高尔夫球差不多大。这个橡胶球是一种可充气的肛门假阳具，不只在同性恋圈子里会用到。这东西的其他部分——胶皮管子和鼓风器——前一天我们已经在床底下发现了，它们现在放在尸检台桌脚的证物袋里。如同所期待的那样，我们在死者嘴里含着的橡胶球上找到了与胶皮管子上的小螺丝帽吻合的部件。为了重现当时的情形，高级侦查专员把橡胶球拧回到螺丝帽里，我则把球放到死者口中。我们已经从很多起案件中充分了解到这个性玩具的使用方式了：使用鼓风器，可以把管子另一端的橡胶球充气充到像一个网球那么大。而把管子另一头的鼓风器旋转一百八十度的话，就能重置气泵，再把空气抽出去。我向橡胶球里充气，一直充到填满死者的整个口腔。然后轻轻一按，带着螺丝帽的胶皮管子从球上脱落下来，球里的空气则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泄出。

现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还原，克雷斯蒂安·布兰科在进行整个自慰性活动时是怎么出问题的了：克雷斯蒂安·布兰科把那个用狗绳做的绳套系在钩子上，让它垂到房间天花板下面一点三米处，刚好在衣柜的镜子前。这名身高接近一米八的男子跪下来，把绳套套在脖子上。为了让绳套拉紧，他上半身需要斜着点，至于是向前、向后，还是向左右一侧，无所谓。也许对他来说，缺氧带来的“刺激”还不够强，又或者他的认知功能由于缺氧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不管怎样，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把那个原本是用于扩张肛门的橡胶球放进了嘴里，向里面充气。他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堵住了自己的喉咙，再也无法通过嘴或者鼻子呼吸。迅速袭来的窒息感一定让他无比恐慌，他没时间等待橡胶球里的空气通过鼓风器的阀门装置排出了，于是他去拉扯胶皮管子。然而他并没有把球从嘴里拽出来，而只是把管子带着螺丝帽一起扯了下来。几秒钟之后，大脑缺氧导致他突然失去了意识，他再也不可能进行任何自救的尝试了。甚至连垂死阶段的肌肉痉挛，克雷斯蒂安·布兰科也感受不到了。

尸检证实了死者是吊死的：肺部大量气肿，胸膜腔里两侧肺叶点状出血，还有腰椎前韧带处的出血。最后一项仅在当事人上吊时还活着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当我把皮下脂肪组织和肌肉组织翻出来时，看到那里并没有血肿，如果有人把失去意识的人或者已经死去的人吊起来，装作是用狗绳上吊自杀的，那么就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外伤，可以指向死者死前曾经与人发生过搏斗。稍后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对口腔及肛门取样涂片的化验中，我们也没有检测到精液或是他人的DNA，因此，没有任何依据指向还有一名性伙伴在场的可能。

法医学研究显示，德国每年发生六十到八十起自慰性死亡事件。然而这只是从法医解剖统计中推导出来的数据，真实的数字可能还会高出很多，因为还有数量难以估算的未纳入统计的案例，而这又是个人们羞于谈论的话题。大多数人如果发现他们的朋友或者亲属死于自慰性事故的话，并不会像格奥尔格·布兰科一样马上报警。由于害怕被人说闲话而在尸体发现现场做出一些改动，以掩盖实际情况的现象并不罕见。有的时候不只是所有的绳索或者捆绑的工具被拿走，死者甚至还会被搬到别的位置，或者别的房间里。法医学文献里记录了许多案例，有些案例中，死者亲属都没有把死者从捆绑工具里解出来，就先脱掉了死者身上的情趣内衣。我就知道一起案例，一名自慰性死亡的男子的儿子试图让事情看上去好像是一起由性犯罪引起的命案。但是，实际实施过程往往会导致计划失败，因为法医和凶杀案件侦破组的警官们始终占据一个决定性优势：很少有普通人知道，一起真实的性犯罪引起的命案的案发现场具体应该是什么样。因此，那些因为不知情而必然会犯的错误很快就会显露出来，所以没有哪个专业人士会因这些误导而上当。

发现死者的死者亲属或者其他人将事故误认为是杀人案的情形并不罕见，这非常容易理解。一方面，对于自慰性行为的喜好几乎总是被隐藏在私密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对于不知情者来说，自慰性死亡的场景显得非常奇怪和陌生。

近期发生的自慰性死亡案中最有名的死者，可能是美国演员大卫·卡拉丁，二〇〇九年，七十二岁的他被发现死于曼谷一家酒店的衣橱里，脖子上绕着一根绳子，还有一根（被他自己）绑在生殖器部位。荒诞的是，他同为演员的父亲约翰·卡拉丁，数十年前曾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不想被发现以那种方式死去，就不要去做那样的事情。”这起事件与澳大利亚摇滚乐队INXS主唱，因毫无节制的生活而闻名的传奇歌手迈克尔·哈钦斯之死简直一模一样。一九九七年，悉尼，同样在一个酒店房间里，他被发现上吊身亡。他死亡时的具体情况和尸体发现现场的细节均无确凿说明且未告知公众，哈钦斯并非自杀，而同样是自慰性行为意外的遇难者。

有趣的是，女性自慰性死亡绝少发生。法医调查的案子中，只有五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的自慰性事件的死者为女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人们只能猜测。也许是因为很多女性天性上就比男性谨慎，不太可能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也许只是因为她们就是要比大多数男人聪明一点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