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居住在柏林，或者曾经到访过这里，看到过一辆引擎盖和尾部标有“法医”字样的运输车，您可能会猜想这里面运送着什么样的东西。不过您可以缓口气：车里很可能是空的。

我们在柏林有三辆这样的封闭式尸体运输车，第四辆还在定制中。那辆不会像现在这几辆一样是绿色的，而是会像新款警车一样，涂成蓝色和银灰色。每辆运输车都配有四部可移动担架。这种设计不仅可以同时运送一起罪案中的多名受害者，还可以开到不同的案发现场去收运死者，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里，这一点非常有利。由于运输路途较短，车内无须冷却设备，不过车顶上还是装有换气系统。

在德国首都，我们的专业勤务员平均每年要运送两千五百具尸体。司机每班要出车三到十次。从事这项工作并不需要受过专门培训，但这并不是说谁都适合干这个工作。要想申请这个职位，必须拥有三级驾驶执照，还要“底子干净”，也就是说得持有无犯罪记录的情况证明书。此外，除了要有在尸体发现现场根据情况随机应变的能力之外，也对身体健康状况有要求，因为并不是所有发现尸体的地方都有电梯。

有的时候，即使是受过最好的训练的司机也会有他们的极限。

在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作为泰坦尼克号上的杰克沉入大海的四年之前，约翰尼·德普变身加勒比海盗杰克·斯帕罗船长的十年之前，一九九三年，他们俩在影片《不一样的天空》中饰演两兄弟：父亲自杀去世后，吉尔伯特（德普饰）照顾着家中最小的弟弟，患有智障的阿尼（迪卡普里奥饰）。不过我要说的不是他们兄弟俩，而是他们的母亲，邦尼·格雷普，自从她的丈夫去世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出过家门。她甚至很少从沙发上站起来，因为体重超过二百五十公斤，她也不能做家务。在阿尼十八岁生日那天晚上，为了庆祝这一天，她决定躺回到楼上自己的床上。她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爬上楼，而在经历了这样的痛苦辛劳之后，她没能活下来。

吉尔伯特没有打电话叫医生来开具死亡证明——如果有医生前来的话，他很可能会在死因那一栏填上“心脏衰竭”或者“肺栓塞”——而是担忧起如何运输他那极度超重的母亲的遗体：可能需要用一台起重机把死者从二楼吊下来，而这将引来邻居们的围观。吉尔伯特不想让母亲沦为笑柄，所以他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和兄弟姐妹们一起搬出了家里的东西，然后把整幢楼烧为平地。

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手段，在现实生活中，当然几乎不会有人采用这样的方式，至少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一位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的自然死亡。而在杀人案中，凶手确实会通过纵火，掩盖杀人行径。

不过，吉尔伯特·格雷普为了处理母亲的尸体所做的事情是完全合理的，以下两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现年三十一岁的托斯滕·凯泽被母亲发现死在了柏林他独居的单间公寓里。平时，他的母亲会定期来照顾他，特别是为他准备食物。与邦尼·格雷普差不多，由于极度超重，托斯滕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住处了，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躺在床上看电视。死亡时，托斯滕·凯泽体重二百九十公斤。他母亲打电话叫来的医生现场察看了尸体之后，空出了死亡证明（与所谓“尸单”是同义词）上“死因”那一格，并在死亡类型那里选了“不明”。这表示，医生在查看尸体的过程中无法得出客观的检验结果，且没有足够多的关于死者既往病史的信息，可以推断出这个人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死亡可能是由于自然原因引起的，也可能是下毒，还可能是一起线索很少的暴力致死案件。在死亡类型归为“不明”的情况下，按照《殡葬法》的要求，医生需中止验尸，不得继续改动尸体及尸体发现现场的状况，并通知警方。

而由于警方也没能通过现场调查得出托斯滕可能的死亡原因，便决定把尸体运往法医研究所，进行解剖检验。我的同事很快就找到了实际死亡原因——一块没有嚼碎的肉块。这块煎肉饼比一个瑞典肉丸，就是我们在宜家吃到的那种有名的肉丸子稍大一点，它把死者的喉咙口卡得结结实实，气管和食管口都被彻底堵死了。用专业术语来说，这叫“丸状物梗死”（Bolutod，希腊语里，Bolos是团子、丸子、球的意思），俗话也称为“小香肠噎死”，在我们的首都柏林，还有个特别的说法叫“柏林肉饼噎死”。

与人们的普遍认知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并非由窒息导致的，而是由于喉头黏膜正下方的神经丛突然间受到刺激所引发的心脏骤停。这是颈神经受刺激而引起的反射性心脏骤停。大多数丸状物梗死状况出现在吃东西匆匆忙忙、狼吞虎咽的时候，经常发生在喝得酩酊大醉的人身上。绝大多数时候，这个所谓“丸子”是一块体积过大、嚼得不够碎的肉，由于其大小特殊，一旦卡在喉咙口的话，会刚好既无法吞下去，也不能咳出来。因此，我们强烈建议，要好好听家长们的教导，“细嚼慢咽”“嘴里塞满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并且在长大成人之后也不要忘记。这不仅仅是出于举止得体和餐桌礼仪的考虑，也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

对于法医来说，尸检本身没有任何特别的挑战，但我们的运输勤务人员运送死者尸体时可是截然不同。为此，我们事先曾要求消防队提供“行政协助”，因为运回像这样的死者的尸体，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即使柏林市消防局出动了一整支消防队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一道，也难以搬运死者。消防队员们卸下了卧室的门框，再用一把大锤敲宽了门洞，然后把尸体放在一张消防队的打捞网里，六个人合力才把他拖进了走廊。

可是接着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整幢住宅楼的大门门洞不能用同样野蛮的方式拓宽，因为以房屋的力学结构，这样的做法会让整层楼和它上面的一层坍塌。于是消防队又请求了增援，这次是一架起重机。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把这位沉重的死者用起重机从卧室宽敞的开窗运出，还要封锁这栋住宅前面的道路几个小时之久——这也是吉尔伯特·格雷普想要为他的家庭避免的一幕。而窗洞同样也是在被大锤拓宽了之后，才将将能容许尸体通过。

在另一起案例中，负责运输的殡葬人员则以为他们不用花费很大的体力，就能完成一具重达二百三十五公斤的尸体那“沉重的搬运”。这名去世时五十八岁的男子不属于应该由法医处理的案例，因为查验尸体的医生证明他是自然死亡——死于心肌梗死。死者躺在他的单间公寓仅有四平米大的浴室里，夹在马桶和盥洗台之间。即使把马桶和盥洗台都拆卸下来之后，受委托前来的殡葬公司工作人员也无法将该男子从狭小的浴室中运出，这是因为该男子的尸体已出现严重尸僵，使其定型为一个蜷曲的姿态，不能通过浴室门运出来。于是，现场的殡葬人员想到了一个主意，他们联系了法医，并且向当值的那位女医生请求支援，想让法医在那间浴室里用专业的方式肢解尸体，以方便运输！

当然，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这一要求完全是疯狂的。首先，把一个人在死后肢解成适合运输的尸块，这违背了道德伦理。其次，关于这一点，各州和联邦政府皆制定了不同的法律，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并设定了相应的惩罚。例如，柏林的《殡葬法》中就写道：“处理尸体的人员必须对死去的人保有应有的尊重。”这样的规定不止柏林一地才有。

另外，立法者在此处有意明确使用了“人”这个字，也是特地表现对于死者应有的敬意。

此外，在德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中，对于亵渎尸体有以下判罚：

“如果有人未经有资质的保管者授权，将死去之人的尸体、胎儿、尸体的一部分，或死去之人的骨灰取走，或对其实施侮辱性行为，将被处以最高三年的有期徒刑或罚款。”

据此，哪怕仅仅是尝试这样做，也是违法的，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那位在法医所值班的女医生当然不会为那些殡葬人员提供帮助。至于他们是怎么想方设法运尸体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就像我刚刚讲过的：那不是一起属于法医的案子。

除了这两个案例以外，我和我的同事们还能举出很多其他类似的逸事，来说明死者的肥胖程度是如何导致运输他们尸体的难度显著提升的。遗憾的是，这些故事彻头彻尾地说明了一个不健康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就在尸检台改得越来越窄的同时（为了减少尸检室的面积，并以此来尽可能地保持较低的维护费用），超重和肥胖——或者更讲究一点，可以说“肥胖症”（Adipositas，来自拉丁文adeps，意为脂肪）——在德国人口中的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幅提高了。在这期间，这一问题产生的影响也已进入我们的尸检室，因为越来越多的肥胖症患者已经到达了自然死亡的年龄，因此我们频频遭遇到这方面的困难。从前，这只是极罕见的情况：我们如何给一位重达三百公斤的死者做尸体解剖呢？尸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得站在一个踏板上，就为了能完全打开胸腔或腹腔，并摘取器官？我们的尸检台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死者那沉重的身体？我们是不是还要冒着可能会发生因为解剖台被压塌而导致解剖员或者尸检助理受伤这种极其罕见的工作事故的危险工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肥胖症是全球范围内增长得最快的主要健康问题。德国营养学会二〇〇八年的年度健康报告看上去触目惊心。德国女性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超重，而在男性中这个比例竟然接近百分之七十。男性不仅在每一个年龄段中都比女性的超重人数更多，而且从三十五岁开始，体重正常的男性在人群中就已经属于少数，对于女性来说分界值则为五十五岁。

除了主观上生活质量的丧失之外，超重也会导致患各种疾病的风险大幅增加，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心脏冠状动脉狭窄）、糖尿病等。统计显示，肥胖症会导致预期寿命的缩短。美国学者研究了超重及肥胖对于未来人口年龄发展的影响，与所有其他的预测相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民的预期寿命将会下降，而不是像过去几十年里一样，随着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继续上升。其中首要原因就是，儿童中过高的超重比例将使患糖尿病、冠心病和其他伴随性及继发性疾病的风险在低年龄段人群中显著提高，继而会使得相应人群在成年后的预期寿命大幅降低。在现代历史中，未来一代人的平均寿命将第一次不会比他们的父母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