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判开始之前，我的目光扫过已经坐得满满当当的法庭。五张法官座椅——三位职业法官和两位陪审员——还空着，被告和他的律师已经站在辩护席桌边了。他们在交谈，虽然压低了声音，却显然难掩紧张。弥漫在审判大厅里的紧张感几乎伸手即可捕捉，这也难怪，今天在这里很可能要澄清法院的一项误判。而且不止如此，这还是一桩与黑手党有关的案子——甚至“企业号”宇宙飞船上的史波克先生[1]也掺了一脚。

那么，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三十八岁，本案发生八个星期前，他随一个旅行团从白俄罗斯入境德国。迄今为止，人生中的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在俄罗斯度过的，他在那里的一家军事情报机构待了六年，除了破坏和间谍活动之外，这家机构还会执行反恐任务。此外，弗拉基米罗维奇会时不时地在德国待上几周，来“办事”，而这些事都与俄罗斯黑手党有关。这一次他来，是要向一个叫伊诺·荣格曼的家伙催讨一万四千五百欧元的债务。荣格曼以偷窃和销赃为生，曾多次因人身伤害和抢劫而获罪。半年前他才被释放出狱，如今就又上了警方的通缉令。

在数次打电话催促，以及一次短暂的见面皆无果后，弗拉基米罗维奇决定动用武力逼债。他和荣格曼约好了再次见面，并声称如果荣格曼能完成两个“小任务”的话，就免除他的债务，任务的具体内容晚上见面时再细聊。他选择了一位朋友的住处作为碰面地点，这位朋友是二十二岁的德籍乌克兰人乌斯廷·科勒斯尼科夫。

晚上八点钟，伊诺·荣格曼按照约定时间准时来到会面地点，他独自前来，深信能找到一个办法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当荣格曼按响公寓的门铃时，弗拉基米罗维奇走到起居室里一个不靠墙的三人沙发背后，藏了起来。科勒斯尼科夫打开门，把来访者引到起居室的沙发上坐下。他说弗拉基米罗维奇被一些事耽误了，不过随时都有可能过来。

荣格曼刚刚坐下，弗拉基米罗维奇就站起身，挥出一根一点五米长的尼龙绳，从荣格曼身后套住了他的脖子，然后用尽全力拉紧。最初几下激烈的挣扎过后，荣格曼终于失去了意识，死了。

弗拉基米罗维奇和科勒斯尼科夫马上就把死者捆扎了起来。他们把死者的上半身压向大腿，直到把头按到两膝之间，在这个姿势下绑上了好几道胶带。他们把捆好的尸体用一个床罩包好，从一楼通向庭院的出口搬出，把这个包裹装进了停在门口的科勒斯尼科夫的旅行车里。四十五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一片事先踩过点的小树林。在那里，用汽车前光灯当照明，他们把已经死亡的荣格曼从床罩中拿出来，解开缠在他身上的胶带，然后匆忙溜走了。

第二天下午，尸体被采蘑菇的人发现了。

不到两个星期后，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和乌斯廷·科勒斯尼科夫作为紧急嫌疑人被捕。一通匿名电话向警方提供了线索。第一次审讯的时候，科勒斯尼科夫就向刑警们详细交代了作案过程，以期宽大处理。

案发仅几个月后，本案就在图林根州格拉市地方法院刑事陪审大法庭开庭审理了。判决结果为：有多次前科的科勒斯尼科夫作为本起人身伤害案的从犯，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他使法官们相信，在准备作案的时候，他一直以为只是要把不愿意还钱的荣格曼绑起来，带到黑暗的树林里再放出来。相反，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被控蓄意谋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拜他作案前的各种精心准备所赐。比如说，法官不相信会有人特地亲自去某片树林里踩点，就为了把一个绑来的人在那儿释放。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位催债人在犯罪当日上午事先伪造了一个不在场证明：弗拉基米罗维奇把他的一张银行卡和卡的密码，还有他的一件皮夹克和一顶鸭舌帽交给了一个熟人。这样这个人就可以证明，在和荣格曼碰面那晚，他在将近三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城，用这张银行卡从自动取款机里取了两百欧元。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这位熟人要穿上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皮夹克，并且注意压低鸭舌帽挡住脸，还要一直背对放着自动取款机的银行前厅里的摄像头。傍晚时分，这位被委托的熟人收到了一条弗拉基米罗维奇发来的短信，这是他们商定好开始取钱的行动信号。这位熟人作为证人，在审判时证实了所有这一切。

法庭认为，这一伪造不在场证明的行为，可以证明弗拉基米罗维奇绝非只想把受害人“好好教训一顿”。据此，法庭因谋杀罪判处这个白俄罗斯人终身监禁。

读了关于犯案过程的记录之后，估计您不会对此判决感到惊讶。然而，被告人却声称，他从未有意杀害伊诺·荣格曼，他的律师提出了上诉，并取得了成功。

负责此案的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了对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判决，并把本案打回，指定格拉市地方法院的另一个刑事陪审大法庭重新审理。在仔细审查了诉讼程序后，联邦最高法院里具有决定权的刑事庭得出结论，第一刑事陪审大法庭的证据评估有几处不完整或自相矛盾，涉及法庭上推测的弗拉基米罗维奇的杀人动机，以及其具体杀人过程。

因此，在此案初审一年多后，我坐在了这间审判庭里，看着三位法官和两位陪审员走进大厅。紧接着，主审法官宣布荣格曼案第二次审判开庭。

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被告本人以及他的从犯，不过那位从犯这次只是作为证人出庭，他的判决已是最终判决，不存在任何值得讨论的问题。没见过被告没什么可奇怪的，我被传唤出庭时，往往只能根据照片认出犯罪嫌疑人。但是此案中，连受害者我也只是见过照片。我既没到过尸体发现现场，也没有为本案做过尸检，我对于本案的了解都源于认真研读卷宗，而这是我作为高级鉴定员应邀在刑事法庭出庭时必须做的事情。

高级鉴定员指的是一位以前没有参与过该案的法医专家，现在要听取其“专家意见”。最初参与了这起案件，也就是在尸体于树林中被发现后为之做尸检解剖的那位法医，也要参与案件审理。而之所以还需要一位高级鉴定员，是因为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的上诉理由中有一项是对原诉讼法庭关于尸检结果的解释提出疑问，对此，需要我在重新审理该案时做出详细说明。

辩方用以出击的武器不是哪项具体的证据，而是证据中缺失的部分：伊诺·荣格曼的尸体上没有显示出任何一个“重要的郁血症状”，眼结膜上也没有点状出血点。这两点都是被勒死之后应该出现的现象。

除了上吊和扼杀之外，勒毙属于法医工作中最常见到的窒息身亡的种类。指的是用绳子或皮带等限制呼吸的工具挤压（压迫）颈部柔软部位，而不是像掐死那样徒手扼住颈部。由于颈部被紧紧勒住，流向大脑的富氧血液量会明显减少。而同样地，与动脉血流方向相反，将贫氧血液从脑部运走的颈静脉也会被这个工具压迫。所以归根结底，勒颈致命是因供血不足导致大脑供氧不足，而不是上呼吸道受挤压导致的吸气障碍。虽然在被勒死的过程中气管也会被压缩，但比起颈部的血管来说，气管要更稳定，可以更多地抵抗勒住脖子的绳子或皮带的压力。要想通过把气管压窄、阻碍呼吸而置人于死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压住喉头也是同样如此——至少对成年人来说。

勒颈致死的典型表现是一种普遍情况下会非常明显的郁血症状，出现在头部、脸部和颈部皮肤以及其下的软组织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相较于颈静脉，颈动脉位于软组织中更深一些的位置，血管壁也要更厚一点。因此，在勒颈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一些血液通过颈动脉流向头部和脸部。而与之相反，紧挨着颈部皮肤的颈静脉血管壁较薄，会被完全压紧，结果就造成血液流入头部和脸部后无法流出。于是，在被勒死的尸体外观上，这些郁血就表现为脸部软组织严重肿胀，另外脸部及颈部皮肤会变为深红至紫色。而被勒死的死者的脸上，包括眼睑和嘴唇，都会因此而真的“肿起来”。

除了喉头和舌骨的严重损伤——表现为骨折和出血——以外，勒颈致死的另一特征是前面章节里已经详述过的点状出血。在观察尸体时，我们可以在眼结膜和脸部皮肤上发现这种典型的出血点。此类点状出血点对于法医来说是一个重要证据，由于外观相似，有些法医也将它们称为“跳蚤叮咬状”出血点，可证明颈部被勒住持续了至少二十秒之久。从这时起，受害者的性命就处于严重危险之中，不仅因为他们会失去意识，无法继续自卫，也因为缺血和缺氧会引起脑细胞损伤。

而在伊诺·荣格曼的案子里，负责尸检的法医并没有发现点状出血点，死者脸部也不像其他被勒死的人一样肿胀。因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是一个证据，说明他的委托人没有把荣格曼勒到断气。而这也佐证了被告人的说法，也就是他所声称的，他用那条绳子从后方套住荣格曼，只是为了绑住其上半身。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疏忽大意，绳子不知怎么就往上滑到了脖子的位置。荣格曼曾经用力反抗，试图从绳子里挣扎出来。而他的共犯不准备动手帮助，所以他本人，弗拉基米罗维奇，不敢放松绳子。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把绳子一直拉紧，直到受害者无法继续反抗，而他坚信荣格曼只是失去了意识。当他发现人真的死了的时候，马上就和科勒斯尼科夫一起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把尸体处理掉。

第一次庭审的时候，法官完全不相信这个说法。在当时的判决书中，法官不仅指出前文已经提及的伪造不在场证明的问题，还提出说，用一根长度仅有一米五的绳子，不能把任何人绑在一个长一米八的三人沙发上。由于法官们认为这些证据已经足以说明案情，就没有继续考虑尸体缺少勒死的特征的问题。

而辩护律师后来在其上诉理由中申诉的正是这些情况。依照律师的观点，这些与之相应的尸检发现恰是荣格曼并非被勒死的证据，死者更有可能是因无意间上滑的绳子导致颈部特定神经中枢受到刺激而死。这种“反射性死亡”——下文会详细解释——是他的委托人不可能事先预料到的。第一次审判时没有对这些相关事实进行充分评估，所以在重审时需要一位之前没有参与过此案的法医鉴定员，来检验反射性死亡是否是可能的死因。

联邦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庭同意进行这一评估，批准了上诉请求。

因此，验尸结果显然就成了此案重审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我为庭审做准备，研究那些寄来的案件材料时，突然想到开头提到过的史波克先生。毕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孩子，从来没有错过《星舰企业号》——当时它在德国电视上叫这个名字——这部电视剧的任何一集。我也因此看了很多次瓦肯人是怎么准确地抓住敌人的脖子，让他们毫无生气地倒在地上的。类似的反应也能在动作电影中看到，特别是在亚洲武打电影中：刚刚还站着打得正热闹的男男女女，脖子上挨了一记手刀后，突然间就“死”在了地上。

不过，人真的会这样死去吗？这种“反射性死亡”能够因为一条缠在脖子上的绳子而引发吗？

这正是我要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回答的问题。

在法医界，对于攻击颈部而引起的反射性心跳骤停（“反射性死亡”）的研究已经有将近九十年的历史了，在德国司法史上，第一次讨论这一现象的可能性，是在“冯·迪林根案”中。

一九二六年五月，赫尔曼·冯·迪林根因谋杀罪被奥斯纳布吕克刑事陪审法庭判处死刑。一开始，法庭认为冯·迪林根勒死了他已经怀孕八个月的恋人艾玛·霍格，然后将她扔到了一条水沟里，并认为这是确证无疑的事。在最初的一份供词中，冯·迪林根承认他抓住了她的颈巾，并把这条丝巾紧紧拉住。随后她“胡乱蹬了几下”，接着才“安静不动了”。然后他把她扔到了水沟里，打算伪装成这位年轻女子是自杀身亡的。后来这名被告撤回了供述，提交了另一份供词，说他“只拉了那条丝巾一下”，结果她“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虽然在对艾玛·霍格的尸检中既没有发现勒死的标志痕迹，也没有其他任何迹象能确认这位年轻女子的颈部受到了袭击，检方仍以勒颈杀人的罪名提起控告。理由是：在对艾玛·霍格的尸检中没有发现任何溺水身亡的迹象，根据这一情形，当时的法医鉴定员断定，她在被冯·迪林根扔进水里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了。因而，缺乏勒死的标志也就不一定能否定艾玛·霍格是因被勒住而窒息身亡的。综合考虑尸检结果和被告的第一份口供，这位年轻女子就被认定为是被当时脖子上戴着的丝巾勒死的了。

辩方后来从另一位法医专家那里获得了一些反对意见，该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基于尸检结果，无法证明死者是被勒死的。因为死者身上既没有勒死的标志性痕迹，其喉头和舌骨也没有受伤，被告所做的勒颈应该只持续了极短的时间。因此，艾玛·霍格的死亡更可能是一种“冲击效应”的结果。被告在没有杀人意图的情况下，只按压了一下她的脖子，就造成了艾玛·霍格的反射性心脏骤停，从而导致了她的死亡。

于是，对于赫尔曼·冯·迪林根的判决由谋杀死刑，改为人身伤害致死，判处两年监禁。

在弗拉基米罗维奇的案件中，辩护律师以有可能是“反射性死亡”为由提请上诉，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到同样的判决结果——法院将此案判为因殴打或人身伤害致死，而非谋杀，从而大大减轻量刑。从被告的角度来看，我是为了释放他，才到这个法庭上来的。所以我丝毫不觉得奇怪，为什么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从第一分钟开始就频频转身朝我这边看。而当审判开始，在我仔细听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的时候，只要我看向被告坐的长凳那边，就会感觉到他在盯着我，即使我们的眼神从未相交。

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轮到我，轮到我直接站到法官席前、辩方与检方之间的小桌子旁边，向在场的所有人陈述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在那之前，还有几位证人的证词要听，其中包括几位警官，还有已经获刑的从犯乌斯廷·科勒斯尼科夫。

辩护律师站了起来，他先是宣读了一份长达十八页的出自其委托人的陈述书。在这份陈述中，被告承认了部分指控，然后明确地强调，他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深深地抱歉。但同时，他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他的委托人曾经威胁说要杀死在白俄罗斯生活的他的妻子和孩子，以此来强迫他“逼一逼”伊诺·荣格曼。除了照他们说的做之外，他想不到任何其他办法。弗拉基米罗维奇再次强调，他无意杀害荣格曼，尸体上缺失的标志性勒死痕迹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进入询问证人的环节之前，辩护律师提出了一项“举证申请”。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辩护律师、检察官和共同原告，可以在审判中提供自己的“证据主张”。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律师提出申请，希望法庭允许我以法医学专家的身份检验他的主张，即伊诺·荣格曼死于一次反射性心脏骤停，而非被勒颈而死。法庭同意了这一举证申请。

第一批出庭的证人是与受害人有私人关系的三名男子，不过他们对于搞清弗拉基米罗维奇和荣格曼两人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另外，科勒斯尼科夫和受弗拉基米罗维奇之托、帮他做不在场证明的那位熟人的供述也没有带来什么新鲜东西。不过我觉得，观察证人席上的这位从犯还是很有趣的——他看上去很慌乱，很紧张，虽然那时他已经服完了他的刑期。我很快就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有弗拉基米罗维奇在场，他这个招认了的从犯以证人身份要重新踏入法庭，还要宣读有关当时作案经过的详尽供词，这显然令他很不舒服。一方面，他一直很尴尬地回避，不去往被告席上看，不想和弗拉基米罗维奇四目相交；另一方面，他又有好几次表示出对当时的庭审记录感到惊奇。面对主审法官的质询，他每次都小声地承认当时的陈述是真实的，符合真相。

紧接着出庭的是最早接到电话，赶到尸体发现现场的警察。他陈述了急救医生是如何在死者的颈部和背部皮肤上发现带状擦伤和出血的，这些伤痕断续出现在完好的皮肤上，因此让人马上就产生怀疑，该男子应该是被勒死的。于是刑警接手了案子，整套刑侦、调查，包括现场痕迹保护，检察院和法医参与的程序都启动了起来。

当之前参与此案的那位法医以专家的身份发言，再次总结报告他的尸检结果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作为高级鉴定员出庭前的预备——被告紧张的期待感明显提高了。在法医当场向法庭提交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死者颈部那些重要的带状擦伤和出血，这些颈部伤痕中有一个“空白”，也就是那里的皮肤完好无损。这些是勒死被认定为唯一可能死因的证据，因为在尸检过程中既未发现其他伤痕，也不存在任何迹象证明死者患有疾病或受药物的影响。尽管给出了如此明确的解释，这位法医同事在论述的最后还是再次强调，指出存在一些“对他来说无法解释的状况”，即尸体上不仅眼结膜和脸部皮肤没有点状出血点，脸部和颈部也看不到充血和肿胀的现象。

当这位法医同事阐述完毕，并回答了来自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各方的质询之后，就该轮到我了。高级鉴定员要坐到鉴定席上，以专家的角度，回答关于“反射性死亡”这个笼罩着神秘气息的问题。如同之前所说的，这毕竟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判。因此，当法官告诫我，作为鉴定人员，我应该以我全部的知识和清白的良心，不带个人私心地给出鉴定意见时，我真切地感觉到被告和他的辩护律师在一旁屏息静气，仔细地注视着我。

在进入主题，开始讲解反射性心脏骤停出现的可能性之前，我首先分析了一下刚才介绍过的尸检结果。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要补充，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判断，我只是想再强调一下死者所受内伤的一些细节，因为它们随后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伊诺·荣格曼的喉头和舌骨（一根约四厘米长的马蹄形骨头，位于喉部上方）都已折断。包裹着喉头与舌骨的软组织大量失血。这两点都显示出，施于伊诺·荣格曼颈部的暴力并非微不足道。残留的血液使得软组织发红，还闪着湿润的微光，这使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推论：第一，这些伤口必定给受害者造成了性命攸关的伤害。第二，它们是“新近”发生的，也就是说，是伊诺·荣格曼死前不久产生的。

为了阐述对“反射性死亡”的看法，我需要先从更远的地方讲起，并举例解释它是什么意思。

我对在场的所有人讲解道，某些神经末端受到突然而强烈的刺激，将会引起人体血压和心率骤降，大家对此均无异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脑将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以及血液中的氧气，这会使人暂时失去意识。这样的“昏厥”（Synkope，由希腊语里的syn，意为“集中”，和koptein，意为“击打”组成）是由钝性外力引起的。比如用力击打，或者格斗运动比赛中的踢腿，又或者一记大力射门，球却打在了所谓太阳神经丛，也就是腹部深处的一簇神经丛上，被击打者将被暂时击昏（所谓K. O.）。有时视觉上的印象（比如看到自己或别人流血），也会因神经通路的控制方式在某些人身上引起类似的循环系统崩溃，紧接着导致人暂时失去意识。无论是由外力引起的，还是由瞬时情绪激动触发的，这种昏厥反应都有可能致死。

在讲述的过程中，我没有特意去看任何人，所以并不知道这番意见在辩护席上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不过我可以想象，被告和他的律师会觉得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当然，具体到这个案子里，我的这些说明尚不足以回答受害者是否真的死于“反射性死亡”这个问题。在我作为鉴定员对此表明态度之前，需要先向法庭解释一下这种反射机制的医学基础知识：在人体的多种部位上，分布着不同的感受器。简单来说，感受器是一些特定细胞群，可以把作用于人体的刺激转化为生化信号，从而将刺激的种类和强度信息传达给大脑。比如每个人通过经验熟知的痛觉感受器信号，或者通过温度感受器感知的冷热，就是很好的例子。此外，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感受器，位于人体颈动脉的器官壁上，它们负责调节我们的血压与心率。刺激这个“压力感受器”（presso-，来自拉丁语pressare，意为按压），可以导致心率减缓、血压下降。这样一来，心脏泵出的血液就会变少，而这些血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大脑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氧气。压力感受器的机能在于抑制极端条件下的血压，使之不会上升到对生命产生威胁的高度。不过，如同我们通过大量动物实验所熟知的那样，颈动脉中的这些感受器也会对来自外部的压力产生反应。针对这一点，几十年前，曾有人在人体上做过许多不同系列的实验，如今，出于伦理方面的考虑，所有这类实验都无法再获得许可了。那些实验曾证明，在受试者颈部正确的位置上施以强力按压，会导致心率下降和血压降低，也经常会导致受试者失去知觉。但是，在这个“压力实验”中，有超过八千名年龄在十五到九十五岁的受试人参加，却未曾出现一起死亡案例——即便部分参加者是患有原发心脏疾病的病人，即高风险受试者。

虽然这些实验都属于过去的时代，不过在今天，某些时候仍然会有针对性地攻击颈动脉中的压力感受器。比如在美国，如果有人在被拘捕时抵抗的话，他就可能会被美国警察施以勒颈攻击，这种技术被称为“颈动脉窒息术”，是从柔道和巴西柔术中引入的。警员将手臂从背后绕过打算制伏的人的脖子，让手肘处于当事人的颈部前方，再通过拉紧弯曲着的手臂，就可以在颈部一侧施以强大的压力，这样一来，当事人瞬间就会失去意识。

实际上，由于使用了勒颈攻击而致人死亡的事情时有发生，然而迄今为止，这些事件中没有任何一起被认定为“反射性死亡”。所有已进行的尸检都表明，准确地说，是一次作用于颈部的强烈暴力最终导致窒息。死亡原因是不恰当的攻击引起的长达几分钟的窒息，而不是什么对于压力感受器的一次突如其来的刺激。

在运动医学的文献中，同样没有任何关于“反射性死亡”的案例记录，虽然有几项格斗运动中有明显针对颈部的大力攻击。而且在所有与此相关的可疑案例中，尸检中都发现了相当明显的伴随性颈动脉损伤——撕裂甚至完全折断，足以说明死亡原因。

当然，也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在那些案例里，一次对于颈部的突然袭击只有那么一瞬间，并没有其他的暴力行为，却导致了死亡。但死亡原因并不是这次攻击引起受害者的心脏骤停，而是在颈部被打、被袭或被踢之后，当事人失去了意识，无法做出反应，以至于发生了诸如溺水或从高处坠亡之类的事情。

在我重新回来陈述伊诺·荣格曼的案子之前，要先详细而深入地讨论一下德国司法史上唯一把判决建立在无法排除的“反射性死亡”上的案例，也就是“迪林根案”。我朝辩护席那边瞥了一眼，看到我宣布要分析这个案子之后，辩护律师和他的当事人频频点头。我讲了冯·迪林根的故事，并念了他的判决书，资料上记录着他被改判为“因人身伤害致他人死亡，处以两年监禁”。讲完时，审判大厅里的所有人都意识到，接下来，我发言的中心部分就要开始了。我甚至感觉到现场的有些人听得屏住了呼吸。

我再次指出我们需要将本案与迪林根案仔细比较：在迪林根案中，受害者身上缺少某些勒毙的死者尸体上都会出现的痕迹。然后，我向法庭解释了两案中的决定性差异：一是，与艾玛·霍格的情况相反，伊诺·荣格曼的尸体上很好地显示出了勒死的痕迹。颈部正面和侧面的勒痕，即脖子上留下的凹痕，与被告从受害者后面勒住他这一动作吻合，这也正是共犯科勒斯尼科夫所描述的犯案过程。二是，在对荣格曼的尸检中，我们发现其喉头和舌骨都受了重伤。这与美国警察勒颈攻击致死，以及格斗运动中受伤致死的情况中出现的伴随性伤口类似，足以解释伊诺·荣格曼的死亡原因。

至于“迪林根案”实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真正的“反射性死亡”，还是说那时人们并未注意到，怀孕好几个月的艾玛·霍格其实患有某种在当年的医疗条件下无法检测出来的疾病，已经不能根据诉讼资料和尸检结果查清了。不过无论如何，最终导致艾玛·霍格死亡的那个原因，并没有使得她的颈部受到严重的伤害。然而在伊诺·荣格曼身上，却存在这些损伤，因此他也就不可能死于一起“反射性死亡”。

而能够说明伊诺·荣格曼之死并非由反射性心脏骤停引起的另一个证据，是被告自己提供给我们的。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在第一次庭审时就已经供述，他把那条尼龙绳套在荣格曼的脖子上之后，曾经持续抓住并且拉紧了绳子一段时间，直到荣格曼不能再反抗。而施加在颈动脉处的压力感受器上的按压，如果位置正确的话，可以在瞬间导致对方昏厥，正如我之前向法庭描述“颈动脉窒息术”的运用时所说的那样。如果荣格曼确实如同弗拉基米罗维奇所供述的那样，曾经试图从勒住他脖子的绳索中挣扎出来，那这本身也是一个明确的证据，说明反射机制在此案中并不成立。如果在伊诺·荣格曼身上出现了反射性心脏骤停的话，他会突然间倒下，完全没有能力去反抗。勒死的过程更加不会像科勒斯尼科夫所说的那样，持续了超过两分钟的时间。

最后，我在专家鉴定意见的口头陈述总结中，排除了辩护律师为弗拉基米罗维奇所申请的举证——即伊诺·荣格曼因“反射性死亡”而死——的可能性。

刚开始的时候，辩护律师看上去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而且我敢肯定，他是真的相信了“反射性死亡”那套理论。在我给出了口头鉴定意见之后，他也不愿意这么快就放弃。不出所料，在随后的询问环节中，他又提起尸体上缺少勒死的典型标志。“您如何解释，在伊诺·荣格曼身上既没有发现通常都会出现的郁血症状，也没有发现点状出血点呢？您之前见到过这样的现象吗？这些痕迹的缺失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受害人并不是被勒死的，而是涉及反射性死亡的范畴吗？”

在答复时，我首先指出，虽然数量极少，但是确实存在一些案例，勒死的尸体完完全全没有这些典型特征。有一些在专业文献中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我还补充说，勒杀时，除了存在郁血症状和点状出血点之外，喉头和舌骨内伤的形态也会有显著差异，以此作为进一步的解释。决定这些伤痕的包括用来勒颈的工具种类、犯罪的激烈程度、勒颈过程的持续时间，还有受害人当时的反抗情况。

最后我解释说：“在伊诺·荣格曼的案件中，从作案者勒颈的‘效率’可以推测出，不论是动脉的血液流入还是静脉的血液流出，都因颈部被压住而完全停止了。而这进一步导致了不论是颈部的肿胀还是点状出血点，都不可能出现。”

我私下里还想到——但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些是我的个人见解，不属于作为高级鉴定员的判断——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从后方攻击伊诺·荣格曼，并勒住荣格曼的脖子时，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在特种部队里当兵的六年时间不是虚度的，在那儿他可不是在心理层面打仗，而是真正动手去干。

不过，他的律师仍然列举出了一长串的“司法先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举证申请，不过所有的案例中没有一个与我所说的情况相矛盾。

终于没有人再提出新的质询了，庭审中关于我的部分结束了，我被“致以谢意，然后退庭”，绝大多数法官会用这样礼貌的方式来送走证人。接下来的一天，我可以继续在旁听席听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陈词与辩护，不过我没有去。被告说完他最后要说的话（只要他想说，这是他依法受到保障的权利），法官尚未宣判之时，控辩双方将进行有时会长达几个小时的总结陈词，来表述他们认为综合考虑庭审过程和所认为的事实后，应该做出怎样的判决——如何量刑，是否无罪释放。

而如果每一个邀请我作为鉴定员出庭的案子我都坐在一边去旁观这浪费时间的法律流程的话，我就几乎不会有时间做本职的法医工作了。而我做这一切又有什么目的呢？如果有人因为我出示的法医鉴定结果而被判有罪，我也并不会感到心满意足。不过当我离开审判大厅时，心里没有一丝怀疑，本案一定会这样判的。与辩护律师的期盼不同，第二次审判仅仅证实了第一次审判中已经确认的事情——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最终因谋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在专业人士中，大家仍然期待着第一起可被证实“反射性死亡”的案例。因为那个有地球人母亲的混血瓦肯人，也不过是让他手底下的人昏迷上足够长的时间，以保证他们不能再来干扰“企业号”飞船的使命而已……

注释：

[1]史波克先生（Mr. Spock），系列影视作品《星际迷航》中的角色，瓦肯人和地球人的混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