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二年前，我的一位同事刚刚结束医学学业，作为助理医生第一天来上班。早上七点，他准时踏入法医研究所，在这里，他将作为一名法医开始自己的职业道路。他先被安排好了工位，在尸检室里。接下来，所有的法医、尸检助理和标本制作师都聚集到了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一起吃点心为一位同事庆祝生日。（是的，法医研究所里确实一样会做这样的事情，在柏林也是。）

当天的寿星，一位六十四岁的尸检助理把蛋糕递给大家，这蛋糕是她亲手制作的爱心烘焙，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新来的同事和其他人一样，觉得蛋糕非常好吃。蛋糕很快就全吃光了，一块都没剩下。然而，仅仅几分钟之后，这位新同事就为自己的好胃口感到十分后悔——当时，他和过生日的尸检助理一起，开始做他的首次尸体解剖。他毛骨悚然地发现，这位女士在解剖时没有戴手套。她不仅不戴手套就切开了肥胖的死者的胸腔和腹腔，还把手伸到那男人的身体里，扯掉结缔组织和软组织，用裸露的双手取出鲜血淋漓、某些地方还挂着滴滴答答掉落下来、被切碎的脂肪组织的各个器官。

面对新同事提出的“为什么不戴手套”的问题，她干脆利落地回答说，她这辈子干这行已经四十多年了，从来都没有戴过。之后，这位同事就避免参加那些一起享用同事们自己带来的菜的聚餐活动了。这当然有些反应过激了，但在我们柏林研究所，没有人在尸检室或者实验室里不戴手套干活。

不过，医生们不得不赤手做手术、做尸检的年代，离现在也没多远。

十九世纪末，橡胶手套开始在外科手术中投入使用，使用者是美国的外科医生威廉·斯图尔特·哈斯特德（另外，他还在一次实验中向自己体内注射可卡因，进行局部麻醉，从而成为局部麻醉术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尽管如此，又过了五十到六十年，法医界才开始使用橡胶手套。直到十年或十五年前，还有个别法医和解剖助理，工作几十年，习惯了不戴手套解剖，并且还在继续这么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确实会让人感到不适。不过法医工作服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避免可能会出现的恶心感觉——橡胶手套和口罩保护的，首先还是我们的健康。因为在每一次解剖之中，都存在我们被死者生前所患的某种传染病感染的风险。

不过，只是合适的工作服还不能保证防护安全，还要有非常详尽的卫生条例，这些条例不单是为了保护在场的工作人员而制定的。因为需要检查的尸体是被运进法医研究所，然后还要被运出去，如果防护措施不到位的话，即使是无关人员，也有可能被感染。因此，卫生条例中包含了各种详细的规定，防止在解剖室里、尸体运输途中，以及处理器官和组织样本时发生感染。这些规定涉及建筑施工（防水地板材料，如PVC，以及足够数量的地漏）、设施装备（解剖台台面必须要耐刮擦、可水洗且可消毒，每个解剖台上都要有带软管的洗手龙头）和操作守则等（尸体的运输只能由定期接受培训的人员完成，解剖期间要用平稳流动的冷水仔细冲洗血迹和分泌物）。

法医和病理学家最常患的职业病是肺结核。我就认识几个在解剖过程中感染了结核病的同事，他们好几个星期，有的甚至好几个月都不能来上班，其中一些人还要忍受药物治疗所带来的严重副作用。更严重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在肺病医院——有时还要在隔离病房里——待上好几个星期。还有病毒性肝炎（肝部的病毒感染，会导致肝细胞发炎受损）也是一种法医职业病，假如这位医生是在工作中被感染的话。

我们所在的二十一世纪，是“流行病的世纪”，这一点已不只是感染科医生的认知。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说“流行病”这个概念，它指的是一种传染病导致“Siechtum”（大范围发病）。这个概念原本用来指由于生病而产生的虚弱无力，到了中世纪，这个词也用来表示感染“麻风病”的状态。而在几年前，公共卫生专家们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在我们这个“流行病的世纪”中，在高度传染性疾病的医疗和治愈方面，人类将面临无法预料的挑战，这个担忧似乎正在成为事实。现在，除了HIV、牛海绵状脑病病毒（“疯牛病”）、被称为“杀手病菌”的金黄色酿脓葡萄球菌、H5N1流感病毒（“禽流感”）和H1N1流感病毒（“猪流感”）之外，一种新的危险正离我们越来越近：耐抗生素的结核病病原体。

引发结核病的细菌是一种既危险，生命力又顽强的病原体。这种细菌主要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然后侵入肺部，在那里不断繁殖。当然，结核杆菌也可能感染人体的其他内脏。过去的几十年间，在抗生素的帮助下，人类成功地战胜了结核病，但是这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在逐渐消失，因为结核杆菌的抗生素耐药性变得越来越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对药物的不正确使用，而所有的抗生素使用都应该遵守一个规则：要么就正确地服用，要么就索性不吃。

结核病的病原体是在一八八二年被伟大的医生、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发现的，当时他在柏林的皇家卫生署工作。在罗伯特·科赫的时代，结核病是欧洲最常见的死亡原因。虽然近年来，结核病的发病率在西方工业国家相对稳定，甚至还有所下降，但在世界范围内，结核病仍然在广泛传播，并且是当下最常见的致死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年有两百万人死于结核病。在我们这个逐渐全球化、被移民和旅游业深深影响着的世界中，病原体不可能被强制性地限制在某个单独的地理区域之内，因此，这个古老的医学问题又重新回到了我们面前。我们研究所解剖过的因结核病而死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移民，尤其是来自东欧的移民，还有无家可归者和酗酒者。结核病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常患的疾病。

在不是太久以前，我们所里做的一个检查也正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感染风险高，我们特意把解剖安排在那天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来做。被解剖者死在一个流浪汉收容所里，那里已经有数名居住者被卫生局确诊为患有结核病。尸检解剖不仅确定了死者感染了结核病，也证实了他的确因此而死。

对于法医和病理学家来说，传染病是一种真实且不容小觑的危险，而与之相反，我们却无须害怕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尸毒”。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换一种说法：它的可怕之处只是不正确的命名。

由细菌引起的蛋白质分解，也就是尸体腐烂的过程中，一共会产生两种物质：尸胺（化学名称为1,5-二氨基戊烷）和腐胺（1,4-二氨基丁烷）。尸胺（德语为Cadaverin，来自拉丁语cadaver，意为尸体）和腐胺（德语为Putrescin，来自拉丁语putrescere，意为腐烂）与其他化合物一起，共同导致了典型的尸体腐烂气味的产生（顺便说一句，这种气味和动物尸体腐烂的强烈气味没有任何区别）。而“尸毒”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误导性，因为这两种物质都是无毒的，并不会对健康产生危害。

另外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误解，即认为尸体腐烂和尸体分解是一回事儿。实际上它们属于两个过程，有不同的引发者。

一方面，有些细菌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存在于肠道内，在健康人体中，它们被肠道黏膜屏障、被免疫系统抑制。在我们死后，这些细菌不再受到抑制，将遍布整个身体，并且增殖。在人死后的几天之内，亿万个细菌在死者体内的各个器官与血管之间漫游，这个过程被称为尸体腐烂。

与由本来就存在于死者体内的细菌菌群引起的尸体腐烂相反，尸体分解指的是由体外细菌繁殖引起的尸体分解过程，比如从空气中或者土壤里来的细菌。尸体分解只有在尸体腐烂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会开始。人体组织会变干，呈现出浅褐色，会让人想起落叶林间的土地上，那些由干枯的苔藓、树皮和落叶形成的残余物。

反之，尸体腐烂呈现的颜色是绿色的。即使“死亡的化学反应”尚未被完全掌握，人们还是知道，尸体变为绿色，是因为细菌在传播、布满死者身体的过程中，与使血液呈现红色的血红蛋白接触，而血红蛋白在细菌的代谢过程中被分解。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我们所称的胆绿蛋白，它本身是绿色的。

人们也可以通过气味区分腐烂和分解。腐烂的气味是甜丝丝的，非常冲鼻子，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分解的过程则散发出一种霉味儿，没有那么甜，气味也不是特别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