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让您安心的是：事实上，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您读完了本书，意味着您不会在某个时候，作为犯罪案件的受害者，躺到我或者我某位同事的尸检台上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您作为一位爱阅读的市民，属于一个（幸好不是唯一的一个）很少发生杀人案的人群阶层。此外，您购买了本书，还意味着您不会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酒或者非法毒品，而这又让您进一步远离了有目的的暴力犯罪。这些案件的受害者几乎全都出自悲惨不幸的社会环境，其中大多数人没有完成学校教育，自己也常有犯罪行为。大部分杀人案件的受害者——杀人犯也一样——每天都要大量饮酒，通常在犯罪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在很多案件中，非法药物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或者作为作案动机，为了毒品或者付钱购买毒品而引发的争吵，或者是某人在毒品的影响下成了杀人犯。在这类状况中，争执和口角常常是因为些无聊的琐事，但最后几乎总是会升级成粗野的肢体暴力，才算了结。这时，锤子、斧头和棍棒就登场了，但是迄今为止，最常用的凶器还是刀。每家每户都有刀，在每一个百货商店里也都能买到，还便于随身携带，不会引人注目。不同于美国，在我们这里有非常严格的武器管理法律，限定了枪支的使用，因此，幸运的是，在德国因枪伤造成的死亡，在杀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极小。

遗憾的是，尽管有这么多的统计数字，仍然没有人能保证他的亲人或朋友不会有一天丧失对人生的期待，然后做出决定，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永远在一起》那章里的贝尔格霍茨夫妇那样。也没有人能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受《残忍的失意》里尼古拉斯·魏德曼那样的暴徒的伤害，他因为心情郁闷就强奸、杀害了七岁的米歇尔。没有人拥有绝对的安全，没人能保证永远都不会有人在自己的饮料中偷偷掺入毒品，就像《神秘跟踪者》中霍尔格·维纳特身上发生的那样，这杯饮料先是让他失去理智，随后又失去了性命。而您能打包票，您就没有一位近亲，或者一位关系密切的熟人，实际上是一个自淫者，如同《死亡快感》中的克雷斯蒂安·布兰科一样，为这癖好付出了生命代价吗？谁又该去保护一个没出生的孩子呢？他的母亲出于缺乏理智的行为，或者是早有预谋地杀死了他，使得他几乎来不及看一眼这世上的光明，就像《恐怖的秘密》那章里描绘的那样？

这一切都悲哀又可怖。但是，不断出现非自然死亡的事实，使得我们永远不能退却放弃，听天由命。更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在不断接触这些死亡的过程中，逐渐放弃揭露与澄清这些案件的初衷。

为了这个目标，一支运转良好、具有最高科学水准的法医团队——有足够专业的自然科学家和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可以使用最新的分析方式——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棘手的案件时，我们也能把死亡原因一一归类，或是证明出致命的毒物。如果没有DNA分析技术的话，很多罪犯就逍遥法外了。通常，破案绝对要依靠大量的法证调查，特别是对受害者死亡之前、之中和之后发生的事情进行专业的法医学重建。

然而，苦涩的事实是，德国法医学正因“节约”而奄奄一息。二〇一〇年五月，《南德意志报》在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里，将德国法医学称为“一具学术尸体”。自一九九三年至今，德国共三十二家法医研究所中，有十一家因为经费问题关闭，或者裁减了研究所所长的职位。在某些欧洲国家，尸检解剖率可占死者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而在德国，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死者被解剖。由此就产生了这句经常被引用和改编的话，出自一位法医，虽然表述激烈但十分贴切：“如果近日来没能侦破的案件中的死者都把食指从坟墓里伸出来，我们的墓地就会像芦笋田一样了。”

我们解剖的尸体越少，能够侦破的杀人案件就越少，也就会有更多的凶手逍遥法外，藏匿于我们身边。法医学研究所里的解剖存档中有大量案例，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最初被认定为死于突发性幼儿猝死的婴儿，经过法医学解剖之后却发现死因是晃动造成的创伤，从而被证实为一起命案——如果不做尸检解剖的话，这样的隐情将永远无法查明。

就像我在《瓦肯人的手段》那章里所写的，被勒死的伊诺·荣格曼如果没有被解剖的话，我们就无法反驳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所声称的，他不曾起意想杀死受害者，他也就很可能不会被判为杀人犯，甚至有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法庭。而在《残忍的失意》那章里，如果我们没有解剖七岁的米歇尔·安格尔的尸体，并且把所有法医学与刑侦学的细节一点点仔细拼成一幅完整的图案，再加以正确阐释的话，她的母亲有可能直到今日都对小女儿的实际经历一无所知，每日生活在这样的谜团之中，因为那个青少年杀人犯所陈述的作案过程不断翻新，既没人能揭穿他的谎言，也没人能证明他的罪责。

而除了犯罪事件之外，法医学检查结果在事故研究和事故预防中也会用到，这一点不只体现在交通事故中，同样体现在有特殊风险的工作领域，比如航空运输或者危险货品运输。进行毒理学检测，例如检验责任人是否摄入酒精或吸食毒品，可以拯救许许多多的生命。

很多政客畏惧关于死亡的话题，诚然，它不适合作为竞选的主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司法参议员和司法部长一再尝试为法医学发声，将诸如提高尸检率和验尸专业化等问题列入政治议程。然而，可惜的是，他们的政坛同僚常常对这样的声音充耳不闻。而在德国，还没有一位政治家认为有必要为提高和改善法医工作而努力。

虽然这样的环境不会让我对这份工作失去兴趣，但无疑会给我和我的同事制造不必要的障碍，也使得我们在为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利益采取行动，或者帮助大众避免今后发生更多死亡时遇到更多的困难。可以说，锱铢必较的节省最终牺牲了所有在世的人的安全。因此，我将不会停止利用每一个机会和一切必要的手段，去争取进一步提升公众对法医价值的认知，尤其是通过写这样的报刊文章和书籍为之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