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的一个清晨，在柏林机场的公共区域，负责清洁的工作人员在将垃圾袋扔进垃圾箱时，发现了一个貌似南部国家面孔的人，已无生命迹象。该男子躺在前一天被扔进去的垃圾袋上。

机场的急诊医生与两名护理人员从垃圾箱中捞出了那名男子，他们能做的只是确认其死亡。在机场值班的联邦警察迅速赶来，他们和急诊医生一起检查了死者的口袋，找到了一本委内瑞拉护照和一千五百欧元现金。以此判断，这似乎并不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与护照上的照片进行比较之后，确定死者是霍拉西奥·加尔维斯·科尔佐，他来自委内瑞拉西北部一个大型港口城市马拉开波，今年三十二岁。当然，该护照经查并非伪造。在柏林凶杀案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到来之前，联邦警察通过警察信息系统查询，发现霍拉西奥·加尔维斯·科尔佐在系统中从未有过记录。

警察信息系统的数据是由警察、联邦警察和联邦刑警办公室共同维护并不断更新的。它列出了触犯刑法、有过出庭审判记录的人员信息。除了姓氏、名字、昵称、出生地、出生国家、国籍、性别、所犯罪行的案件数据、监狱数据和犯罪记录外，登记册还包含详细的个人描述，包括特殊的身体特征和个人信息，如“暴力”“武装”“吸毒”“性犯罪”“逃逸”“有动机的右翼罪犯”或“暴力运动”（例如暴力团伙或足球流氓）等。最初，在警察信息系统投入运行后，立即遭到数据保护主义者、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激烈批评。他们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联邦刑事警察局法》《联邦和州政府刑事警察事务合作法》以及《联邦数据保护法》。将警察信息系统与其他警方和联邦数据信息系统如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联网，系统会在几分钟内提供必要的信息，比如根据车牌号来查询某台车辆是否被盗，是否报失等。

检察官通过电话下令立即进行尸检，以确定霍拉西奥·加尔维斯·科尔佐的死因和死亡情况。在将尸体转移到法医研究所的过程中，法证部门的同僚开始工作，他们仔细检查了垃圾箱和尸体发现地的周边地区。同时，凶杀委员会的警察在机场现场努力寻找潜在的证人，寻找那些在前一天晚上或当日清晨看到过可疑人员或者发现了其他异常情况的目击者。当然也检查了科尔佐的名字是否列在某次航班的乘客名单上。

死者被运送到我们研究所时，身着风衣、牛仔裤、牛仔衬衫、内裤、袜子和皮鞋。衬衫是敞开的，从裤子里拉出来。部门助理给科尔佐脱衣后，我在他健壮的身体背部一共发现七处擦伤。擦伤不规则地分布在肩胛骨和后背右侧之间的位置，长度在三厘米到六厘米之间。由于无出血和皮肤发炎反应，说明这些擦伤是在死后形成的，我怀疑是凶手处置尸体时或急诊医生和护理人员从垃圾箱里捞出他时留下的。

随后的显微镜检查证实了我的怀疑。伤口区域未见红细胞和炎性细胞的聚集，它们只能在活人的伤口边缘形成，将受创组织与未受伤的皮肤和软组织区分开，也可以说是伤口区域的所谓“分界”。

更有趣的是，我们在体表检查中获得了突破性的发现：死者鼻孔和嘴角的泡沫覆盖物。覆盖物部分是液体，部分是干燥的，由极细的浅粉红色泡沫组成。法医学将其称为“蕈状泡沫”。蕈状泡沫看起来像厨房水槽中清洗餐具时含有大量清洁剂的小泡沫，或者像打开一瓶经过摇动的啤酒瓶后升入瓶子颈部的啤酒泡沫。死者口鼻上的泡沫是该男人生前曾患肺水肿的有力证据，肺水肿即肺组织中的液体积聚增加（通常称为“肺部积水”）。

肺水肿一般不是由器官本身的疾病引起的，而是对某些疾病的反应，如心脏病（左心衰竭）、严重烧伤、血液中毒、创伤等。由于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健壮的运动型男人，因此似乎左心衰（慢性左心室衰竭）才是导致肺水肿的原因，况且我在体表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任何烧伤和血液中毒的迹象。血液中毒最常见的表现是因凝血功能受到细菌或病毒的损害而产生的皮肤出血现象，也会导致无法控制的内脏出血。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多发伤，因为用手触摸和按压颅骨、面颅骨、胸和骨盆，它们不会非自然地活动，也未发现有严重的“骨摩擦”现象。

在尸检过程中要一厘米一厘米地对手臂和腿部进行触诊。骨摩擦表现为骨擦音或骨擦感，不仅能够感觉到，而且还能听到啪啪作响的破裂声，这是典型的骨折迹象。这种可恶的噪声是骨折后两骨折端相互摩擦撞击而引起的，医学上称这种摩擦为“骨擦音”。

检查中并没有发现蕈状泡沫的其他成因，其实我在打开胸腔之前就确信中毒是导致肺水肿和霍拉西奥·加尔维斯·科尔佐死亡的原因。当我用专门的肠剪打开腹腔、切开死者的胃和肠道，并直接看到小肠内部时，我强行抑制着自己的惊喜：

一共二十六个小塑料袋，每个塑料袋长二点五厘米，宽一点五厘米，所有塑料袋都用胶带反复粘了几次，一个个的小包装。每包约含十五克粉状物质。

被切开的结肠向我们提供了导致这个南美人中毒身亡的关键线索。我们在结肠中发现了两个相同却中空的塑料袋，还有从塑料袋上分离、缠绕在一起的胶带。

从胸腔中取出的双肺也验证了我对死者患有肺水肿的推断：他的两个肺分别重八百二十克和九百八十克，是这个年龄段健康男性肺重量的两倍以上。在气管和支气管中，我再一次发现在体表检查时就看到的蕈状泡沫。在切开的肺组织中也有大量泡沫状的浅粉色液体流入器官台下的收集盆。

如果是严重或致命的中毒，人体会迅速对此做出反应，大量液体在肺组织和呼吸道，即支气管和气管中聚集。这在医学上被称为“中毒性肺水肿”。该反应与摄入的毒物类型无关——无论是酒精、海洛因、可卡因还是苯丙胺中毒，甚至药物过量都可能引起。不管毒物是通过口（在食物或饮料中）、静脉（注射）或通过呼吸道（吸入）进入体内，人体所做出的反应总是相同的。

有毒的水肿可导致液体从肺部毛细血管进入气囊，使得充满液体的肺泡不能再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对于有生命的人，检查可以听到两肺的哮鸣音，听起来像是用吸管将空气吹进半满的可乐罐中。水肿的临床表现是呼吸急促、胸闷窒息，若没有及时得到医疗救助则会导致死亡。

我们对在死者小肠中发现的二十六个包装完好的物质进行了毒理学检查，检查结果揭露了引起肺水肿并杀死霍拉西奥·加尔维斯·科尔佐的原因：可卡因，毫无疑问。血液和尿液的毒理学检查也提供了相关证据，因为在那里检测到了相同的物质。

为什么科尔佐会用身体运送可卡因？答案当然是稀松平常而又令人恐惧的：因为身体差不多是唯一一种不易被检查的运输工具。海关当局对“跨境货物运输”不再局限于人工行李检查和尸体搜查，还扩大到使用毒品扫描仪和毒品搜查犬有效地对付走私者，这就促使有组织的贩毒集团想办法运用一些手段来继续开展业务。尽管海关采取了极其严格的控制措施，他们还是以欺诈手段瞒骗海关并进行国际毒品交易——尤其是通过飞机将毒品迅速从南美运送到欧洲：他们雇用了一批男女，将毒品藏在身体中，外观上看不出破绽，连缉毒犬都嗅不出来。

霍拉西奥·加尔维斯·科尔佐曾以毒品快递员，也就是“体内携毒者”的身份旅行，并不幸死于自己运送的货物。

利用人体胃肠道进行走私主要是运输大量非个人用途的毒品。这些毒品通常被包装在小塑料袋或者放进安全套、橡胶手套和气球中。毒品快递员在登机前几个小时吞下装有可卡因（很少有人吞海洛因、安非他命和狡诈家药物[1]）的二十到三十个塑料袋。

临近飞行之前，毒品快递员会服用止泻药。这些药物可抑制和减缓肠蠕动功能，使肠道里的内容物不易转移。这是为了防止毒品快递员或体内携毒者提前将货物排泄出来。

到达目的地后，即刻给他们服用泻药，因为是时候交货了。

人体运毒产业链在南美已发展得相当成熟。那里大规模贩毒集团对新招募的毒品快递员都会进行全面的培训。这些人必须在营地驻扎并学习，他们要学会使自己的肠子能够适应足够的压力。为此他们必须吞下大量李子大小未经咀嚼的葡萄，然后服用止泻药以抑制肠蠕动，使肠中的水果不再继续被输送，并且要在长达三十六小时以上的时间里抑制住排便冲动。这大致相当于从毒品出发地到目的地，环绕大西洋旅行所需的时间，其中还包括不可预测的延迟和中转停留。“训练营”里还教导未来的毒品走私者进入特定目的地时应如何表现。毒品快递员通常不携带任何行李，他们会从雇主那里收到大量的现金，足以满足在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旅行需求。

但是有时候所有的训练和药物都无济于事，使得毒品快递员不得不在厕所里将毒品排出体外。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得到雇主的严格指令，要求立即重新吞下毒品包装。

几年前一位联邦警察告诉我，海关的一位同事曾经因口臭识别出一个体内携毒者。携毒者在飞机的洗手间吞下了几包排泄掉的毒品，在过海关时被发现口臭，这种口臭的味道颇不寻常，令人极不舒适。也许雇主除了要给携毒者大量现金外，还应该给他们准备牙刷、牙膏和强效漱口水……

因自然消化而造成的货物损失表明，人体作为运输工具的用途有限，而且运输容器也并不是安全的。安全套、塑料手套和气球并非为了包装可卡因或其他毒品、并通过人体肠道而设计。我们在死者肠道中发现的包装残骸表明两个塑料容器已经破裂，这些释放出来的可卡因迅速通过肠黏膜进入血液循环。而近三十克的剂量足以使人在短时间内因急性可卡因中毒身亡。可卡因的平均致死剂量为一到两克，毒品运送者携带的是这种致命剂量的十几倍。难怪很多毒品快递员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

根据包装材料的稳定性和类型，毒品包装也可能会在胃部而非肠内破裂。而且众多使用人体运输毒品的毒贩显然不知道：即使包装并未破裂，毒品快递员也有可能会因可卡因中毒死亡。只要包装材料不够紧密就足以致死。安全套的塑胶材料是可以释放毒剂的半透膜，即使只是逐渐释放。事实证明安全套在这方面尤其不可靠，毕竟它不是为长时间使用而设计的，即使作为单纯的安全套使用也是如此。并且由于其特定的应用领域，意味着它的质地是薄而不是厚。

当可卡因透过安全套的膜壁释放时，它首先会不知不觉进入到血液中，直到剂量逐步增加，携带者被毒死为止。这时对于毒品快递员而言，任何救助都为时已晚。

警方调查显示，护照名字显示为霍拉西奥·加尔维斯·科尔佐的男子是在被发现死亡的前一天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经阿姆斯特丹飞往柏林的。他显然是一个人旅行。一名在阿姆斯特丹登机的女学生做证说，他就坐在她旁边。他屡次离开座位，并不断擦拭额头上的汗水，脸色苍白，在约一小时的飞行时间里曾几次造访厕所。在飞机降落时，一位空姐曾敲厕所的门，大声要求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