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第二天就要举行，我叔叔还在讨价还价。他没有问我的意见。他和柜台前的男人讨论着各种式样的棺材，以及棺木的材质，而我就站在那儿听他们对话。他们的讨论越来越激烈，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两个竟然正在为某事争执不下。我叔叔指责那位殡仪馆馆长欺骗我们，这成了接下来事态爆发的催化剂。而那个男子火冒三丈，面红耳赤，手指在我们面前指指点点，嘴里咆哮着，嘴唇上沾着亮晶晶的唾液。

“你想用红木，就付红木的钱！”

我不知道父亲最后是被葬在红木棺材还是胶合板棺材里，坦白说，我不在乎。四十年来，馆长愤怒的咆哮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回荡。他们让我下定决心，我自己的葬礼要一切从简，而且不涉及任何教派。当我跟随霍桑走进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大门在我身后（静悄悄地）关上时，我依然深陷回忆之中。

殡仪馆和我之前描述的非常像，它比我记忆中的那间办公室要小，也没那么吓人——不过当然，这次来与我本人没有关系。霍桑向艾琳·劳斯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她直接带我们去了走廊尽头罗伯特·康沃利斯的办公室，戴安娜生前就是在这里为自己安排了没多久就派上了用场的那场葬礼。这次，艾琳留在办公室里，神情坚定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仿佛戴安娜·考珀的早逝是她的过错，她准备好了和她的表弟一起接受讯问。我不由得再次思考，每天在这里工作究竟是一种什么滋味，被大大小小的骨灰罐包围，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迟早有一天，你，连同生前的一切成就，都会被装进这小巧的罐子中。顺便说一句，霍桑没有介绍我。他从来不这么做。他们一定以为我是他的助手。

康沃利斯开口道：“警察已经找我录过口供了。”

“是的，先生。”霍桑竟然称呼他先生，有意思。我立刻察觉，他在和证人、嫌疑人或是任何可能为查案提供帮助的人打交道时，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会表现得像个普通人，甚至有些谄媚。我越了解他，越是发现他在故意这么做。这样一来，他们在跟他说话时就会降低警惕。他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对他们进行解剖。对他来说，礼貌是外科口罩，是他亮出手术刀之前迅速戴上的面具。“因为这起案件的特殊性，我被要求进行独立的协助调查。很抱歉占用你的时间……”他冲殡仪馆馆长露出假惺惺的微笑，“你介意我吸烟吗？”

“这，其实……”

已经太迟了。香烟已经夹在他的唇间，打火机腾起火苗。劳斯小姐皱着眉头，顺着桌面滑过来一个锡制碟子，让他弹烟灰。我注意到碟子侧面刻着一行字：授予罗伯特·丹尼尔·康沃利斯，二〇〇八年度最佳殡葬承办人。

“你介意回顾一下你与考珀太太见面那天的情形吗，从头开始？”

罗伯特·康沃利斯照做了，讲话时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克制，是多年来与失去亲人的家属打交道练就的口吻。霍桑也许对我在第一章中画蛇添足的内容颇有微词，但康沃利斯的陈述或多或少印证了我写的内容。考珀太太通情达理，外表干练，说话有条不紊。她没有预约就来到了殡仪馆，临走前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

回想起来，我对罗伯特的描述可能有失公允。我笔下的他愁眉苦脸，也许我把这个人与他的职业混淆了。这次见面我惊讶地发现，他是如此平凡。抛开运尸、防腐液、下葬和眼泪，我相信他一定非常和蔼可亲，如果你在聚会上认识他，会很高兴和他聊聊天。不过最好不要问他的职业。

“考珀太太和你聊了多长时间？”霍桑问道。艾琳·劳斯回答得干脆利落，像报时钟一样精准，仿佛一直在等他这么问似的。“她在这里待了五十多分钟。”

“我正要说，大概有一个小时，”康沃利斯附和道，“我们详细地沟通了全部细节，还有价格。”

“她需要付多少钱？”

“艾琳可以为您提供一份完整的价格明细。考珀太太在布朗普顿公墓已经有了一块墓地，这省了一大笔钱。近年来，伦敦的墓地价格飞涨，赶上了房地产增长的速度。最终的价格，包括国教教会的埋葬费和掘墓人的报酬，一共是三千英镑。”

“三千一百七十英镑。”劳斯小姐纠正他。

“她是用信用卡付款的吗？”

“是的。她支付了全款，尽管我向她保证有十天的冷静期，万一她想法有变。在这方面，我们类似于双层玻璃推销员。”他开了个小玩笑，把自己逗乐了。艾琳·劳斯则皱起了眉头。

“那笔钱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我插了一句，“我是说，如果她没有死……”

“我们会把它托管。我们属于一家叫黄金宪章的信托公司，他们负责打理款项，当然，也可以计算通货膨胀。”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这家殡仪馆也许乐于看到考珀太太过世，因为通过为她举行葬礼，他们是最先能从中获利的一方。可如果她已经付过款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庆幸刚才没有提出这个想法。

即便如此，霍桑还是没好气地瞥了我一眼，提醒我，我刚才的“贡献”惹得他心烦。“你觉得她当时的心情怎么样？”他完全转换了话题，问道。

“和任何一位来这里的人是一样的，”康沃利斯回答说，“她有点局促，至少开始是这样。在这个国家，谈及死亡，我们擅长沉默以对。我总是说我们没效仿瑞士人的做法真是可惜了，他们发明了所谓的‘死亡咖啡馆’[8]，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边喝茶吃蛋糕边谈论死亡的机会。”

“如果有一杯茶，我不会拒绝。”霍桑说。

康沃利斯瞥了一眼劳斯小姐，劳斯起身，踩着重重的步子走出了房间。

“你说她早已计划好了葬礼的全部细节。”

“是的，她记录下来了。”

“你还有那份记录吗？”

“没有了，她是随身携带的。我留了一份复印件，附在了我寄给她的总结中。”

“你觉得她当时有紧迫感吗？她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专门挑那天前来？”

“她似乎并没有认为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康沃利斯摇摇头，“为自己安排葬礼很常见，霍桑先生。她没有生病，既不紧张也不害怕。我已经和警察说过了。我还告诉他们，我和劳斯小姐得知她死亡的消息时非常震惊。”

“你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

“抱歉，你说什么？”

“我有她的电话记录。你下午两点零五分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当时刚到环形剧院，参加一场董事会议。你跟她的通话时长约一分半钟。”

“你说得没错。我需要她丈夫的墓地号码，”康沃利斯微笑着说，“我必须联系皇家公园教堂办公室登记葬礼，她唯独漏掉了这条信息。有件事我也许应该提一下。我和她通话时，听到她正在和人争论，电话那头有争吵声。她说会给我回电话，当然，她没有再打来。”

艾琳·劳斯端着霍桑的茶回来了。她把茶杯放在桌上，杯碟碰撞，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

“霍桑先生，还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康沃利斯问道。

“我很想知道……你们俩都跟她说过话吗？”

“艾琳领她来的这间办公室——”

“我在接待区和她简短地交谈过，但我没有留下来参加会议。”劳斯小姐一边坐下，一边打断了他说话。

“她独自在这个房间里待过吗？”

康沃利斯皱起眉头：“多么奇怪的问题啊！您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我只是感兴趣。”

“没有，我一直陪着她。”

“就在她离开之前，去过盥洗室。”劳斯小姐说。

“你是说厕所。”

“是的，那是她唯一一次独处。我带她到厕所门口，就在走廊上，然后陪她一起回来拿东西。我还想要补充一句，她离开时的状态非常好。如果要说和之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她整个人都舒了一口气——人们来这里通常都会这样。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应该提供的服务。”

霍桑咕咚咕咚三大口就把茶灌进了肚子。我们起身离开。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她没有提起过蒂莫西·戈德温这个人吧？”

“蒂莫西·戈德温？”康沃利斯摇了摇头，“他是谁？”

“是她在一场车祸中意外撞死的男孩，”我说，“他有个哥哥，叫杰里米·戈德温……”

“真是不幸。”康沃利斯转头看向艾琳，“她有和你提过其中哪个名字吗，艾琳？”

“没有。”

“我怀疑这两件事没有关系。”在对话进行下去前，霍桑打断了我们的讨论。

他伸出一只手：“谢谢你抽空与我们见面，康沃利斯先生。”

我们离开殡仪馆，走到大街上的时候，他突然把矛头对准了我。

“帮我一个忙，老兄。和我一起去了解情况时，永远不要问任何问题，什么都不要问，行吗？”

“你就希望我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

“没错。”

“我不傻。”我说，“也许可以帮上忙。”

“好吧，你至少在某一点上犯了错。但关键是，你不是到这儿来帮忙的。你说这是一本侦探小说。而我才是侦探，就这么简单。”

“那你告诉我，你查到了什么？”我说，“你去过犯罪现场，查看过通话记录，还和殡仪馆馆长交谈过。你现在查到什么了吗？”

霍桑思考着我说的话。他面无表情，有那么一刻，我以为他要立刻和我拆伙。可他只是用同情的语气对我说。

“戴安娜·考珀知道她要死了。”

我等他继续说下去，可他只是转过身，怒气冲冲地沿着人行道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思考了一下“手边的选项”，最后还是跟了上去，努力追赶他的脚步。

注释：

[1]因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的学识有限，涉及她口述的部分，原文有大量语法错误，翻译力求通俗的情况下尽量传达原文蹩脚的感觉。

[2]塞缪尔·莫尔斯：美国画家、发明家，发明了莫斯码，被誉为“电报之父”。

[3]英国一九八八年颁布实施的《道路交通法》第一条：因在道路上鲁莽驾驶机动车，导致他人死亡，是有罪行为。

[4]英国一九八八年颁布实施的《道路交通法》第一七〇条：（2）机动车驾驶员当被有正当权力者提出要求时，必须停车，并且按要求给出自己的姓名、地址及车主的姓名地址和车辆标志。（4）违反第（2）项规定是有罪行为。

[5]伦敦西区是与纽约百老汇齐名的世界两大戏剧中心之一，西区剧院特指由伦敦剧院协会的会员管理、拥有或使用的四十九个剧院。大多数集中在夏夫茨伯里和黑马克两个街区，这一剧院区也称为西区。《生日聚会》是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代表作之一。

[6]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被告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

[7]英国的私立学校一年有三个学期，分别为：秋季学期、春季学期和夏季学期。每一个学期之间会有一到两周的假期，称为期中假期。

[8]死亡咖啡馆（Café Mortel）这一概念起源于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瑞塔茲，二〇一一年由英国人乔恩·安德伍德在伦敦举办了全球第一场死亡咖啡馆的活动。在中国，“死亡咖啡馆”被更名为“死亡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