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过第二天会和霍桑见面。所以当我刚吃完早餐，接到他的电话时，我很意外。

“你今晚有事吗？”

“我有工作。”我说。

“我需要过去一趟。”

“来我这儿？”

“是的。”

“为什么？”

霍桑之前从来没有来过我在伦敦的公寓，我很乐意保持这种距离。我才是那个想要暗中潜入他生活的人，而不是反过来。而到目前为止，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我他的地址。实际上，他还故意误导我。他之前说家住在间士丘，而他实际上却在河苑有一间公寓，就在对岸的黑衣修士区。我不喜欢他用侦探般的目光在我家里四处逡巡，扫过我每一处财产，也许得出一些之后对我不利的结论。

他一定察觉出电话另一端我在犹豫，于是解释说：“我需要安排一次会面，想选在某个中立的地方。”

“你家有什么问题？”

“不合适。”他停顿了一下，“我已经弄清楚了迪尔那场车祸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他说，“我想你也同意这与我们的调查有关。”

“你要见谁？”

“等他们到了，你会知道这两个人都是谁。”他最后一次请求道，“这件事很重要。”

碰巧，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家。而且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让霍桑来我的住处，也许就可以说服他让我去他家看看。我仍然热切地想要弄清楚他怎么能买得起一间河景房，虽然梅多斯曾说过他不是业主，但我还是好奇他家里是什么样的。

“什么时候？”我问道。

“下午五点。”

“好吧，”话音刚落，我就已经开始后悔了，“你可以待一个小时，不能再多了。”

“太好了。”他挂断了电话。

我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录入迄今为止我在调查中记录的笔记：从不列颠尼亚路，到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再到南艾顿庄园。我的手机里有几小时的录音，都上传到了电脑里。我戴着耳机，听霍桑用他那波澜不惊的语调对采访对象循循善诱。我也拍了几十张照片。我一张张滑过，回忆之前的情景。我已经收集到了充足的素材，远远超出了我的需求，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无关紧要的信息。例如，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详细地讲述了她在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班斯卡·什佳夫尼察[1]的童年生活；讲述了她父亲在一次农业事故中过世前她幸福的童年生活。即使她讲了那么多，我也怀疑没有什么可以写进初稿里。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创作过。当我计划创作一部小说，或是筹备一个电视剧本前，通常都是胸有成竹，不会浪费时间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但是我不清楚霍桑脑袋里在想什么，我怎么能分辨得出什么相关，什么不相关呢？这也正是他在读过我写的第一章后提醒我注意的问题。门上有没有安装门铃，结论会大不相同，遗漏某些东西和凭空编造一样有害。结果，我不得不把我去过的每个房间里的每件东西都记录下来——戴安娜·考珀卧室里斯蒂格·拉森的书，她厨房里的鱼形钥匙挂钩，抑或是朱迪思·戈德温厨房里的便利贴——迅速涌入的信息要把我逼疯了。

我仍然坚信艾伦·戈德温是凶手。如果不是他，还能是谁呢？这就是我坐在书桌前，被揉成团的A4纸包围时，问自己的问题。

好吧，还有朱迪思·戈德温。她有相同的动机。我回想起我们在犯罪现场时，霍桑提及凶手时说过的话，我翻过一页又一页笔记，终于找到了那句话：“作案人几乎可以确定是一名男子。我听说过有女人勒死女人的案例，但就我的经验判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这是他的原话，经过录音后记录下来。结果，我就没有考虑过任何一位女性。可是，“几乎可以确定”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不常见”并非不可能。凶手可能是朱迪思。可能是玛丽·奥布莱恩。一个尽心竭力，在雇主家工作了整整十年的人。杰里米·戈德温可能是凶手吗？他很可能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无助。

还有格蕾丝·洛威尔——那名和达米安·考珀同居的女演员。虽然她没有这么说，但显然她和达米安的母亲之间没有感情。戴安娜·考珀感兴趣的只有她的孙女艾什莉。这个孩子终结了格蕾丝的演艺事业，如果报纸上写的是真的，那么达米安远非一个理想的伴侣。毒品、派对、艳舞女郎……这些加在一起很容易构成谋杀动机。可从另一方面来看，戴安娜被杀的时候她身在美国。

还是，她其实不在？

我再次迅速浏览了一遍笔记，找到了我想要的，那是达米安·考珀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没有留意，可现在看，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格蕾丝曾抱怨她不想回洛杉矶，想花时间多陪陪她的父母。达米安是这么对她说的：“你已经陪了他们一个星期了，宝贝。”我很满意，内心隐隐感到雀跃。我真是一字一句都没落下！在这一点上，我要领先霍桑。一个星期可能是估算的天数。格蕾丝可能比达米安提前九到十天回伦敦。这样的话，戴安娜被害的那天她很可能就在国内。即便如此，我们先她一步离开富勒姆街的那家酒吧，想想那天拥堵的交通，她不可能赶在我们前面抵达砖巷。

还有谁呢？我和罗伯特·康沃利斯打过很多次交道，说到这里，还有他的表亲艾琳·劳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机会把音乐播放器偷偷放进棺材里，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在戴安娜·考珀死的那天才初次见面。两人都不能从她或她儿子的死中获得任何好处。

之后，我一直沉浸于研究笔记，几乎没有留意时间，下午四点四十五分，门铃响了。我在六楼工作，通过对讲机与外界沟通，尽管有时候我就像是被困在象牙塔里，根本感觉不到与外界的联系。我忙激活了电控门，然后下楼去迎接客人。

“好地方，”霍桑走进门，赞叹道，“不过我认为我们用不着饮料。”

我已经提前摆好了杯子，为客人提供了矿泉水和橙汁，似乎这才是礼貌的待客之道。把饮料放回冰箱里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正在四下打量我的客厅。

公寓的主楼层空间很大。里面摆着书架——我家有大约五百本书，但我最喜欢的那些却放在——厨房、餐桌，还有我母亲的旧钢琴上。这架钢琴我每天都会弹。客厅里还有专门看电视的区域，咖啡桌旁摆着几张沙发。霍桑就坐在这里。他看起来没有丝毫拘束。

“这么说，你已经搞清楚了迪尔那场事故的经过。”我说，“是不是知道谁是杀害戴安娜·考珀的凶手了？”

霍桑摇了摇头。“现在还不知道，但我想你会发现事情很有趣。顺便说一句，我有一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

“蒂布斯先生出现了。”

“蒂布斯先生？”我花了几秒钟才想起蒂布斯先生是谁，“是那只猫？”

“戴安娜·考珀养的那只波斯猫。”

“它在哪儿？”

“它跑到了邻居家——通过天窗。然后就困在了里面。直到主人从法国南部回来，才发现它，然后他们给我打了电话。”

“我想这是个好消息，”我说，心中却暗暗忖度戴安娜·考珀的猫和整件事有什么关系。接着，另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等一下，她隔壁住着一位律师。”

“格罗斯曼先生。”

“他为什么会联系你？他怎么知道你是谁？”

“我从他家门缝塞了一张纸条进去。其实，我给不列颠尼亚路上的每栋房子都留了一张纸条。我想知道那只猫会不会露面。”

“为什么？”

“蒂布斯先生是这一切的起因，托尼。要不是他，考珀太太可能不会被人杀害。她儿子也不会死于非命。”

我确定他是在开玩笑。可他坐在那儿，散发着一种奇怪的能量，像是预谋已久，一心要探个究竟，让人琢磨不透，我还没来得及盘问他，门铃再次响起。

“我来接吗？”我问他。

霍桑挥了挥手：“这是你的地方。”

我走到对讲机旁，接起电话：“喂？”

“我是艾伦·戈德温。”

我感到一阵兴奋。原来他就是我们等的第一位客人。我告诉他爬上三级台阶，然后激活了电控门。

片刻后，他出现在门口，穿着一件尺寸偏大的雨衣，身上的外套还是参加葬礼时穿的那件。他走进屋里，就像一个走向绞刑台的罪人。我十分确定，不管在去坎特伯雷的路上霍桑对我说过什么，他叫艾伦·戈德温来这里，就是要指控他，揭穿他的谋杀罪行。接着，我想起，要来的有两个人。戈德温还有同谋吗？

“你想怎么样？”他开门见山地问霍桑，“你说，有些事必须要告诉我，为什么不在电话上说？”他看了看四周，第一次注意到周围的环境。

“你住在这儿？”

“不是，”霍桑指着我所在的方向，“他住在这儿。”

戈德温意识到，尽管我们见过面，他对我却一无所知。“你是谁？”他一本正经地询问道，“你从没告诉过我你叫什么名字。”

所幸，门铃再次响起，我忙去接通对讲机。这次街上静悄悄的。“你是来见霍桑的吗？”我问道。

“是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去开门。沿着楼梯上来，就到公寓门口了。”

“是谁？”戈德温再次询问道，但是透过他声音里的恐惧，他应该是听出了对方的身份。

“为什么不坐下，戈德温先生？”霍桑说，“虽然你不相信我，但我其实努力地想要帮助你。你想喝点什么吗？”

我说：“我有果汁。”

“我喝点水就行。”戈德温坐在桌子的另一边，面对霍桑，但小心地避开了他的视线。

我起身去取霍桑让我收拾起来的水杯。刚回来，就听到一阵脚步声，玛丽·奥布莱恩走进了房间。我完全没想到会见到她，但与此同时，似乎显而易见，不是她还能是谁呢。她向我们走了两步，然后站定。如果说片刻前她还是忐忑不安，游移不定，现在她简直可以说是大吃一惊。她注意到了艾伦·戈德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同样一脸震惊地盯着她。

霍桑突然起身，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这种夹杂着些许邪恶的喜悦。“你们应该互相认识。”他说。

艾伦·戈德温最先回过神来：“我们当然互相认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心知肚明，艾伦。玛丽，你不坐下吗？我想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在座的都是朋友。”

“我不明白！”玛丽·奥布莱恩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但眼泪却在决堤的边缘，她看着戈德温，“你为什么在这儿？”

“他叫我来的。”

他们两个看上去既内疚，又生气，又害怕。戈德温站起来说：“我不会待在这儿。我不在乎你在玩什么把戏，霍桑先生，我完全没有兴趣。”

“很好，艾伦，可只要你走出这个房间，警察就会知道一切。还有你的妻子。”

戈德温僵住了，玛丽也没有动。一切尽在霍桑的掌握之中。

“坐下，”他说，“你们两个一直勾搭在一起，睡了有十年。但是现在结束了，所以你们才会出现在这里。”

戈德温再次坐下。玛丽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彼此保持着距离。当她坐下的时候，我看到他用唇语说了一句“对不起”——就在这时，我明白过来，他们两个是情人关系，朱迪思·戈德温对此也有所怀疑。这就是为什么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

我在钢琴凳上坐下。霍桑是房间里唯一站着的人。

“我们需要了解迪尔那场事故的真相，”他开口道，“因为这个故事我听过六遍了，我甚至去过那个该死的地方，但一直说不通。这并不奇怪。你们俩满口谎言，天知道事实是怎样，但问题是，你们别无选择。你们陷在这个僵局之中，没有出路。我几乎要替你们感到难过。可惜我并不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