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高尔街乘地铁返回伦敦西部，然后来到富勒姆宫路上一处方方正正的红砖建筑前，这里距离汉默史密斯环岛只有五分钟的路程。顺便说一句，那处地标已经不存在了。它的原址上建了一栋崭新的办公大楼——埃尔西诺之家。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驻英国的出版社就坐落在这里，我的作品的美国版就是他们出的。

我要去的那栋楼，故意设计得注重私密性，窗户是磨砂玻璃的，没有设置路标。当我按下大门门铃时，问候我的是一阵愤怒的蜂鸣声，咔嗒一声之后锁开了，门是从内部操控的电控门。监控摄像头注视着我来到空无一人的接待区，墙壁裸露，地板上铺着瓷砖。这里让我想起了诊所，或是医院里某个昏暗的角落，也许是最近刚关闭的某个部门。起初我以为就我一个人，可接着我听见有人冲我打招呼。我走进拐角处那间办公室，殡仪馆的馆长罗伯特·康沃利斯正在往两个杯子里倒咖啡。办公室和楼里其他区域一样平平无奇，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非常实用的椅子——软垫一点都不舒服。一旁的支架台上放着咖啡机，墙上挂着一份日历。

这就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康沃利斯提到的停尸房。他的客户来南肯辛顿咨询，但尸体实际是被运到这里。附近不远处有一座小教堂。艾琳·劳斯形容这里为“丧亲之地”，有些名不副实，我进入的这个房间没有给我丝毫慰藉。我特意留心有没有其他人的动静。我从没想过，也许房间里就只有我们两个，可毕竟现在已经是傍晚了，也许其他人都回家了。其实，我是先给康沃利斯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但他坚持要在这里和我见面。

他叫我的名字，和我打了个招呼，我进来坐下，发现他看上去比我之前两次见他都更加热情和放松。他穿着一身西装，没系领带，还解开了衬衫最上面的两粒纽扣。

“我之前不知道你的身份。”他说着，递给我一杯咖啡。我和他打电话的时候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你是一名作家！我不得不说，我很惊讶。你来我办公室，还有家里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也是协助警方办案的人。”

我回答说：“某种程度上，我也算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以为你是个侦探。霍桑先生在哪里？”

我喝了一口咖啡，他没征求我的意见就在里面加了糖。“他现在不在伦敦。”

“他送你来的吗？”

“不是。老实说，他不知道我来见你。”

康沃利斯思索了一下，看上去颇为困惑。“你在电话里说你正在写一本书。”

“是的。”

“那不是有点不合常规吗？我以为警察调查谋杀案会私下进行。我会出现在你这本书中吗？”

我实话实说：“我想是的。”

“我不确定我愿意。戴安娜·考珀和她的儿子，这一连串事件让人感到极其难过，而且我真的不希望公司卷进去。事实上，我敢肯定，你会发现书中涉及的一些人会有异议。”

“我想我必须征求他们的同意。如果有人反对，我随时可以更改他们的名字。”我本来还想补充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描写这些真实的人物，如果他们不受版权限制的话。可我不想引起他的敌对心理。“如果我改了名字，你会介意吗？”

“恐怕我会坚持我的态度。”

“我可以叫你丹·罗伯茨。”

他好奇地看着我，笑容在他脸上慢慢绽放：“这个名字，我好多年没有用过了。”

“我知道。”

他拿出一包香烟。我不知道他抽烟，尽管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办公室里确实放着一盏烟灰缸。他将烟点燃，然后愤怒地把火柴甩灭。“你在电话里说，你是从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打来的电话。”

“是的，”我说，“我下午去过那儿。我见过……”我告诉他副院长的名字，他似乎对不上号。“你都没提过你在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上过学。”我补充了一句。杯里的咖啡已经被我喝了一半。我把杯子放回桌上。

“我一定说过。”

“没有。霍桑和你两次面谈，我都在场。你不仅在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上过学，而且还和达米安·考珀是同学。你和他一起表演过。”

我想他一定会否认，可他眼睛都没有眨一下。“我早就不再提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了，那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而这与你和我说的事情也毫无关联。你到我在南肯辛顿的办公室见我，清楚地表明你们的调查——或者，我应该说，是霍桑先生的调查——是指向迪尔发生的那场事故。”

“可能有关联。”我说，“达米安说起那场事故的时候你也在场吗？显然，他把它作为了某堂表演课的素材。”

“事实上，我在场。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不是你提起来，我都完全没有印象了。”他绕过桌子一侧，坐在边缘，俯身看着我。房间里有一盏刺眼的霓虹灯，他的眼镜镜片反射着灯光。“他带了一辆小小的红色公交车，然后播放了那首儿歌。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还有它给他留下的印象。”罗伯特·康沃利斯思考了片刻，“你知道吗，他其实很自豪，他妈妈撞倒两个孩子，最终造成其中一个孩子死亡，而她第一时间考虑的都是他，还有他的事业。这对母子真是太了不起了，你同意吗？”

“你和他一起表演过。”我说，“你们演了《哈姆雷特》。”

“能剧版的。以日本古典戏剧为基础，面具、扇子什么的。说起来好笑，我们当时都只顾着自己，心怀抱负，但那当时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人人都说你很出色。”我说。

他耸了耸肩：“有一段时间我想成为演员。”

“但是你成了殡仪员。”

“你上次在我家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家族企业。我的父亲，我的祖父……记得吗？”他似乎冒出一个想法，“我想给你看个东西。你也许会觉得有意思。”

“什么东西？”

“不在这里，在隔壁……”

他起身，期待我跟上来。而我也打算这么做。但当我试图站起来时，我发现我动不了。

实际上，远不止如此。我此时描述的无疑是我这辈子最恐怖的一个时刻。我动不了。我的大脑正在向双腿发出信号——“站起来”，它们却不听使唤。我的胳膊像异物一样黏在身体上，没有知觉。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就像一个足球，顶在一堆无用的肌肉和骨头组成的躯壳上，心脏慌乱地怦怦直跳，似乎要从胸腔里挣脱出来。我永远也无法准确地描述出当时那种肠子被抽空一般的恐惧，我知道我被下药了，而且我正身处巨大的危险之中。

“你还好吗？”康沃利斯一脸关心地问道。

“你做了什么？”甚至我的声音听起来也不像自己的了。我的嘴巴不得不加倍努力地组织语言。

“站起来……”

“我做不到！”

然后他笑了，笑得毛骨悚然。

他慢慢向我走来。当他掏出一条手帕的时候，我畏缩了。他把手帕塞进了我的嘴里，成功地堵住了我的嘴。我这才意识到我早该大声呼救，虽然也不会有什么区别。我现在明白了，他早就计划好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会取点东西，很快就回来。”他说。

他走出房间，没有关门。我坐在那里，探索这种全新的感觉——或者说是，没有知觉。除了恐惧，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试图减缓呼吸，心脏仍在怦怦直跳。手帕贴着我的嗓子眼，让我呼吸困难。我实在太害怕了，以致还没搞清楚本应该显而易见的事：我欢欣雀跃地前来赴死——而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我的结局。

康沃利斯推回来一把轮椅。也许他用它来运尸体，尽管他留着这把轮椅更像是为来悼念亡者年长的亲戚准备的。他自顾自地吹着口哨，脸上有一种好奇而又迷茫的神色。他不再戴那副眼镜，我看着他闪闪发亮的双眼、整洁的小胡子、稀疏的头发，意识到，它们就像是一张面具，隐藏了面具底下非常可怕的东西，而现在这些东西正逐渐显露出来。他知道我无法动弹。他一定是在我的咖啡里放了一些东西，而我，这个傻瓜，竟然毫无防备地喝进了肚子里。我在心里冲自己尖叫。这就是那个勒死戴安娜·考珀，把他儿子砍得面目全非的男人啊！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在来这里之前我没有想明白呢——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他俯下身，有那么一刹那，我以为他要吻我。我厌恶地想缩起来，但他只是把我揪起来丢在轮椅上。我大概有八十五公斤重，这一番操作让他费了不少力气，他停下来平复了一下呼吸。然后他掸了掸身上看不见的灰尘，把我的腿伸直，继续吹着口哨，推着我离开了办公室。

我们走过一扇敞开的门，里面是一座小教堂。我瞥见了蜡烛、木板、祭坛——也许还挂着一个十字架，摆着烛台或是其他合适的圣像。走廊尽头有一个工业电梯，足以容纳一口棺材。他把我推进去，按下按钮。门关上时，我感觉我的整个人生都被关在了门外。电梯颤动了一下，接着开始下降。

电梯再次打开，我们直接来到一个很大的工作间，低矮的天花板，里面均匀分布着更多盏霓虹灯。我看到的一切都让我涌起全新的恐惧，一想到现在孤立无援的处境，恐惧又加深了几分。远处那头有六个银光闪闪的柜子，是冷藏隔间，分成两组，每组三个，每一个都大到足以放进一具尸体。房间一侧就像是一个基础的手术室，摆放着一台金属轮床，架子上放着大大小小的深色瓶子，桌子上摆着一排手术刀、针和刀。他把轮椅停在这里，我面对着眼前的一切，背朝电梯。墙壁是粉刷过的砖墙，地上铺着灰色的乙烯基塑料地板。角落里有一只桶，还有一个拖把。

“我真希望你没来过这里。”康沃利斯说道。他一开口仍然是多年来养成的那种非常通情达理、礼貌的语气，符合他扮演的角色。因为我现在终于知道了，那只是他扮演的一个角色。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罗伯特·康沃利斯渐渐向我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我对你没有意见，不想伤害你，可你偏偏要来这里多管闲事，该死。”他说话的嗓门越来越大，当他吐出脏话的时候，已经有些歇斯底里。他恢复了一点正常，“为什么要问关于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的事？”他继续质问道，“为什么要把过去那些事再挖出来？你来这里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我就不得不告诉你，然后不得不把你解决掉——我真的不想这么做。”

我试着说话，但手帕让我无法发出声音。他把手帕从我的嘴里拉出来。它一被取出来，我就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我告诉过我的妻子要来这里。”我说，“我要是有什么不测，他们就会知道。”

“如果他们能找到你的话。”康沃利斯回答，语气平静得就像在陈述一个事实。我正要再次开口，他举起了一只手。“我不在乎。我不想听到你再说一句话。真的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我要解释一下。”

他的指尖抵着脑袋一侧，整理着思绪，目光凝视着不远处。我坐在轮椅里，默默地在心里尖叫：我是作家啊。这种事不能落到我头上。我一点都不想这样。

“你知道我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康沃利斯终于开口道，“你觉得我喜欢我的工作吗？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听悲痛的人们滔滔不绝地聊他们过世的可怜的父母、祖父母，筹备葬礼、火葬。和冰冷的棺材、墓碑打交道，而外面却阳光明媚，其他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你懂这种感觉吗？人们看着我，他们看到眼前这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这个无趣的男人，不苟言笑，永远说着妥帖的话——‘节哀顺变’‘哦，我很抱歉，请让我帮您拿一张纸巾’。可实际上，我却想一拳打在他们脸上，因为这个人不是我，这不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