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而论，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绝不是整齐划一的，只能大体上说它是朝着一种趋势展开的运动和发生的变化，它不意味着直线式的进步，也不意味着对传统思维方式的简单取代。承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主体，对时代的变化和时代课题的认识方式并不一样，一部分人恰恰力求抵制新的趋势和方式，他们成为传统思维方式的袒护者和守护者；即使是人们追求新的事物，但其方式有时也不免受制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如相信通过破除一个旧世界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思维方式，就与往往表现为颠覆旧王朝的“革命”和“起义”思维方式似曾相识。人们过于简化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程序，立足于渐进的进化论而主张变法的逻辑，一转就成为进化即革命的革命逻辑；通过积累和天演而形成自发秩序的思考，一转就成为突飞猛进的“人工秩序创造”意识。

作为后发型近代中国文明的变迁，显然有别于先发型近代西方文明的转型。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成长有属于中国自身的明显特征，如贯穿在众多问题和思考之中的一个主导性观念是“自强”，可称之为“自强式思维”或“自强意结”，它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王道论式”相对立，而且也不同于西方的“启蒙论式”，它是中国面临外部世界的巨大挑战而持续关注的主题，是谋求自我保护和期望的产物，其他的应对方式往往都从属于它或围绕它而扩展。如果说西方近代思维是坚信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权力，那么中国近代思维则是追求在世界体系中的自立和自主，使自己重新强大起来。其他思维方式如何围绕它而展开，或者它又如何制约了其他思维方式的展开，都使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具有了明显的特质。

广义的思维方式涉及的东西非常多，如果都进行探讨，那将非常繁难。本书的讨论虽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能够把握到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一些重要的东西。

注释

[1]从发生认识论的立场来说，思维方式起源于行为，行为先于思维方式。但一般而论，我们如何思维，我们也就如何行动，行动的效果反过来又不断地稳固我们的思维方式。

[2]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页。维柯的《新科学》（上册）亦称：“共同意识（或常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3]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6~7页。

[4]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5]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30页。

[6]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92页。

[7]刘小枫指出，近代（neuzeit）、现代（modern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国内经常混用。他根据德国社会学家特洛尔奇的观点，说明这两个概念为什么是不同的。近代的欧洲16世纪、17世纪是从中古到现代的桥梁，通过新教运动、启蒙运动，从中古的统一宗教世界观走向分化的世界观，为现代的转变奠定了基础。（《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化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66~73页）照此说法，把“近代化”与“现代化”作为同义语使用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