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9世纪前期帝国“认识”和“规范”异质世界的方式

人类不同群体和社会一般都要面对和处理两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自身历史传统的前后纵向关系，即传统与现今的关系；一个则是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同时横向关系，即国家间的关系或一般所说的国际关系。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国际交往历史中，16至19世纪前期这三百多年之间，它与一个新的外部世界——西方（主要是欧洲）不期而遇并进行了一定的交往，但对于帝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历史来说，这却是前所未有的。有关这一早期从海上飘来的“欧风”与帝国相遇的过程、事件和特性，人们从许多方面所展开的探讨，除了为我们提供某种有益的视点之外，还因所形成的某些固定化成见而限制了我们。譬如，以15世纪以来欧洲的变化为参照系观察中国所形成的“停滞的帝国”的形象被凝固了下来[1]，帝国对待外部世界的方式也常常被笼罩在“自我中心主义”、“朝贡体制”和“闭关锁国”及“排外主义”等符号之中。这些符号在帮助我们理解16世纪以来中国与外部交往的某种特性的同时，反过来也使我们忽视了中国世界秩序观及其行为方式的多层面性和复杂构造，且不说从帝国自身体系来看它所具有的某种正当性。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局限于常见的定性模式，而应该寻找一种新的历史意识。何伟亚（James L.Hevia）对18世纪末马嘎尔尼使团觐见帝国皇帝这一事件以及交往礼仪所进行的解读，就属于要求解构被“凝固化”的认知帝国模式的一种愿望，我相信他的视点至少激发了我们重新观察这一问题的兴趣和想象力。[2]当然，他的纠偏立场相应地也产生了一种非历史性的解读倾向，如对历史史料随意“运用”的倾向。[3]我们希望站在一种多维的视角上来观察和思考几个世纪中帝国理解和规范一个新的世界的方式，并尽量立体地看一看这种方式对于帝国自身和对于它所面对的外部世界都有哪些复杂性的意味和情调。

凭着人类丰富的想象力，不同地域的人们都曾设想出一些“孤立”存在和生活的个人、社会、国家，乌托邦想象和期望就不乏这方面的例子。即使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完全”不进行交往的孤立和封闭的族群，这也只能说是个别性的例外。就通常情况来说，每一个群体和国家都会遇到与其他社群和国家进行交往并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问题，虽然它们都有自己的“边界”（首先是地理上的）和统治的范围。人类不同族群和国家间一直存在着的不同程度的交往活动，就使它们在如何交往的思考和行动中，产生出了相应于国际交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罗尔斯（John Rawls）也做了如下类似的说明：“每一社会都会有一观念——即关于如何与其它社会发生关系，如何向其它社会展示它自己；它与它们共存于同一世界，除开某些与其它社会隔绝孤立的情况（以前曾长期如此）之外，它必须阐述某些理想和原则来指导它的对外政策。”[4]如何进行国家间交往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世界秩序观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某种抽象性并往往作为原理、惯例和规范发挥作用。但是，国家间交往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世界秩序观，不仅对不同的族群、社会和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且即使是在同一族群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代，它们也有因交往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情况。在我们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往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其他时代可能是不可想象的。国际交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世界秩序观，是不同族群、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交往经验、冲突（最激烈的方式是战争）和妥协的产物，也是经过思考并加以理论化的产物，它的稳定性同它的“合理性”特别是“有效性”相关，并往往依赖于支撑它的“权力”和“势力”。现在各国交往中被认为是“文明的”国际法、惯例和基本原则，恰恰也是在西方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和帝国主义扩张及其对抗演变而来的，所说的主权“平等”，实际上是在大国互相接受彼此的权力并共同主宰国际格局这种状态之下的平等。

当比较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和国际交往理性时，我们如果忽略了它的“历史性”、“过程性”和“现实性”，那么就容易丧失其多重性内涵，容易采取强行化约的理解方式和两极性评价。如“朝贡体制”并不是传统帝国对待外部世界的唯一体制，把它作为古代帝国与外部世界交往关系的单一框架并不合适，它只是帝国国际交往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式和体制罢了。在“朝贡”方式之外，以“缔约”方式来维持双边关系的做法也反复实践过。在19世纪40年代帝国开始被纳入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之前，在汉代它与匈奴签订过以“和亲”为主要特征的付出了很多代价的和平条约[5]；在宋代它与金签订过极其不平等的条约[6]；在清代（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它与俄国先后签订过相对平等的条约。早在春秋和战国时代，中国就有“五霸”通过诸侯国之间的势力平衡来维持国际秩序的经历，也有“七雄”通过扩张和强权争夺来主宰国际局势的经历，哲学家们围绕国际交往的原理、秩序和规范则进行了许多思考，如围绕王道和霸道展开的讨论。

中国与欧洲的国际交往从16世纪算起到19世纪40年代前后经历了三百多年并得以维持，恰恰也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美国特别是英国“整体上”接受至少是容忍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惯例和规范为前提的。当中国想继续坚持和维持它的这一世界秩序观、惯例和规范并相信它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时，当英国却相反地决心改变这一秩序并相信它也能做到这一点时，“巨大的冲突”不是正在“此时”才真正变得完全不可避免吗？帝国决心禁止鸦片可以说只是促使了中英或中国同西方巨大冲突的到来。以后的冲突则是中国与列强在“条约”制度之下的冲突。当我们说中国传统的朝贡观念和秩序“不平等”时，谁又能说靠力量强加给中国的新秩序就是平等的呢？中国在与作为“新事例”的西方进行交往时，整体上没有改变它的世界秩序观、惯例和规范，是因为这一秩序整体上仍然是“有效的”并被坚信是“合理的”。乾隆所做出的禁止传教士传教这一反应，恰恰是罗马教廷的不明智决策引起的。三百多年间中国同一个新的西方世界在以贸易和传教为主、各自基本独立进行的交往过程中，展示出了一系列交往的原理、惯例和规范。正如它不是一时形成的那样，它也不是一时就可以完全中止的；正如它在变化着那样，它也在固执地抵制着变化。晚清帝国一直拒绝西方在北京派驻使节的要求，在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之后还仍在坚持。帝国像要求自己的臣民那样向西方使者要求的“三跪九叩”“体制”，实际上不过是清代才形成的“礼制”。帝国在对待外国使节的方式上也并非没有“弹性”；它同外国所进行的贸易，也不是除了广东之外就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有一个时期与俄罗斯的贸易就在帝国的心脏地带北京进行，后来才从北京移出。在没有枪炮的环境下，帝国“自己”就皈依了藏传佛教，它与儒、道的冲突往往是自身内部的冲突，如果让中国人自己选择，基督教也并非不可能因中国人自己而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不需要通过传教士征服来达到。中国与基督教的冲突，在19世纪40年代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之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教案”以及由此导致的帝国与西方列强的更大的冲突，结果最终都由列强在战争中的胜利来决定，这不可能使中国人与基督教之间达成理解。

中国在悠久的历史中逐渐演变并形成的思考和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由与宇宙天道秩序相连的原理、惯例和规范等构成的体系（“朝贡体制”是它的一个表现或一部分）。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指出：“只有世界上幅员最辽阔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形成通过其努力所塑造出的某种至少似乎有理的世界形象，才有可能改变这一世界形象，或者全部地或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它们自己的愿望维持这一世界形象。”[7]当我们简单地用“闭关自守”（“闭关锁国”）、“自我中心”等思维定式看待那几个世纪中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我们就往往既不会考虑帝国为什么这样做，也不会考虑帝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这样做的。黄启臣根据清代前期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情况，认为用“闭关锁国”来概括那个时代帝国的对外特性是有问题的。[8]即使对帝国所做的闭关自守的常见性批评是有道理的，那么反过来也需要设问一下根据什么来设想当时的中国应该像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这里的讨论是想从几个方面入手，看看在几个世纪中帝国的“世界秩序图像”或者说天朝的原理和体制是如何与“欧风西力”相遇的。这几个方面就是：帝国是如何划分内外界限及构想世界共同体的，它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贸易秩序的，它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法律秩序的。这些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思考早期帝国对待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切入点。国际交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一个国家来说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同的国家都执着于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拒绝倾听对方的方式也不愿做出妥协，国际关系除了破裂还会有什么呢？当国家间不具有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共同基础，而它们又必须进行交往，它们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建立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秩序呢？也就是说，所谓合理的或“文明”的国际秩序奠基于什么呢？这些问题常常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

注释

[1]参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

[2]参见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这也是他的解读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参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1998年2月号、4月号和10月号。

[4]约翰·罗尔斯：《万民法》，舒炜译，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77~378页。

[5]参见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15~418页。

[6]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10~614页。

[7]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

[8]参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