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保全和局为名而意存倾陷，《万国公法》一书，徒为天下之强法耳。[15]

有公法之名，无公法之实。强出之，弱入之，巧逃之，愚缚之。[16]

举全球而论，弱肉强食，数数然也，公法之行者十不二三也，矧乃公理；交涉之平权者百不一二，矧乃平权。[17]

外交之所恃者公法而已，然而泰西近百年来战事，难更仆数，其间两强相遇，始有公法，以强凌弱，本无所谓公法也。中国既未列于万国公法之条，而犹曰公法可守也，外交可恃也，一以坐待六十国之瓜分，悲哉悲哉！[18]

今之言时务者，好言公法，遇外人有欺侮我国家、凌虐我民人之事，辄曰：是不讲公法，是不以公法待我。执笔人蓄愤既久，乃敢发抒胸臆，正告天下曰：今世安有公法哉！是特强法而已！夫其两强相遇，势均力敌，明知我开罪于人，则人必还施于我也。又知报复不已，必有两败俱伤之一日也。于是乃设为公法，以维持其间。既以杜人之侵轶，亦以保己之权限，此则公法之明效大验也。若夫强者与弱者遇，则强者为刀俎，弱者为鱼肉，其始而藐视，继而尝试，终之以欺凌，以灭亡，犹之鹰隼以搏燕雀，虎豹之噬犬羊。是乃天然之公理，更无公法之可言。[19]

以上这些说法，完全剥夺了万国公法的正义、天道和道德的基础，国际法成了基于国家现实和权势平衡而彼此达成的契约——“强权性”实定法。既然万国公法只不过是强权者之间的契约，那么其目的就不是为了保护弱者，而只是为了维持大国之间的关系，为了互相限制和制衡。在这种情况下，弱国也许能够得以保存，但弱国绝不能以公法为自身的护身符，真正的护身符是在认识到公法不可依赖之后而追求进步，把自己变成强国，加入大国的角逐和契约之中。这样，强权所决定的公法，反而促进了文明。但认为小国都可以成为大国，这仍然是一种假定。从国家的纵向比较来看，一个国家固然可以进步，但在横向国际社会中，不是所有的小国都可以成为大国和强国，结果，世界都由强国组成并以此形成平衡的设想是不现实的。晚清一些人士看到国际关系中力量和势力的作用，看到万国公法在规范和约束国家行为上的局限性，进而又走向对国际法正义性的彻底埋葬。为了谋求东方的和平，有人主张中国加入欧洲的“弭兵会”，但张之洞冷嘲热讽，认为这是非常可笑和幼稚的主张。他认为相信和依赖万国公法的想法是愚蠢的。他说：“又有笃信公法之说者，谓公法为可恃。其愚亦与此同。夫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古来列国相持之世，其说曰：力均角勇，勇均角智，未闻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不得与于万国公法，奚暇与我讲公法哉！？”[20]

把国际法视为“强权”不是对国际法的批评和谴责，也不是要打破“强权”为弱国争取权利，而是从中获得一种警示，即一个国家要享受国际法的权利，它首先就必须富强，通过“强权”来应对“强权”——“以强报强”“以强制强”。面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困境，晚清人士把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归结到“自强”上。他们相信只要中国富强了，国际法才能为己所用。而且更自然的想法是，有了“自强”的资本，自己甚至还可以超越于国际法而行动。在郑观应就“边防”所做的一系列思考中，“自强”对他来说是“决定性”的，我们可以列举一下他的有关说法：

总之，立国之道在乎审机应变，上下一心，得人行政，以图自强。[21]

孙子云：“毋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之。”御敌者以自强为本，以自守为先。[22]

古觇民情，今觇国势。觇国势者，觇其武备之若何。弱者事事循理，迫于势也；强者事事挟势，恃其力也。国之小者无不事大，而国之大者竟无有字小者矣。为可慨也！足见世变日亟，有国者宜早自强。[23]

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噫！[24]

上海《字林西报》作者看出，积弱的中国在武力上甚至连欧洲小国都抵御不了，识时务的选择是：“不如与泰西诸国深交厚结，讲辑睦之谊，修盟约之信，则可相安于无事，永立于不败。”[25]英国人美查（Frederick Major）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美查曾是一位在中国经营茶叶贸易的商人，后来他与他的弟弟等人一起创办了著名的《申报》，他认为中国在谋求与西方友好的同时，也必须同时讲究自身防务，以应付事变。以“自强”为落脚点的王韬，肯定美查的看法，他说：“惟我中国富强，可与泰西诸国和局可久也。盖天下事，能守然后能战，然后能和，否则和局操之于人，而不操之于己。”[26]

在对万国公法的局限性进而是否定性的看法中，我们再次遇到了晚清人士的期望，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梦想”和“神话”——“自强”。“自强”被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也是解决一切问题之后的最终目标。“自强”可以说是晚清中国人士为中国前途或世界赌局押上的一个最大“赌注”。当“自强”作为晚清人士的思维方式而表现时，这一思维方式是根本性和普遍性的，它构成了其他思维方式的前提。在中国人立足于残酷的现实思考万国公法时，“自强”成了中国享受国际权利的条件。万国公法既然不足以决定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在国家之间既然“力量”和“权势”始终是铁的砝码，中国就不能单靠万国公法来摆脱不平等条约和不平等待遇；说到底，只要富强了，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富强成为唯一目标的时候，我们反而却无法富强。

注释

[1]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杨岐鸣、王燕生等译，第350页。

[2]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88页。

[3]同上书，第389页。

[4]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六》，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801页。

[5]郑观应：《盛世危言·条约》，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436页。

[6]薛福成：《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414页。

[7]王韬：《泰西立约不足恃》，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五，第206页。

[8]王韬：《泰西立约不足恃》，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五，第206页。

[9]王韬：《泰西立约不足恃》，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五，第206页。

[10]王韬：《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五，第243页。

[11]钟天纬：《公法不足恃论》，见《刖足集外篇》，1932年。

[12]钟天纬：《公法不足恃论》，见《刖足集外篇》，1932年。

[13]钟天纬：《据公法以立国论》，见《刖足集外篇》，1932年。

[14]《论公法与强权之关系》，载《外交报》第1期，1902年1月4日。

[15]辜天佑：《论孟子以小事大以大事小为交涉学之精义》，见《湘报》第158号，第629页。

[16]黄颂銮：《孟子以大事小以小事大为交涉学精义》，见《湘报》第115号，第457页。

[17]黄颂銮：《孟子以大事小以小事大为交涉学精义》，见《湘报》第115号，第457页。

[18]《皇朝经世文四编·礼政》卷30，第1页。

[19]阙名：《论强国与弱国相处无公法之可言》，见《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法律》卷四，第27~28页。

[20]张之洞：《劝学篇》，李忠兴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21]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二》，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81页。

[22]同上书，第787页。

[23]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八》，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821~822页。

[24]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89页。

[25]王韬：《跋上海字林西报》，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十，第366页。

[26]同上书，第367页。当然，王韬有时又把解决中外交涉问题的关键放在“是非曲直”的道理上。如他说：“不外辨其公私、分其曲直而已。”（《除额外权利》，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五，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