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以上所说，中国近代社会的后进性既为现代性学术提供了空间，同时又限制了现代性学术。这种限制之一是来自社会、政治方面的。这里的社会和政治当然不是指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和政治，因为如果这样，它们也是学术的一部分。对现代中国学术构成严重限制的社会、政治，是从现实社会、政治来要求知识阶层和学术。这绝不是知识阶层和学术是否与社会、政治发生关系的问题，关系总是有的，问题是限度和发生关系的方式。

知识阶层对不合理的现实社会、政治保持监督和批评（即所谓的“议政”），是知识阶层社会良知和社会关怀的一种体现。不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程度不同的议政者。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参政型”的，而且在“参政”和“学术”之间摇摆不定。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参政”，这是一个他们讨论过的与他们直接相关的问题之一。金岳霖反对知识分子“参政”，因为参政容易失去知识阶层的独立性。他的推论是，为了政治理想而“参政”，首先就要获得政治权力这一手段。获得政治权力这一手段在现实政治中并不容易，时间一久，手段就变成了目的，当获得政治权力之际，政治理想也许早就被遗忘了。再者，知识分子一旦进入现实政治之网中，为了做事就需要保住权力，结果久而久之，保持权力又成为首务，实现政治理想所需要的独立性慢慢就被权力腐蚀了。金岳霖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如果要对政治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批评并使之得到改进，首先要做的就是确立和保持其独立性，具体条件有：一是有比较独立的经济来源，二是不以做官为职业，三是不以发财为目的，四是建立一个以志同道合为基础的独立的环境。[1]

没有必要反对知识分子参政。只是，知识分子一旦选择了从事政治的职业，他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从事学术职业及其对学术的追求。一个知识分子很难同时追求政治和学术两种理想而又都能取得真正的成就。现代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一直在“议政”、“参政”和“学术”之间犹豫徘徊。以胡适为例，1917年，刚从美国回来的他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到了不足五年的1921年，他就提倡“好政府主义”，拉开了谈论政治的序幕。对此，他做出的解释是：“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2]于是，胡适开始“议政”而不“参政”：“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思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这亦非鄙薄实际政治，只是人各有能有不能，我自有我自己的工作，为己为人都比较有益，故不愿抛弃了我自己的工作来干实际的政治。”[3]胡适曾以“无能力”、“保持独立”和“说公平话”的理由拒绝过实际的政治，但这一承诺他亦并未坚持，他从“议政”又走向了“参政”[4]，并且在“政治”和“学术”之间左右摇摆。“政治”中的他留恋着学术，“学术”中的他又想着“政治”。[5]这是何故呢？可以说是传统“士大夫”的心态和“学术理想”之间的冲突。胡适是受过现代学术训练并肯定现代学术价值的人，他希望在学术领域中获得成就；但传统的“士大夫”心理，又使他看重参与政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严复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是受过系统英国式教育的新式中国知识分子。他对学术的价值[6]、对教育的重要性都有充分的认识，并对“学而仕”的科举制度和“官本位”也做过批判：“夫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耳！’”[7]“中国重士，以其法之效果，遂令通国之聪明才力，皆趋于为官。”[8]但是，严复也不安心于“学术”，不安心于他认为最重要的开民智的教育工作。从1885年到1893年，他先后四次参加了后来他痛加批判的科举考试，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照他的说法，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希望通过科举入官，以求改善“政治”。[9]他一直有“仕宦不达”、怀才不遇的抱怨，相信只要获得相应的官职就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药草聊同伯休卖，款段欲陪少游骑。……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10]可以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摆脱“官本位”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官本位”，不仅意味着获得官职，而且也意味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把改善政治的愿望寄托在官职和参政上。但是，也许正如金岳霖所说，知识精英改善政治的最佳渠道，恰恰是在“政治”之外，而不是在“政治”之中。

学术受到政治的制约，还表现为来自政治方面的对学术的干涉和统御。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通过政治力量把学术意识形态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民党为了控制大学和学术，在大学中设立训导处，开设“训育”课程（如“三民主义”和“党义”），建立政治组织（如区党部、三青团等），并要求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加入国民党。这是通过教育部的一套“部订”规章制度来进行的。[11]这种以党治校、把教育党化的做法，受到了一些大学不同方式的反对和抵制，如西南联大教务会议曾对教育部控制大学课程设置的训令提出异议[12]，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50年代后，在相当一段不正常的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符号和语言，充斥在学术之中。在此已经基本分不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意识形态。学术被政治化、被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经过“反右倾”斗争到“文革”时期达到顶点。结果是知识分子被“非知识分子化”，“学术”被“非学术化”。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真诚、独立和规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政治上的宽松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学术活力的空间，知识分子也开始反省学术良知的不幸丧失。巴金和冯友兰是其中的两位。巴金要求说“真话”，冯友兰要求“修辞立其诚”[13]，实际上都不过是要求保持学术自律和尊严的一个最基本条件。

注释

[1]参见金岳霖：《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载《晨报副镌》1922年12月4日、5日。

[2]胡适：《我的歧路》，见《胡适文存》第二集，第332页。

[3]胡适：《致李石曾》，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5页。

[4]胡适后来当过驻美大使。

[5]有关胡适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苦恼选择，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4~137页。

[6]如严复高度评价西方学问家路德、康德、笛卡尔、卢梭、洛克、达尔文等人的贡献，认为虽政治家亦无以复加。参见《〈原富〉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908页。

[7]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见《严复集》第2册，第281页。

[8]严复：《〈法意〉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1000页。

[9]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载：“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日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10]严复：《送陈彤卣归闽》，见《严复集》第2册，第361页。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福泽谕吉同严复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福泽痛恨日本传统把一切都寄托在“当官”上的官本位价值倾向，并坚决拒绝“当官”，以“独立自尊”为信念，一心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参见《福泽谕吉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5~286页。

[11]具体来说，如“部颁”大学课程表、“部订”教科书、“部颁”教师资格审查、“部定”大学行政组织要点（主要是规定各校必须设立控制学生思想的训导处）等。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参见《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见《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三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1~192页。

[13]有关巴金和冯友兰的反省，请参见巴金的《随想录》（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和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