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2]参见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第114~121页。

[3]哈耶克：《自由的宪章》，台北，台湾银行，1973年，第76页。

[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44页。

[5]韦伯：《学术与政治》，第39页。

[6]参见严复：《〈原富〉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885页。

[7]参见严复：《政治讲义》，见《严复集》第5册，第1248页。

[8]如他说：学“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初不问何等草木为良草木，何等虫鱼为良虫鱼。无所谓利害，无所谓功过”（《政治讲义》，见《严复集》第5册，第1248页）。

[9]章太炎：《与钟君论学书》，见《文史》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79页。

[10]《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1页。在章太炎看来，判断“学”与“用”的价值标准根本不同：“学说和致用的方术不同，致用的方术，有效就是好，无效就是不好；学说则不然，理论和事实合才算好，理论和事实不合就不好，不必问他有用没用。”（《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见《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07页）

[11]参见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67~368页。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13]同上书，第80页。

[14]《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97页。

[15]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61~62页。

[16]亚里士多德这样说：哲学家“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页）。

[17]“天真地做哲学游戏”的哲学家金岳霖，也不否认我们从事学术的复杂动机。参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70页。

[18]《严复集》第2册，第414页。

[19]韦伯：《学术与政治》，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