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危机空前深重，它所面对的是西方工业化之后实现了高度发展的众多列强的侵略和威胁。为了把帝国从困境和危机中拯救出来，仍有人主张把立足点放在“人心”的转移和道德理想的重建上。但是，包括一些洋务派人士在内，不少人认为它们的充分有效性已经打了折扣。他们的眼光开始转向非正统的路线，即认为只有通过“富强”才能扭转帝国所处的难局。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对严复来说，“富强”是首要的目标，没有“富强”，就不能在严峻的物竞天择中获得生存权，也不能“保国”、“保种”和“保教”。通过出国留学的直接观察，严复对西方的富强惊叹不已。在《〈原强〉修订稿》一文中，他这样说：“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其隐赈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矣。”[1]当他回观中国的时候，它的“贫弱”和“落后”，又使他痛心疾首。这带给他的最强烈冲动和愿望就是改变这种反差，使中国也像西方那样富强起来。何以才能达到富强呢？受过科学知识严格训练并深得科学精神之旨的严复，当他思考富强之道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科学。正如他把西方不同领域的发展都同科学联系在一起一样[2]，他也把西方的富强同经济学直接对应起来：“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3]在严复的意识中，科学是普遍有效的，它适合于所有不同国家的时空。既然西方的富强得益于科学的“经济学”，那么，同理，中国的富强也不得不依赖于科学的“经济学”，它不仅关系着中国的贫富，而且也关系着中国的盛衰：

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4]

因此，严复花费大量精力翻译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并不奇怪。他认为，此书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具有实证科学的严密性。严复从多方面说明了在西方众多的经济学著作中，他何以选中了斯密的《原富》：

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5]

严复希望通过翻译此书，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向科学的轨道上。但是，科学本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力量，对它的运用和实践，不仅要把抽象的理论和观念变成一套可操作的程序，而且需要合适的社会条件和土壤，这一点严复也意识到了。他强调提高“民智、民德和民力”，强调社会渐进式改革，都是要为科学发挥强大的实践功能提供基础。

自由民主在近代被提升为主要的政治意识，因而国家与个人往往也被加以明确的区分。与此相关，在国家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何者应置于“优先”地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就中国近代对富强的追求来看，一般来说，所谓富强就是指“国家”的富强。但是，在经受过英国自由主义洗礼的严复那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在这一点上，史华慈实际上是对严复有所误解，而不是他所说的严复从根本上修改了斯密的概念。照史华慈的说法，斯密的《原富》是把立足点放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上，首先注重的是个人的利益，但严复真正关心的则是“国家”的富强，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这充分表明了严复对斯密观念核心的扭转：

我们在《原富》译著本中，不断地遇到国家富强这个熟悉的紧迫问题。……虽然不必假定严复对于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最终目的完全不感兴趣，但是，群（“社会有机体”）和国（“民族—国家”）这些词已深深含有以国家政权本身为目的的涵义。假如对于斯密来说，“国民财富”首先是指构成民族—社会全体个人的财富，那么，对于严复来说，“国”的财富，则首先是指民族—国家的财富，从而也指其实力而言。……这样，我们从研究严复的《原富》中得出一个压倒一切的结论：在斯密著作中发展了的，并由维多利亚英国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所证实了的经济自由主义体系，是一个为国家富强而非常巧妙地设计出来的体系。[6]

又说：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亚当·斯密的目的是纯经济的，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严复则认为，经济自由所以是正确的，显然是因为它会使国家“计划”的扩大成为可能。严复的这一论点也许与斯密的学说极其出乎意料的相背。[7]

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严复所说的富强，不只是指“国家”的富强，同时也指“个人”的富强。如果我们要明确地找出严复究竟是把“国家”富强还是把“个人”富强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上，我们宁可说他选择的往往恰恰是后者。这取决于他对国家的理解。对他来说，国家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集合体：“今夫国家非他，合亿兆之民以为之也。”[8]因而个人如何，国家也将如何。国家既然是由众多的个人组成，那么，国家的所有权就不再属于“帝王”，而是属于组成它的民众。严复说：“今日之国，固五族四万万民人之国也；今日之政府，固五族四万万民人之政府也。”[9]但是，国家与个人并不因为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没有利益上的冲突。况且，国家也不是个人的一种简单累加，它们都分别具有不同的性质。在严复看来，国家是一种“有机体”，这种有机体取向如何，基本上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个人生物有机体。基于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这种理解，个人的富强也就优先于国家的富强；没有个人的富强，也就没有国家的富强。对此，严复多次强调说：

国何以富？合亿兆之财以为之也。国何以强？合亿兆之力以为之也。[10]

处今而言救贫之事，其所忧者常在民，忧民实贫，而吾国乃以不救，此今昔大异之点也。[11]

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12]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13]

从严复以上的这些言论来看，我们很难说他把斯密对民富的注重转到了对国富的强调上。实际上，他并未远离斯密的观念。

注释

[1]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严复集》第1册，第29页。

[2]严复对科学的功用这样强调说：“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严复集》第1册，第29页）

[3]严复译：《天演论》，第34页。

[4]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见《严复集》第1册，第101页。

[5]同上书，第98页。

[6]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4~106页。

[7]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第109页。

[8]严复：《〈原富〉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917页。

[9]严复：《原贫》，见《严复集》第2册，第293页。

[10]严复：《〈原富〉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917页。

[11]严复：《原贫》，见《严复集》第2册，第293页。

[12]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严复集》第1册，第25页。

[13]同上书，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