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直接目标是国家的富强，还是个人的富强，人类对它们的追求都是一种经济行为。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行为的动机或根源究竟是什么？它是出于一种道德的愿望呢，还是来自纯粹的对个人利益的深切关怀？

按照斯密的理论[1]，人们的经济行为或对财富的谋求，说到底只是对个人利益的关心，或者是每一个人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而做的自发性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的本能，经济秩序就是在千百万个人的这种本能的强大冲动中形成的。对于人为什么要积累财富，斯密解释说：“促使人们储蓄的原动力，是要改善自身处境的欲望，这种欲望，虽然一般是心平气和不动感情的，但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在我们进入坟墓以前，决不会离开我们。……增加财产是大部分人要求和希望改善处境的手段。”[2]对斯密来说，经济行为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了实现道德价值或伦理目标。如果我们不是以互利的目的从事经济交易活动，而是希望别人从仁慈和善良出发使我们获利，那肯定是要落空的。斯密分析道：

人类几乎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如果希望别人仅仅由于仁慈而给予帮助，那是办不到的。倘能利用他们的利己心理达到有利自己的目的，使他们相信，为他做他所要求于他们的事是符合于他们自己的利益的，则他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不论是谁，如果他要和别人作交易，他应该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这样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一切交易的通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相互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帮助。我们所以有饭吃，不是因为卖肉者、酿酒者或面包商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我们不对他们的人性说话，只对他们的利己心说话，切不可对他们谈我们自己的需要，只可以谈他们的利益。[3]

依此，人的经济行为纯粹是出于利己的计算，而不是出于善良的道德动机或道德价值。

严复对经济行为动机的看法，与上述斯密的观念基本是一致的。他反对斯密早年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把人组成社会的期望说成是“人心之相感通”的论点，认为促使人“由散入群”的原初动机是“安利”。它与人的其他动机没有什么差别，并不是为了得到人的好评。同样，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的本初动机是自私自利，而不是为了别人。社会公共利益的达成，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并非人事先所抱的就是这种期望。严复引用斯密的理论说：

吾闻斯密氏少日之言矣，曰：“今夫群之所以成群，未必皆善者机也。饮食男女，凡斯人之大欲，即群道之四维，缺一不行，群道乃废。礼乐之所以兴，生养之所以遂，始于耕凿，终于懋迁；出于为人者寡，出于自为者多；积私以为公，世之所以盛也。”此其言借令褒衣大袑者闻之，不尤掩耳而疾走乎？[4]

对严复来说，自得是人求生的一种基本的本能冲动，没有这种冲动，人就不能存在。人对自己利益的考虑，往往优先于他者，不管这个他者是其他人，还是团体或者国家：“人人之自为计，必重于其为一国计。”[5]哪里有利益，人们自然就朝向哪里，这就如同水之就下一样。因为，政治行为如果要有利于公众，那么，就要从公众皆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开始。在此，严复与斯密一样，没有把人的经济行为的动机归结为伦理道德价值，相反，他恰恰是从非伦理道德价值——自私心来看待人的谋利活动的。韦伯所说的出于“天职”、“救赎”和“禁欲”的动机[6]，在斯密和严复那里，都看不到什么影响，而且对严复来说，出于自利的经济行为动机，恰恰又成了礼乐道义和社会公众价值的基础。这种把自利合理化和正当化的观念已相当典型。

严复的说法，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韩非。与儒家对人性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性善”）不同，韩非强调的是人性的阴暗方面（“恶”）。对韩非来说，人性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利害关系，不仅人的经济活动完全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且父子之间也没有纯粹的慈爱之心。如，造车的人希望人富贵，造棺材的人欲有人死，这并非造车者仁慈、造棺者邪恶，因为人富贵才能买车，人死棺材才能卖掉，二者都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生男的庆贺高兴，生女的则杀之，所考虑的也是他们的长远利害：“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7]当然，严复的观念并不像韩非这样极端。韩非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化约为利害关系，但是严复还为道德伦理价值留下了存在的空间，这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与上述严复对人的经济行为的自私性的解释相关，从他那里，我们还能发现他把对快乐的追求视为人的强烈欲望，禁欲主义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严复以极其肯定的口气说：“世变无论如何，终当背苦而向乐。此如动植之变，必利其身事者而后存也。”[8]当有人问他人道是以苦乐还是以善恶为究竟时，他的回答是“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是对苦乐的价值评判。对严复来说，在社会历史进化尚未达到理想状态的情况下，苦乐与善恶价值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个人的幸福和快乐，并不等于善的道德价值，痛苦也不一定不具有道德意义。如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利益而损害他人，或者相反，为了别人的幸福和利益而做出牺牲就是这样。但是，等社会进化到理想境界时，快乐和痛苦与善恶就具有了完全的对等性。在此，快乐追求与经济追求一样，也被正当化了。

注释

[1]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人们的行为大都是因为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而发生的。追求财富主要不是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在此，斯密把道德愿望看成是人类行为的动机。

[2]夏尔·季德等：《经济学说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0页。

[3]夏尔·季德等：《经济学说史》上册，第88页。

[4]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见《严复集》第1册，第100~101页。

[5]严复：《论中国救贫宜重何等之业》，见《严复集》第2册，第295页。

[6]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7]《韩非子·六反》。

[8]严复译：《天演论》，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