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科学合理主义”一开始应叫作“格致学合理主义”，因为在晚清人们主要是使用“格致学”而不是“科学”进行言说的。为了使中国社会自上而下接受“格致学”，人们使之合理化和正当化的方式之一，是认为它原本就是中国的学问，认为西方的“格致学”源于中国。既然如此，移植和效法西方的“格致学”，就不是简单地效法“夷狄”的事物，而不过是学习自己固有的东西，学习自己曾经有而后来失传但却在异域被传承下来的东西。

人们之所以会用这样的看法来论证接受格致学的合理性，催使中国移植格致学，首先基于中国历史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思维方式，即先人创造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久而久之形成了厚古薄今的倾向，事物合理不合理，首先要看有没有先例，要看是不是祖宗之法。在这种思维仍具有支配性的情况下，要在当下的社会中寻求改变并接受一种东西，人们首先就需要为它寻找历史的根据，看它是不是祖宗之法。因此，既然格致学原本就是我们先人发明的，属于我们自己固有的东西，现在再去效法它，它就是正当的和合理的。这是“托古改制”思维在格致学建立上的一个运用。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们现在直接面对的是西方的格致学。在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和“严华夷之防”思维方式改变之前，接受外部世界的东西就是“以夷乱华”[1]，这当然不被允许。因此，为了使中国直接从西方接受格致学，也要有合理的和正当的根据。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说法，已巧妙地为“师夷”提供了根据：一是“夷狄”并非一无是处，它们也有自己的某种“长处”，借鉴一种“长处”应该是一个好的选择；二是“夷狄”用它们的长处祸害中国，中国借鉴它们的长处就是对付它们的最好方法。同这种思考有所不同，说西方格致学源于中国（“西学中源”），一则同“古已有之”的思维统一了起来，二则又同“礼失求诸野”的意识一致。这样，直接从西方移植格致学就同“华夷之辨”没有矛盾。

陈炽就是通过古已有之和西学中源说来为移植西方格致学赋予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人物之一。在陈炽看来，格致学是中国固有之学，虽然它同西方用的名称不一样，其发展程度也有不同，但西方格致学无疑都是源于中国，都是在中国格致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2]既然格致学是中国固有之学，人们即使可以鄙视西夷和西法，那也不能鄙薄中国和中法；既然西方格致学源于中国，那就不能排斥它（排斥它就等于排斥自己），而要借用它。借用它就等于是使用中国自己的东西，是让原本中国的东西重新回到它阔别的故土。对于中国格致学为什么会失传，它又是如何被传到西方的，陈炽解释说：“中国大乱，抱器者无所容，转徙而至西域。彼罗马列国，《汉书》之所谓大秦者，乃于秦汉之际，崛兴于葱岭之西，得先王之绪余而已足纵横四海矣。”[3]这一解释当然没有什么说服力。虽然中国古代技术特别是人们常说的几种伟大的发明确实传到了欧洲并对欧洲文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说欧洲近代兴起的科学技术和器用文明都是起源于中国，显然不能成立。[4]

晚清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真正关心中国格致和器用文明同欧洲的关系，也不真正关心欧洲是如何接受中国的格致和器用文明的，他们关心的是中国如何通过西学再重新获得和拥有器用文明。陈炽也是这样，他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应该移植流传到西方的格致学。中西交通现在已经打开，他说这正是让格致学回到中国的“天赐”良机。[5]西方借助中国的东西来侵害中国，看起来是上天在祸害和厌弃中国，但实际上这是上天在恩惠中国和爱护中国，关键是我们要顺应天命，把握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天将以器还中国，而以道行泰西，表里精粗，交易而退，人情之所便，天意之所开，虽圣人复生，其能拂人情、违天意，而冥行独往、傲然其不顾哉！故知彼物之本属乎我，则无庸显立异同；知西法之本出乎中，则无俟概行拒绝。”[6]据此，中国移植和接受西方格致学，已超出了古已有之和西学中源的根据，它还被上升为“天运”和“天命”的必然性：“方今万国通商五十余载，见闻日广，光气大开，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我恶西人，我思古道，礼失求野，择善而从，以渐复我虞夏商周之盛轨。揆情审势，旦暮之间耳。故曰：西人之通中国也，天为之也，天与我以复古之机，维新之治，大一统之端倪也。”[7]

晚清格致学的古已有之论和西学中源论，说是附会也好，说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虚荣心也好，它们对遭受挫折的中国人来说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心理上的安慰作用，尤其是为中国接受西方格致学提供了一种合理性和正当性论证。

注释

[1]晚清抵制西学的顽固不化人士采用的大致相同方式，一是坚持认为为政的根本是强化王道和端正人心，而器用都是王道和人心的腐蚀剂；二是“严华夷之防”，认为接受西学就是“用夷变夏”，就是违背圣王之教“用夏变夷”的原则。

[2]参见陈炽：《精技艺以致富说》，见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36~337页。

[3]陈炽：《庸书》，见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7页。

[4]对此严复当时就批评说：“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如星气始于叟区，勾股始于隶首；浑天昉于玑衡，机器创于班墨；方诸阳燧，格物所宗；烁金腐水，化学所自；重学则以均发均悬为滥觞，光学则以临镜成影为嚆矢；蜕水蜕气，气学出于亢仓；击石生光，电学原于关尹。哆哆硕言，殆难缕述。”（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第52页）

[5]参见陈炽：《庸书》，见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7页。

[6]同上书，第8页。

[7]陈炽：《〈盛世危言〉序》，见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