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精英面对西方的强权和中国的无力及虚弱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意识，说这是中国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虽然仍有人沉睡在老大帝国的梦中而无动于衷）。人们强烈渴望中国富强起来，认为只有富强才能防御西方的强权，也才能改变中国的虚弱。如何才能使中国实现富强呢？对当时的开明人士来说，西方之所以具有强权，是因为它拥有坚船利炮等器用和器物这类东西，是因为它具有发明和制作这些器物的格致学，而中国则缺乏这些。同样，中国要富强也很简单，就是建立格致学。从晚清到民初，中国经历了很多变化，人们关注的革新也有很大的不同，但富强一直是中国人的强烈诉求，而格致学和科学则被看成是中国实现富强的根本途径之一。从学术本身来说，从事格致学和科学的人，追求知识和真理本身就是他的目的。但在近代中国，建立格致学或科学主要是因为它能带来富强，它具有强大的实用性，这是人们将它正当化和合理化的方式之一。往更大处说人们将这叫作“科学救国论”。[1]

说格致学是中国自身固有的，说西方格致学源于中国，更多的是要以此来缓和移植西方格致学同华夷之辨的冲突，为建立中国的格致学铺平道路；认为西方格致学能够带来富强，认为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这主要是基于格致学的特性和中国的需求来肯定它的正当性。富强和实用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而格致学正是实用性的东西，正是能够带来富强的东西。强调制度革新和价值革新的严复，同样强调格致学的重要，认为中国的贫弱在于没有科学，认为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格致学的作用：“必言近因，则惟格致之功胜耳。何者？交通之用必资舟车，而轮船铁路，非汽不行，汽则力学之事也。地不爱宝，必由农矿之学，有地质，有动植，有化学，有力学，缺一则其事不成。他若织染冶酿，事事皆资化学。故人谓各国制造盛衰，以所销强水之多寡为比例。”[2]因此，要使中国富强和强大，就一定要建立科学：“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各国皆知此理，故民不读书，罪其父母。”[3]

虽然在严复那里一个国家的富强是指民德、民智和民力的全方位发展，但晚清中国的富强观念，主要是指实用性的技艺和器物文明，而不包括人的精神和伦理道德价值。晚清的“中体西用”文化模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而这又是人们论证格致学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根据。晚清开明人士认为文明和学问都有体用、道器两个方面。只是，中国主要发展了根本的体和道的方面，而西方则主要是发展了它的用和器的方面。他们所说的体和道，主要是指伦理道德价值、教化和信仰，所说的用和器主要就是西方格致学等。既然有道就要有器，有体就要有用，那么中学就要用西学发展出来的器和用来补充。这样的想法和看法在当时很普遍，不管是当政者，还是知识精英，他们为了论证借用西方格致学的必要性，都将它作为同体和道相应的用和器来加以肯定。如梁启超指出：“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4]不只张之洞“乐道之”，首先梁启超就乐道之。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梁氏就说：“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5]他代拟的《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写着：“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6]

中西之学是体用、道器之学，同时也是主辅、本末之学。尽管中国之学是主和本，西学是辅和末，但后者也是必需的。如陈炽说：“广储经籍，延聘师儒，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并请洋师，兼攻西学。庶几体用兼备，蔚为有用之才。”[7]又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8]虽然中学与西学有主辅之分，但由于中学是有体而缺用，西学是有用而缺体，所以两者一方面各有长处，另一方面又各有短处。如1896年，沈寿康在《万国公报》（第75期）上发表的《匡时策》中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然承认中学也有缺失，西学也有其长，那么要弥补中学的缺失就只能来借用西方格致学了。

从李鸿章的说法中可以看出，中国接受西方器用之学，不只是接受西学之长来弥补了自己，这又能促使世界成为一个共同体。说起来也许奇怪，当时中国正遭受着西方帝国强权的征服，面临着亡国、亡教、亡种的大变局，在自保自存都不易的情况下，却又去想象世界共同体，不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但不只是李鸿章，王韬等也去预测这种可能。他认为世界有不同的教化（“异”），是因为人类彼此处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中。如果世界能够被联系起来，人类的教化也能实现统一（“同”）。西方的器物之学就能够把世界联结起来，使人类达到人道的统一：“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半球足迹几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诸国今日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即继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9]这是预测，也是渴望。也许正是强烈的危机感，又使人们表现出强烈的渴望感吧。

注释

[1]参见蓝兆乾：《科学救国论》，载《留美学生季刊》1915年第2卷第2号，第63~65页。

[2]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见《严复集》第2册，第283页。

[3]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第48页。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3104页。

[5]《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86页。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夏晓虹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7]陈炽：《庸书·学校》，见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0页。

[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

[9]王韬：《原道》，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