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强之道、体用和道器来论证格致学对中国的重要性，这是从它的功能和作用对它做出的认定。其中认为中学缺乏西方格致学这种短处，在人们的进一步反思中又被认为这同中学中更深一层的缺陷有关，即中学缺乏对自然的兴趣、认知和利用。这正是造成中学缺乏格致学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建立中国的格致学，弥补中学的缺陷，人们就需要转向阅读宇宙和大地之书，即“转向自然”。西方之所以具有格致学，恰恰是因为率先转向了“自然之学”，而中国却一直拘泥于人文之学。因此，格致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又在于它是面对自然之学，是充分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之学。

在晚清知识人中，严复是反思中国缺乏自然之学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自晚周以来，中国学问整体上都集中在人文领域，对“自然”兴趣不大：“盖我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1]严复说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但“以读书穷理言之，风斯在下矣”[2]。在西方科学技术已经有了惊人发展的情况下，赫胥黎还严厉批评它漠视“自然”，强调只有大地和“自然之书”才是真知的源泉。在严复看来，赫胥黎的批评更适合中国，毋宁说他是对中国的学术缺陷而发：“‘天下之最为哀而令人悲愤者，无过于见一国之民舍故纸所传而外，一无所知。既无所信向，亦无所持守。徒尚修辞，以此为天下之至美；以虫鸟之鸣，为九天之乐。’嗟乎！赫氏此言，无异专为我国发也。”[3]赫胥黎强调自然和大地是知识的一手书，而人类的书册只是二手书，只有面向自然，才有真知，获得的学问也才是真学。严复在其他地方又引用赫胥黎的话来规劝人们转向自然：“故赫胥黎曰：‘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此西洋教民要术也。”[4]“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5]

历史上人们缺乏认识自然的兴趣，进一步追问的话，又要回答这是为什么。对此，严复的回答是，它同中国人治学的目的和价值观有关。在他看来，历史上中国人治学纯粹是为了“得科第”，而得科第又是为了入仕求官，为了治人。有关中国人对科第的向往，严复描述说：“父兄之期之者，曰：得科第而已。妻子之望之者，曰：得科第而已。即己之寤寐之所志者，亦不过曰：得科第而已。”[6]有关教育的目的，严复指出：“夫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耳！”[7]有关治人，严复强调：“中国前之为学，学为治人而已。至于农、商、工、贾，即有学，至微，谫不足道。是故士自束发受书，咸以禄仕为达，而以伏处为穷。”[8]这种治学观和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只去学习科举考试所需要的人文和文字知识。因此，建立科学既是建立自然之学（“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9]），同时又是改变人们的学问观和价值观。

在胡适看来，中国学问之所以缺乏自然之学，之所以没有产生出格致学，不在于它没有格致学和科学的方法，而在于它没有将这种方法恰当运用在自然上，而是将它局限在人文领域中。他说朱熹和清代的考据学家都具有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但他们都不去用这种方法探索自然之理，而始终只是用它去追求伦理价值，用它去考察文字和历史文献。胡适说：“他们失败的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程子的大哥程颢就曾说过‘玩物丧志’的话。他们说要‘即物穷理’，其实他们都是长袍大袖的士大夫，从不肯去亲近实物。他们至多能做一点表面的观察和思考，不肯用全部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实物。久而久之，他们也觉得‘物’的范围太广泛了，没有法子应付。所以程子首先把‘物’的范围缩小到三项：（一）读书穷理，（二）尚论古人，（三）应事接物。后来程朱一派都依着这三项的小范围，把那‘凡天下之物’的大范围完全丢了……十七世纪以后的‘朴学’（又叫做‘汉学’），用精密的方法去研究训诂音韵，去校勘古书。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是科学的，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学的。但他们的范围还跳不出‘读书穷理’的小范围，还没有做到那‘即物穷理’的科学大范围。”[10]胡适比较最近三百年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所在，就是西方在科学的许多领域中都开花结果，而中国主要还是沉溺于文字和文献的研究中，没有去倾听自然的声音。[11]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追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严复和胡适等都认为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不关心对自然的认识和知识；严复又进一步揭示说，人们之所以这样做，又是因为科举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学问观和价值观。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对这一问题的其他回答。问题的原因可以是多重的，问题本身更应该是为什么西方能够率先实现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变。

注释

[1]严复：《〈阴阳先生集要三种〉序》，见《严复集》第2册，第237~238页。在严复之前，开明的自强新政人士比较中西格致学的不同，程度不同地认识到两者的差异在于是不是面对自然。如古绍衣在《问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同》中指出：“中国之格致虚言心性，非深通理，学者不能知。即或知之，要亦不切于实用，而又分其力于训诂辞章，萦其情于功名富贵。则其为学亦若存若亡而已。”（见朱维铮编：《万国公报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527页）

[2]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严复集》第1册，第29页。

[3]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见《严复集》第2册，第282页。

[4]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严复集》第1册，第29页。

[5]严复：《西学门径功用》，见《严复集》第1册，第93页。严复还引用培根的话说：“倍根言：‘凡其事其物为两间之所有者，其理即为学者之所宜穷。所以无大小，无贵贱，无秽净，知穷其理，皆资妙道。’此佛所谓墙壁瓦砾，皆说无上乘法也。”（同上书）

[6]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见《严复集》第1册，第88页。传教士利玛窦对这种情形已有描述。他说：“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指通过科举作官——中译者注），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象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王遵仲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孟宪承将“科举”看成是中国上流社会的迷信，认为这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参见孟宪承：《科学与迷信》，载《约翰声》1914年第25卷第2期，第5~7页。

[7]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见《严复集》第2册，第281页。

[8]严复：《大学预科〈同学录〉序》，见《严复集》第2册，第292页。

[9]严复：《西学门径功用》，见《严复集》第1册，第93页。

[10]胡适：《格致与科学》，见《胡适全集》第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1~82页。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胡适也说：清代朴学的“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胡适文存》第三集，第94~95页）。

[11]此外，胡明复和任鸿隽都批评中国传统学术的这种缺陷，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泥于陈言古训，一直在故纸堆中求生活。参见胡明复的《科学方法论（一）》（载《科学》1916年第2卷第7期，第719~727页）和任鸿隽的《科学精神论》（载《科学》1916年第2卷第1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