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科学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论证中，科学方法及其有效性被看成是最重要的根据之一，它不仅被认为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主要特性，也是科学主义者信奉科学的主要原因。尽管严复还有胡适等认为中国传统中也具有一定的科学的方法，尽管李约瑟等认为中国历史上也有某种科学，但人们不能不承认科学方法整体上仍是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的产物，中国传统中之所以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同它缺乏科学方法有很大关系。如在任鸿隽看来，中国没有科学主要同它缺乏科学方法有关。他引用哈佛大学校长爱里亦脱（C.W.Eliot）的话说：“关于教育之事吾西方有一物焉，是为东方人之金针者，则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是也。东方学者驰于空想，渊然而思，冥然而悟，其所习为哲理、奉为教义者，纯出于先民之传授，而未尝以归纳的方法实验之以求其真也。西方近百年之进步，既受赐于归纳的方法矣……吾人欲救东方人驰骛于空虚之病，而使其有独立不倚、格致事物、发明真理之精神，亦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论理、实验的方法简炼其官能，使其能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1]爱里亦脱今译艾略特（1869—1909），他对哈佛大学的转型和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任鸿隽认为艾略特的说法十分正确，他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提出了恰当的解释。

对科学主义者来说，科学及其知识根本上是它的方法的结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没有科学和知识。如严复喜欢用培根的话强调说：“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2]西方的惊人发展，“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3]。丁文江认为不管研究什么，只有用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知识：“因为我相信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科学是没有界限的；凡百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凡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不论材料性质如何，都是科学。”[4]科学的本质不在于材料，而在于方法，只要使用正确的方法，就能得到科学知识：“在知识界里科学无所不包。所谓‘科学’与‘非科学’是方法问题，不是材料问题。凡世界上的现象与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只要用的方法不错，都可以认为科学。”[5]胡明复说，科学的根本在于特异的方法，而不在于取材。[6]任鸿隽也强调，科学的本质不在于物质，而在于它的方法。现在的物质还是数千年前的物质，为什么现在有科学而古代没有，原因很简单，就在于现在使用了科学的方法，而古代没有。如果真正掌握了方法，那么所看到的事实无非科学。[7]

近代中国强调的科学方法，从逻辑学上说主要是归纳和演绎。严复说中国传统虽然也有归纳和演绎的某种方法，不幸的是两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和运用。与之不同，西方则充分发展了这两种方法：“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8]为此他翻译了《穆勒名学》（上半部）与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并在不少场合阐释归纳、演绎的性质和意义。只是当时他将归纳和演绎翻译为内籀和外籀（或内导与外导），而清末之后人们则普遍接受了日本的归纳和演绎的翻译。严复解释归纳说：“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9]与此不同，“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10]。强调实证和证据的胡适认为归纳和演绎是科学必不可少的两种方法：“近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渐渐的懂得假设和证验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渐渐的明白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相互为用的，忽而归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体的事实，都是不可少的。”[11]胡明复强调归纳和演绎方法是科学的特异之处，认为演绎是从一事一理推及他事他理，它所根据的事理是已知的或假设的，所推得的事理则是已知事理的变体或属类。归纳是从观察事变、实事入手，比较审查、分析归类，从中求得事变、实事中的常理。但纯粹的归纳也不能成为科学，因为它虽然基于事实，但它是有限的归纳，它提供的真理仍带有假设的特性。要使科学真理更可靠，就要使归纳与演绎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从归纳到演绎、从演绎到归纳的复杂运动：“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归纳与演绎既相间而进，故归纳之性不失，而演绎之功可收，斯为科学方法之特点。”[12]任鸿隽强调归纳是实验的，它最能带来知识的进步，没有归纳就没有科学。[13]

人们除了从逻辑学上强调归纳与演绎方法之外，还从一般意义上谈论科学方法。如丁文江认为科学方法是对事实和现象进行分类，并从中求得法则：“所谓科学方法是用论理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是事实来做有系统的分类，然后了解它们相互的关系，求得它们普遍的法则，预料它们未来的结果。”[14]如何兆清认为科学方法有观察、实验、分类、分析、总合、假设、创设学说和定律等，他还对这些方法一一做了解释。整体上近代中国倡导科学方法的人，都注重观察、实验等实证的方法。如严复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15]严复认为，西方科学的惊人发展同严于验证密不可分：“而三百年来科学公例，所由在在见极，不可复摇者，非必理想之妙过古人也，亦以严于印证之故。”[16]如在胡适看来，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只不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7]。“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18]从强调实证、经验和反对形而上学说，胡适是中国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而严复则不是，因为他还肯定形而上学和超自然现象。

注释

[1]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载《科学》1915年第1卷第1期，第9~10页。

[2]严复：《〈穆勒名学〉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1028页。

[3]同上书，第1047页。

[4]丁文江：《我的信仰》，载《独立评论》1934年第100号，第10页。

[5]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设》，载《独立评论》1935年第151号，第10页。

[6]参见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载《科学》1916年第2卷第7期，第720页。

[7]参见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载《科学》1915年第1卷第1期，第13页。

[8]严复：《译〈天演论〉自序》，见《天演论》。

[9]同上书。“内导”是“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严复：《西学门径功用》，见《严复集》第1册，第94页）。

[10]同上书。“外导”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严复：《西学门径功用》，见《严复集》第1册，第94页）。

[11]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见《胡适文存》第一集，第280页。

[12]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载《科学》1916年第2卷第7期，第721~722页。

[13]参见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原因》，载《科学》1915年第1卷第1期，第10~13页。

[14]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设》，载《独立评论》1935年第151号，第10页。

[15]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第45页。

[16]严复：《〈穆勒名学〉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1053页。

[17]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存》第三集，第93页。

[18]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见《胡适文存》第四集，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