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发生的“科学”同“玄学”或“人生观”论辩，是一些人文主义者同科学主义者的一次正面交锋。由于当时中国的科学（包括技术）水准整体上还比较低下，这正是科学主义者致力要改变的现实，因此，当人文主义者试图给科学划界并限制它的应用范围时，立即就引起了科学主义者的不满。胡适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认为中国根本上还没有享受到科学的福祉，现在竟然就有人站出来说要限制科学，这实在是无的放矢。丁文江将限制科学的人士称为“玄学鬼”，对他们冷嘲热讽。但对人文主义者来说，世上没有什么完美的事情，而且按照科学的怀疑精神，对任何事情都可以提出质疑并进行检查，这当然也包括科学在内。何况一战的残酷现实，让欧洲人不仅对科学而且对自身的整个文明的信心都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现在中国的科学水准还比较低，仍然需要充分发展科学，但吸取欧洲的教训，检查科学的适用范围，提前预防或避免它带来不利的东西，那也合情合理。张君劢等人的看法程度不同地都受到了这种背景的影响。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是这种思虑的典型产物。人文主义者大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传统和伦理价值保持着同情和不同程度的认同，而科学主义者大都又用科学去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这也是人文主义者不满科学主义者的原因之一。人文主义者整体上并不否定科学，实际上，他们对科学都有相当的肯定。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他说欧洲科学破产，指的是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他只是批评科学万能论，而不是否认科学。[1]这是许多人文主义者的共识。他们只想限制一下科学的范围，抵制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2]

但科学主义者没有耐心倾听和接受人文主义者对科学的任何限制，更别说质疑。胡适指出，现在中国正需要发展科学，人们要为它的发展助力而不是去泼冷水，等到中国科学发达起来以后再去检查科学的不足仍不迟。对他们来说，人文主义者现在站出来质疑科学正是他们扩大科学的地盘、让科学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大获全胜的时机。科学与人生观还有与其他方面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正是科学合理主义的部分问题。在科玄论战之前，科学主义者对此已有说明，论辩中他们对人文主义者的批评是对已有观点的延伸和扩大。

为了使科学正当化和合理化而竟说科学是万能的，即使是一种策略那也很容易授人以柄。胡适是声称“科学万能”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说：“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3]不像他的“全盘西化”主张，胡适这样说已超出了策略性的考虑，这是对科学的虔诚信仰。1915年，造五在《科学之价值》中解释他的“科学万能论”说：“凡经人一言科学，即有自然科学之观念，殊不知政事有政事之科学，道德有道德之科学。古代道德政治之书，科学包含之而有余。现在及未来之学问，科学阐明之而无不可。但人智有限，尚未达于极域耳……吾之言科学万能，所以注重道德政治者，为我国学者言，为我国一部分之学者言耳。”[4]1918年，蔡元培为科学社筹款，写了一个《中国科学社征集基金启》，他说现在是科学万能时代，而中国仅仅只有一个科学社，这是国家的耻辱。[5]科学主义者所说的“科学万能”一是指所有现象和事实可以成为科学的材料，而且根据科学方法对它们进行研究的结果都可以叫作科学。丁文江认为，科学能知晓世上可知的一切。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即使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也不能说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分别是非真伪，除了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6]科学主义者所说的“科学万能”二是指科学及其方法适用于一切领域。在科玄争论中，人文主义者认为科学的方法不适用于人生，不适用于人的精神和情感等领域。但科学主义者认为它们都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如唐铖认为，虽然科学方法的种类很多，不同的领域也有各自的方法，但科学有它们的共同方法，如心理学同物理学就有共同的观察、实验的方法。[7]胡明复认为，科学方法之影响远远超出它自身的发展，科学知识有功于人类思潮和道德等。科学的求真精神，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迷信和盲从，使宗教和道德理念更纯粹；科学精神的明事理和明是非，使人们产生廉耻之心；科学精神的唯真理是从，最能培养国民之资格和公共之心。如果说人的心性和良善都是后天培养出来的，那么良好的科学教育就能造就出良好的人格。[8]为了论证科学对人的道德的影响，唐铖专门发表了《科学与德行》。唐铖承认科学与德行有它们不同的界限，科学亦非直接产生道德，但科学对于人的德行的发展有不亚于美术的作用：“科学固无直接进德之效，然其陶冶性灵、培养德慧之功，以视美术，未遑多让。”[9]

从以上考察可知，近代中国的科学合理主义及其论证，包括了彼此相关的一些方面：一是基于古已有之和西学中源，二是基于科学能够带来富强和中学也有缺失需要西学来补，三是基于科学是面向大地和自然之书，四是基于科学是求真、求实之学，五是基于科学具有严格的方法，六是基于科学及其方法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凡此种种造就了近代中国的科学合理主义（或科学主义），造就了近代中国最有力的社会和文化思潮之一。

注释

[1]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讲演，认为中国确实还没有得到科学的好处，中国人仍非科学的国民。原因在于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有三点根本不正确：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三是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三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载《科学》1922年第7卷第9期，第863页）

[2]照胡适的评估，当时科学已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页）张君劢也说：“盖二三十年来，吾国学界之中心思想，则曰科学万能……一言及于科学，若临以雷霆万钧之力，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此数十年来耳目之习染使之然也。”（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见《科学与人生观》，第61~63页）

[3]胡适：《我们对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第三集，第7页。

[4]造五：《科学之价值》，载《东方杂志》1915年第12卷第7号，第1~2页。

[5]参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31页。

[6]参见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科学与人生观》，第42页。

[7]参见唐铖：《科学的范围》，见《科学与人生观》，第290~291页。

[8]参见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载《科学》1916年第2卷第7期，第719~726页。

[9]唐铖：《科学与德行》，载《科学》1917年第3卷第4期，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