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知识一方面是认知领域自身的事，另一方面是外在的实际效能。从认知领域自身来说，它关心的只是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从实际的效能来说，它关心的是知识的应用价值。如上所说，中国近代知识界把“公理”作为普遍的原理，作为科学法则，所关心的就是知识和学理自身的真理尺度。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中国近代知识界在诉求“公理”的时候，还强烈地把“公理”作为一种普遍的规范和价值，关心其实践功能，如梁启超说：“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1]

观察一下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就会发现，科学技术这一工具理性，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工业文明的兴起到社会政治的变革，往往基于科学知识和新的观念。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接触到西方这一近代化文明时，他们自然就把这一文明看作科学知识和新观念的直接结果，“学理明则其进也必速，学理误则其进也必缓，或且凝滞不进者有焉矣。西人惟悟此学理也，故数百年来，常循自然之运而进行”[2]。既然科学知识能为西方带来惊人的发展，那么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中国要进化发展，也不能不依赖于科学知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公理”一往情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公理”乃是力量的源泉，它能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

但是，知识并不是一种直接的现实力量，它只有通过实际的操作和运用，才能发挥出自身的威力。正如所说：“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导致对外部自然的‘控制’。权力的概念（至少在其通常用法的意义上）在这里也是不合适的，除非说的是现代科学的工作是一切先进技术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科学知识现在影响人的实践只是通过它的技术应用。”[3]社会政治观念同样，如果它只停留在思想的领域中，它就一无所能，只有当它被人们认同和接受，才具有一种动员力量并化为一种具体的行动，达到改变现实的效果。对于这一点，严复十分清楚。他明确地把科学和技术加以区分：“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4]又说：“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知之功。学主知，术主行。”[5]照严复这里所说，科学知识主要在于求知，而技术主要在于求用。没有科学知识，技术就失去了基础；没有技术应用，科学知识就不能发挥作用。

革命派在这一点上也比较自觉。在他们看来，如果只是宣扬“革命公理”，而不诉诸革命的行动，“革命公理”就不能实现：“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盖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故舍公理无所谓为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6]面对科学的“公理”，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权和清朝的专制主义，当时的革命派充分意识到了“公理”与“强权”的紧张和对立，要求以“公理”对抗“强权”。他们的要求绝不只是道义上的和口头上的，而是直接诉诸革命行动的力量：“革命凭公理，而最不合公理者，强权，故革命者，排强权也。”[7]他们认识到“公理”如果不借助革命之力，就不能战胜“强权”，因为“公理无势，口舌无力，竞争世界，徒讲道理，断不可以动人也”[8]。更有甚者，梁启超这位一时的激进革命者，看到国际竞争优胜劣败这一无情事实，认为“强权”虽非“公理”但实际上却可以化为“公理”，一下子把“公理”与“强权”的对立关系变成了同类关系。如他说：“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9]因为在他看来，“公理”只有在力量均等者之间才有效，强者往往并不虚心倾听弱者的“公理”诉求：“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10]这也就是所说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因为秀才的道理再多，也不能直接对抗士兵的武力。

与此不同，有的知识分子对“公理”却抱着盲目的乐观主义。他们认为，只要有“公理”，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自格致学日明，而天予神授为皇帝之邪说可灭；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自人智日聪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赋之权利可享。”[11]在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流行着“公理战胜强权”的论式。对一些人来说，“公理”本身就拥有一种直接的力量，它能使强权者闻风丧胆。他们认为，一战中协约国的胜利，就是“公理”对于“强权”的胜利，而未来世界秩序的维持，也完全要靠“公理”、正义和公道。[12]在互助论的影响下，有人认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进化法则，就要被“互助”“互爱”的法则所取代了。如李大钊说：“看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13]这都是对“公理”本身力量的一种过高期望。

在中国近代知识界，“公理”不仅具有指导行动、产生实践效果的作用，它还为一切观念、行为和社会变革要求提供合法性的辩护。中国近代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同时还需要一系列社会政治变革行动。但是，这些要求不能自然得到满足和实现，只有把社会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并投入这些目标的时候才有可能。要充分调动起社会的资源，动员人们积极参与，就需要为适应社会转型和变革的要求提供合法性论证。也就是说，只有使人们认识到这些要求都是正当的、合理的，人们才会积极投入。“公理”恰恰就是中国近代知识界论证一切要求合法性的根本范式。何以要提倡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何以要主张进化、自由、民主，因为它们都合乎“公理”。如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14]“人人有自主之权，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极点，无可訾议者也。”[15]何以要反对和拒斥传统的知识和观念，因为这些传统的知识和观念不合乎“公理”。如传统中的三纲观念就是如此：“中国自古迄今，惑于三纲之邪说，君制其臣，父制其子，夫制其妇，以空理杀人，盖较酷吏为大毒。而三纲之中，又以夫妇之间为最苦。盖中国古代之礼制，均浴重男轻女之风。后儒本古代之礼制，定之为理。而所谓理者，舍是非而论尊卑，背于公，拂于人情，权势所在，理即随之，盖皆三纲之流毒也。”[16]又说：“惟明于男女不平等，由于古代以女子为俘囚，则知男女不平等由于强迫使然，不得谓之合公理矣。”[17]正是由于这些观念不合乎“公理”，没有合法性的根据，所以可以毫不留情地加以抛弃：“苟不合乎公道真理，则摈斥之，无容假借。”[18]

被合法化的不仅是价值理想，而且也是现实行为和社会政治的具体改革。在维新派那里，变法这一社会政治改革要求之所以正当，是通过“公理”得到其合法性论证的。同样，在革命派那里，革命和暗杀之所以正当，也是因为“公理”所给予的最具权威的支持。如一位署名真的，在谈到暗杀的正当性时说：“吾独一之目的为‘公理’，凡可达吾目的者，得而用之。吾辈之反对兵，非因激烈而去之，实因其不合公理也。故吾之主张革命暗杀，不因激烈而避之，因其有益于公理而用之也。”[19]在此，暗杀完全是“公理”所允许的。另一位署名民的也是用相同的论证方式：“暗杀也者，为除害而非为徇私也；为伸公理，而非为名誉也；为排强权，而非为报复也。”[20]如此等等，“公理”成了行动绝对正当的最高权威和保护神。

注释

[1]梁启超：《新史学》，见《梁启超选集》，第287页。

[2]梁启超：《政治学学理摭言》，见《梁启超选集》，第330页。

[3]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08页。

[4]严复：《政治讲义》，见《严复集》第5册，第1248页。

[5]严复：《〈原富〉按语》，见《严复集》第5册，第885页。

[6]《新世纪之革命》，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976页。

[7]《普及革命》，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22页。

[8]《拟抵制禁例策》，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53页。

[9]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梁启超选集》，第191页。

[10]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梁启超选集》，第191页。

[11]邹容：《革命军》，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74~675页。

[12]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232~234页。

[13]李大钊：《新纪元》，见《李大钊选集》上，第607页。

[14]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选集》，第223页。

[15]沈翔云：《复张之洞书》，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66页。

[16]亚公：《唐铸万先生学说》，见《天义》第二卷，1907年6月25日。

[17]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923页。

[18]《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06页。

[19]《驳新世纪丛书“革命”附答》，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996页。

[20]《普及革命》，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