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梁启超思想本身的“跳跃性”强，在他那里，这种“除旧布新”两极对立观念，未必就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其传播后所产生的影响，却不是他能轻易改变的，即使他想改变。与“重新轻旧”相连的“除旧布新”，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对思想界产生作用。一是它刺激出同情和复兴“旧”的呼声，助长了“国粹主义”思潮及其作为具体实践的“国学”研究。二是它激发了“新旧不兼容”“舍旧求新”的趋势，并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就前者而论，政治立场迥异的章太炎、罗振玉和王国维，却因共同的文化“保守”或“守旧”立场而构成了同一阵线。说起来，“国粹主义”者并不拒绝“新”，也不是一味地“复旧”，他们的承诺是双重的，即“新知固当启迪”和保存旧东西中的优良部分——“国粹”。[20]但他们往往实际上更倾向于“旧”的方面（甚至包括他们的信念），相应地，“新”也就容易被“虚拟化”。[21]就后者而言，署名“民”者所作的《好古》一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总体来说，晚清的“新旧之辨”，除了个别的一味“尚旧”者之外[22]，主要体现在以“西学”和“中学”具体所指的讨论中，从形式上虽然表现出某种“新旧兼摄”的特点，但实际上往往显示出“新旧”或表或里的不兼容或不平衡的冲突。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主调之外，还有一种似乎是取消问题但却不无所见的声音。王国维根本上否定“学术”上的“新旧”等分别，他以极具自信的口吻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23]支持王国维这种“大胆”宣称的是他对“学”的理解。他把“学”分为“科学”、“史学”和“文学”三大类，并分别界定其义，据此认为，主张“学”有“新旧古今”之说者，是因为不知“科学”和“史学”之相关性。他说：“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24]王国维从“科学”和“史学”的相关性解构“新旧”之分未必有力，如果从“学”只有真理或是非之分入手也许更有分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出现了从这种意义上对“新旧”的解构。一位人们可能不熟悉的敢生，强调世界只有“普遍性”的“公理”，而没有对待而立、虚幻不实的“新旧”之分，如他在以“新旧”本身作为文章之名的《新旧篇》中说：“世界惟有公理而已，何分乎新旧！”[25]不管敢生从“新旧”的相对性出发完全否定“新旧”之分是否妥当，但作为例外，他在晚清就开始从抽象意义上讨论“新旧”，这是值得注意的。

注释

[1]在儒家经典中，虽然也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的说法，但它并没有成为观察和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通行的是“内华夏外夷狄”的意识和行为方式。因此，以下的说法仍然是成立的：“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更不是‘远东’的一部分；它是指体现文明本身的中心王国。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起因于这一事实：中国幅员辽阔，力量雄厚，历史悠久，而又资源丰富；这一切使得它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心。中国人与非中国人的关系便染上了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和中国人优于其它民族的偏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71~172页）

[2]参见上书，第222页。

[3]参见丁伟志等：《中西体用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89~190页。

[4]有关“新学”之义，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序目》中有明确的界定。

[5]梁启超的以下说法，提供了这方面的某种信息：“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9页）

[6]张之洞：《劝学篇·设学》。

[7]张之洞所说的“新学”，虽然也包括“西政”，并且认为“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劝学篇·序》），但这里的“西政”绝不是指现代西方政治的核心“自由”、“民权”和“民主”，而是指“议院”、“设学”、“学制”和“办报”等内容。

[8]《劝学篇·序》。

[9]《劝学篇·会通》。

[10]参见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严复集》第3册，第559页。

[11]严复：《与梁启超书》，见《严复集》第3册，第514页。

[12]严复：《与梁启超书》，见《严复集》第3册，第514页。

[13]如严复说：“尝谓吾国今日之大患，其存于人意之所谓非者浅，而存于人意之所谓是者深；图其所谓不足者易，而救其所自以为足者难。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辄自诧怪。”（《严复集》第3册，第559~560页）

[14]《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

[15]《严复集》第1册，第119页。

[16]《梁启超选集》，第211页。

[17]梁启超：《灭国新法论》，见《梁启超选集》，第172页。

[1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梁启超选集》，第81页。

[19]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选集》，第163页。梁启超还通过“生活”的比喻，来论证“革新”必须“除旧”：“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旧形，犹进步者必当掷弃其故步。欲上高楼，先离平地；欲适异国，先去故乡。此事势之最易明者也。……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过渡时代论》，见《梁启超选集》，第169页）

[20]参见罗振玉：《集蓼编》，见《贞松老人遗稿》。

[21]王国维可能有些不同，他把许多精力用到介绍外来思想上。

[22]如江庸《趋庭随笔》载：“光绪季年，日本名词盛行于世。张孝达自鄂入相，兼官学部。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云：‘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这只是拒绝接受新事物和变化的保守主义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23]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365页。

[24]同上书，第366页。

[25]敢生：《新旧篇》，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8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