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多元性”的一个论域

对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视野、多元性认知和反思正在超越和克服过去对它的一些单一描述和单向度化约。[1]产生这种转变的趋势有赖于人们眼光的扩大和新的方法的引入，但更主要是取决于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多元性这一内在根据。不断展现的一些探讨表明[2]，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多元和复杂的思想文化世界，不管是就它的局部方面说，还是就它的整体方面看，都是如此。这在新文化运动的“宗教观”中同样得到了印证。[3]新文化运动的“多元宗教观”或宗教观的多元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它不仅指参加“宗教”论辩的人有着非常不同的立场和看法，而且即使属于同一阵营、主要倾向上相近的人，他们在具体看法上也有差别，甚至同一个人的立场前后也有变化。促成新文化运动“宗教观”多元性、复杂性的原因，正如造就新文化运动多元性的原因那样是多重的。人们强烈的求知欲、对真理的热忱、独立思考精神、批判性思维、自由论辩及开放性竞争等因素，则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试想一下，如果围绕宗教没有自由的、开放性的讨论和论辩，如果人们的立论、立场没有对手，没有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争论和批评，当然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的“宗教观”的多元性，更不会有它的建设性。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中的“宗教观”是有深度、广度和高度的多元性，就像新文化运动绝不是单纯的否定，它同时又是多元的建设那样。[4]在下面的具体讨论中，我将通过不同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运动中“宗教观”的复杂性面貌和内涵，证明为什么说它是多元的，并借此扩大和深化对新文化运动“多元性”的认知。

注释

[1]我倾向于用“新文化运动”而不是“五四运动”或“五四新文化运动”来称呼从1915年到1922年前后这场以思想文化、伦理等的革新为中心的复杂和多元的运动。将新文化运动看成是单一反传统或西化的运动都没有根据，它最多只是一种较大的倾向。将新文化运动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的做法是荒唐的。

[2]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多元性，参见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117页）、林毓生等的《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郑大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3期）等。

[3]有关中国宗教的整体性研究，参见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修订版），范丽珠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陈荣捷对现代中国宗教观进行的整体性研究具有奠基性，其中有对新文化运动及其前后宗教观的考察，参见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廖世德译，台北，文特出版社，1987年。另，何建明的《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史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是新近的一个整体性研究。此外，更多的是在个案方面进行。

[4]对此陈荣捷有比较恰当的评论，参见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第279~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