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宗教的界定及其本性和作用的解释非常多，上述列举出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就足以反映出当时宗教观的多元性。宗教的本性及其作用是宗教学的首要问题，是人们讨论宗教学其他问题的前提，也是我们这里探讨当时宗教观多元性的一个出发点。下面我们就来考察新文化运动中宗教观多元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宗教同科学、知识和理性等的关系。

注释

[1]《王星拱先生的讲演》，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8期，第4页。

[2]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载《哲学》（北京）1922年第6期，第2页。有关梁启超的宗教观，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有复杂的讨论。参见《梁启超与宗教问题》，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67~419页。

[3]梁漱溟：《梁漱溟先生的讲演》，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8期，第10页。

[4]梁漱溟：《梁漱溟先生的讲演》，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8期，第11~12页。

[5]恽代英：《我的宗教观》，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8期，第46页。

[6]参见周太玄：《宗教与人类的将来》，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3卷第1期，第1~36页。

[7]恽代英：《我的宗教观》，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8期，第52页。

[8]参见章廷谦：《罗素先生的讲演》，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8期，第36~43页。

[9]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载《哲学》（北京）1922年第6期，第6~8页。

[10]周作人：《宗教问题》，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11期，第7页。

[11]刘伯明：《宗教哲学》，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11期，第5页。

[12]刘伯明：《宗教哲学》，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11期，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