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人类和社会产生并持续存在下来的悠久宗教传统，按理说，只要人类和社会继续存在，它就不会轻易消失。当前的事实是，不仅已有的宗教没有消失，而且不同的地域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宗教。但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围绕宗教是不是会被取代，它有没有存在的余地，人类社会的现在、未来还需要不需要宗教，它是不是会消失，进行了不同的论辩和预测。一些人（主要是科学主义者，还有唯物主义者）相信宗教将被取代，设想了各种取代性方案，提出了不同的“新宗教”，预测宗教不再有任何存在的空间和余地，将会消失，永远成为过去之物。为此他们进行了论证。为宗教的存在和延续进行辩护的另外一些人（主要是人文主义者）则相信，宗教不可能被取代，它也永远不会消失。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根据。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宗教观多元性的又一突出表现。

人们承认人类的不同文明存在着宗教，而且认为它还很古老。但承认宗教是历史事实，同承认它在历史上有没有积极作用是两码事，同相信未来它会不会消失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否定宗教信仰和宗教价值的人，很难设想他对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会有多少积极的评价，更难设想他会相信宗教将继续存在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事实上确实如此。科学主义者认为宗教在历史上扮演的都是或主要是负面的角色，它解释世界和万物的许多内容现在都被科学推翻了；它想扮演而没有扮演好的角色，现在也完全可以由其他相近的东西来取代，这是历史的趋势和未来的方向。在不同的宗教取代论中，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首先出现并引人注目，但最有力、影响也最深远的是“科学代宗教说”。此外还有“哲学代宗教说”等。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主要是认为在历史上，美育、艺术同宗教混合在一起来满足人的情感需要，宗教一方面对艺术和美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又有很大的限制。在现代社会中，美育和艺术从宗教中独立出来不仅能促进其本身的发展，而且也能使它们更好地满足人的情感需要。蔡元培整体上是理智主义者，这使他在“美育代宗教说”之外，又主张广义的“哲学代宗教说”，断言宗教只是历史上一时的产物，没有永存的本性，将来的人类不再有拘束的仪式和对神的依赖。哲学上的各种主义都将是它的替代者。中国历史本来同宗教没有什么深切的关系，将来中国向新的和完美的方向发展，人人各有哲学上的主义和信仰，他们不再需要宗教。他说他对于宗教的这种看法在十年前的《哲学要领》中就表明了，现在也没有变化，他“始终认为宗教上的信仰，必为哲学主义所取代”[1]。

“科学代宗教说”大都同科学主义者相关，陈独秀、恽代英、王星拱、周太玄等都是如此。从他们用科学批判和否定宗教就可以知道，他们都是明确的或暗含的“科学代宗教论”者，也是“宗教消亡论”者。为了论证科学能够代替宗教，论证宗教在将来一定不复存在，周太玄著述《宗教与人类的将来》《宗教与中国之将来》《宗教与进化原理》等，说宗教的信仰是普通信仰的一部分，它的神秘观察是宿命的和暗示的，它有强烈的固定性、独占性和排他性，它是一时的和有条件的，它不是人类的永久需要；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已被科学解决；人不是宗教的产物，人类的将来没有宗教。中国人乐天、坚忍，他们不承认有全知全能，对神比较消极，天性同宗教本来很少契合，即使有人信神，他们对神也不存绝对的依赖之心，因此，“一句话说完：中国的将来是没有宗教”[2]。傅铜在《为何研究宗教？》中说，让宗教不存在的方法，一是消除人类对宗教的要求，二是用比宗教好的东西去代替它。前者很难实行，后者则是可行的。他先是分别说明了科学、道德、美术等为什么能代替宗教，然后又将它们合在一起来代替宗教。[3]李思纯说，他相信哲学的上帝，不相信宗教的上帝。科学与宗教的立足点不同，它取代不了宗教。宗教的真正替代者，只能从哲学和美术中去找。[4]

“新宗教说”包含的意思，一是主张宗教革新，一是“宗教替代论”的翻版。从宗教革新来说，人们尝试扩大宗教的内涵和外延，增加和补充新的宗教信仰。新的宗教信仰不必是神的信仰，它可以是“主义”信仰。陈独秀认识到宗教在旧文化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认识到当时社会上还需要宗教，只是消极地反对它没有什么用处，恰当的做法是用好的宗教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用好的宗教来取代不好的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5]罗素认为马克思主义已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同样，科学也可以变成信仰。胡适将它以科学为基础的信仰称为新信仰：“我们若要希望人类的人生观逐渐做到大同小异的一致，我们应该准备替这个新人生观作长期的奋斗……宣传我们的‘新信仰’，继续不断的宣传，要使今日少数人的信仰逐渐变成将来大多数人的信仰。”[6]这一新信仰的具体内容即胡适的“科学的人生观”，他概括为十条，当时被基督教会称为“胡适的新十诫”。[7]此外，胡适又将以“理智化”、“人化”和“社会化”为中心的信念叫作“新宗教”，说“新宗教”的第一个特色是“理智化”，也就是“科学化”：“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更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8]胡适说“新宗教”的第二个特色是“人化”。人只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再相信“天命”和“上帝”；人的主人只能是人自己，而不再是靠不住的“神”：“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的。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9]最后，胡适说他的“新宗教”的第三个特色是“社会化”，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社会的目标，个人主义将为“社会化”的要求所取代。

不少人都认为宗教有革新的必要，宗教要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但他们不接受科学主义者或进步论者的许诺，不相信宗教会被其他什么东西取代，不认为宗教在现在和未来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它将在人类文明中消失，完全成为历史的陈迹。他们肯定宗教的独特价值和作用，相信宗教不仅是历史上的需要，现在和未来人类同样需要宗教，宗教不会消亡。如梁漱溟相信，佛学的出世间教是真正的宗教，它不仅不会消失，还是人类宗教发展的方向。科学虽破除了宗教中的某些不可靠的原理，但科学否定不了“超绝者”的存在；科学虽能满足人的理智的需要，但人的情感满足、神秘宗教体验（神人合一），科学满足不了，也绝非科学所能替代。

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具有新与旧、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等二元论，人们从前者出发认为宗教是陈旧的、落后的甚至是野蛮的东西，乐观地认为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它应该被取代，历史正朝着一个无宗教的新时代迈进。对于当时普遍渴望中国革新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承诺更有影响力。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人文主义者对宗教存在的正当性的论证和辩护也有说服力和吸引力。他们不是宗教上的一成不变论者，他们主张宗教革新，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实际上，这正是宗教能够存在下来的重要动力。

注释

[1]周太玄：《蔡孑民先生关于宗教问题之谭话》，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3卷第1期，第76页。

[2]周太玄：《宗教与中国之将来》，见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北京，京华印书馆，1927年，第183页。

[3]参见傅铜：《为何研究宗教？》，载《哲学》（北京）1921年第1期。

[4]参见李思纯：《宗教问题杂评》，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3卷第1期。

[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见《陈独秀文集》第二卷，第3页。

[6]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胡适文存》第二集，第150页。

[7]与有“神”的宗教相对立，1918年，胡适开始尝试建立新宗教。此时，他还没有说他建立的是“新宗教”，也没有宣称它是一种“普遍的宗教”（被限制为“我的宗教”）。这个他自己的宗教，胡适名之为“社会不朽论”。提出这种“社会不朽论”的直接原因，是他母亲的逝世。

[8]《胡适文存》第三集，第5页。

[9]同上书，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