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新文化运动中宗教观的多元性表现在对西方主要是现代西方不同宗教观的选择取舍中。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化和思想空前开放、自由和多元，它的一个重要见证是现代西方各种哲学、主义、思潮潮水般地输入中国，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多元性的一个表现。同样，现代西方的不同宗教观也传到了中国，它既是新文化运动人物能够多元看待宗教的原因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中宗教观多元性的体现。当时西方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杜威和罗素先后来到中国，他们直接带来了他们的哲学和宗教主张，虽然这两位都是宗教（天主教、新教等）的否定者[1]，特别是罗素，他直接参与了当时的宗教论辩并影响了许多人。

西方不同宗教观为新文化运动宗教观带来的多元性，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说。首先它涉及许多人物。这里不说西方宗教界、基督教人士，仅就哲学、思想和文学界的人士而言，除了罗素、杜威和上述的西塞罗、赫伯特勋爵、马雷特、莱恩、安德鲁·朗格、斯宾塞、莫勒、耶韦勒、达尔莫默斯德得、居友、涂尔干,还有施莱尔马赫、席勒、尼采、詹姆士、柏格森、倭锵、海甫定（Harold Hoffding）、赫尔曼·高特（Hermaun Gorter）、罗曼·罗兰、马克思、蒲鲁东、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托尔斯泰等。但这仍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人物中有的很著名，有的不那么有名。新文化运动中持有不同宗教观的人，程度不同地跟这些人物有关。

其次，这些人物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宗教观多种多样，而且同他们的哲学和思想倾向有关，是他们的“主义”的一部分。斯宾塞代表的是进化论，尼采代表的是意志主义，罗素代表的是分析哲学和新实在论，杜威和詹姆士代表的是实验主义，托尔斯泰代表的是不抵抗主义，马克思代表的是唯物主义，蒲鲁东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的主义不同，他们的宗教观相应也不同，他们或是批判和否定宗教，或是同情和肯定宗教。当然问题也有复杂性，同是实验主义者的杜威和詹姆士，他们的宗教观就不同；分属于不同主义的，他们的宗教观也有类似的地方，如杜威的与罗素的。新文化运动的知识人分别受到这些不同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不同的宗教观。

最后，新文化运动知识人以不同方式传播西方不同的宗教观。他们或者通过引用——这种情况最多，或者通过翻译，或者通过专门著述，直接而又系统地移植和传播西方多样的宗教观。直接翻译的如《宗教》（陶斯泰著，伯良译，载《旅欧杂志》，1916年第7期）、《宗教与思想》（勃拉克讲，莘田记，载《哲学》（北京），1921年第1期）、《中国宗教之将来》（庄士敦著，汪心渠译，载《昌明孔教经世报》，1922年第1卷第1期）、《宗教与科学》（恽德尔著，张剑初译，载《益世主日报》，1924年第3卷第1~26期）、《唯物史的宗教观》（赫尔曼·高特著，李达译，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11期）等。这只是几个例子，其中的宗教观很不相同甚至对立。

专门讨论西方宗教观的论文，有方东美的《詹姆士底宗教哲学》（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2期）、刘国钧的《海甫定宗教经验观》（载《少年中国》，1921年第2卷第11期）等。这两篇论文分别对詹姆士的宗教哲学、海甫定的宗教经验观念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尤其是前者。方东美说詹姆士区分制度宗教与个人宗教，他注重的是个人宗教。对詹姆士而言，宗教是人在岑寂时发生的情感动作、经验以及觉悟到了自己同神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仪式的。宗教的经验是庄严的经验。刘国钧解释海甫定的宗教经验观念说，他首先是区分人的生活中的不同的经验。宗教经验不同于普通经验，其不同主要在于前者是一种宗教感情，它是人对宇宙的生动感情。这种感情来源于人的宗教信心，即人坚持将最高价值与实在统一起来的斗志。价值不灭的信心，是宗教的根本要素。可以看出，詹姆士和海甫定的宗教观，都强调了宗教经验和宗教信念。

西方不同宗教观跟新文化运动时期宗教观的多元性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这里只能做简略的甚至是形式化的说明。但可以肯定，新文化运动宗教观的多元性，确实同西方的不同宗教观有关，这同新文化运动中多元西方思潮的输入和运用整体上是吻合的。

简要总结一下的话，我们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多元的，其中的宗教观也是多元的。当时宗教论争的主要问题，一是宗教的本性及其功能和角色；二是宗教与科学、知识、理性以及艺术的关系；三是宗教是否可以被取代，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和余地，是否会消失；四是孔教究竟是不是宗教，对于基督教应该如何看待和对待。围绕这些问题，人们展开了各种论辩，不管是立场和方法，还是观点和看法，都是多种多样的，充分显示出了新文化运动在宗教观上的多元性。此外，这一论争涉及了西方不同的宗教观，人们从中选择取舍，这也是它的多元性的一个表现。这场论辩的结果，虽然不能像陈荣捷评判的那样，宗教打赢了这一战斗，但确实可以说宗教没有被打败，而科学也不是胜利者。

注释

[1]有关杜威的宗教观，参见赵秀福：《评杜威的宗教观》，载《理论学刊》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