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从“竞争的世界性范围”这一角度把“近代中国”界定为“世界之中国”，它相对于古代自竞争和与亚洲国家竞争意义上的“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1]“世界之中国”作为中国历史图式中的一个新阶段，与其说是近代中国的状态，不如说是梁启超的一种强烈期望。事实上，这种期望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人的普遍心态。在由新生强势帝国所宰制的新的世界体系中，“世界之中国”一方面意味着传统中国之世界体系（即宗藩和朝贡体系）的逐渐瓦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在新的世界体系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国家身份（即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晚清人士常常把晚清中国的局势称为“大变局”[2]，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晚清中国遇到了一个高度的“异质文明”和空前未有的挑战，认识到必须用一种超常的方式和途径加以面对，这是强烈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的自我陈述，也是唤起国人自觉的整体性精神动员。晚清时局发生的许多剧变，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外来的新事物需要接触和了解，传统的旧事物需要重新审视，现实的巨大危机必须摆脱，国家必须富强，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近代中国思维的“对象”。“对象”的变化也伴随着思维所运用的范式、方法和立场的变化，伴随着建立新秩序和为新事物赋予合理性方式的变化，伴随着思考和认识结果的变化。这里，我是在广义上使用“思维方式”一语的，而不限于特别像知识论和逻辑学领域一般所说的认知和思维方法的狭隘意义。作为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的世界观，作为认识事物方式的认知方法，作为建立社会政治秩序方式的秩序观和使之正当化的合理观，作为为事物赋予意义的价值观等，如果常常以类型化、普遍化和一般化（群体或集体性意识）的形态来表现，都可以说是“思维方式”（亦可称为“思维模式”）。[3]

从一些能够明确指认和描述的东西来说，近代中国确实有一种“近代式”的“思维方式”[4]，它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时空中经过演变而显示出来的，具有属于自己的某些突出特性[5]。有关从整体或局部描述和揭示近代中国转变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很多了，人们提出的说法甚至是范型，不免是某种视角之下的结果（如果这确实是一种独特的视角的话），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在适用性上的“限制”，从这种意义上说，柯文主张的“中国中心观”自有其某种正当性。[6]现在仍然有人喜欢用“现代化”或者“传统”与“现代性”这种范型来描述和理解近代中国发生的转变，但这不是没有疑问的。从“世界之中国”的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转变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它有不能脱离近代世界体系来理解和解释的必要性，但由于中国自身拥有一个巨大的文明和文化体系，由于近代中国是西方列强通过武力将它纳入世界体系而又加以控制的一个“存在”，由于所说的“现代”恰恰又是由西方来代表的，因此，近代中国的转变就具有十分复杂的特征，即使是用加上了限定的“后进”的、“目的意识”的“现代化”也很难说是确切的。整体上说，近代中国的转变是以追求“自强”为根本目标的，这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导性”的轨迹和机制。人们普遍相信对抗外部世界和解决中国危机只能取决于自身的强大，面对露着凶狠爪牙的西方雄狮，中国这一头巨大的但一直沉睡的雄狮也必须迅速振作起来。[7]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转型和衍生，充满着诡异性，它不是线性式的，虽然历史观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直线性。我们试图通过一些方面来揭示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某些走向和特性，并试图揭示其中心模式以及它所造成的限制。

注释

[1]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

[2]有关近代中国对“时局”和“变局”的认识，参见孙邦华：《西潮冲击下晚清士大夫的变局观》，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张岱年等：《中国观念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3]有关思维方式的理解，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1~5页。

[4]从一般意义上揭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特别是像发生在西欧国家中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引起了大量讨论，很多人提出了许多解释模式。

[5]处在先发型国家强制之下的中国，它的发展一方面与外部世界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

[6]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检讨了几种影响较大的说法并提出了质疑，他主张在中国自身内部寻找近代中国转变轨迹的“中国中心观”，在发现问题的同时，在方法论上假定了一些人没有深入中国自身内部。但我们如何保证深入内部，以中国为出发点，这又不是简单承诺的问题。实际上，这是转换问题和视角。对于观察中国来说，把“内发型”与“外发型”变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是不能成立的，中国是一种“内外结合”的“复合性”或“混合性”的转变，因为在相当的程度上近代中国是被外部世界强行纳入世界体系的。

[7]硬要用“现代化”的话，从一定程度上恰恰又是反“现代化”和把“现代性”工具化的过程。这种做法在为“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动力的同时，因把“现代化”狭隘化，结果又导致了对“现代化”的“限制”，使“现代化”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甚至是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的“现代化”。“传统”成为“拒绝现代化”的“传统”，而“现代化”又成为“反叛传统”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