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强烈的“自强”和“富强”意结，还受着一个残酷法则的驱动，这就是“弱肉强食”和“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主义在中国登场并被广泛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严复的《天演论》。作为赫胥黎Evolution and Ethics的中文译名《天演论》，这部书的观点与严复更倾心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是不一致的，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反而是抵制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往社会领域和人类事务中延伸，因为这部书认为自然和宇宙的进化过程不同于社会和人类的进化过程。这样的立场不太合乎严复的口味，因此就产生了“按语”意义上的《天演论》。“按语”使严复自己也使他替斯宾塞找到了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机会。当然，严复没有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词语，而且他也不“完全”排斥赫胥黎，如他肯定社会和人类领域中的道德和正义原则，不把“适者”只看成是物质和军事力量上的强大。但严复将达尔文“物竞”和“天择”的生物进化论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融为一体，相信贯通天地人各个世界都要受进化原理和法则的支配，这就为“弱肉强食”和“优胜劣败”的法则推广到社会领域铺平了道路。[14]“强权”和霸道的观念不是新发明，“势力原则”在古代的国家间关系和事物的关系中早就被意识到了[15]，但近代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强权主义却空前被人们所热衷。不必在国家间竞争的现实和国家间竞争的理论武器之间划分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范围的竞争之中了，它正在遭受着列强的掠夺和攻击，并面临着“灭亡”的可怕命运，这正在证明着“弱肉强食”和“优胜劣败”的法则。同时，对于中国的达尔文主义者来说，这一法则在根本上又帮助我们解释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并使他们懂得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应该如何去行动。既然是“力量”和“势力”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我们就必须“自强”和“富强”。冯友兰解释那个时代人们的这一普遍想法说：“在清末，达尔文、赫胥黎的‘天演论’，初传到中国来，一般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公例’，所谓‘天演公例’。所谓‘天演竞争，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成为一般人的口头禅，一般人的标语。他们对于所谓天演论，虽不见得有很深底了解，但凭这些标语，他们知道，一个国如果想在世界站得住，非有力不可。他们知道，中国在经济方面，必须要富；在军备方面，必须要强。富强都是力，有力方不为‘弱肉’，有力方不为强所食。他们并不说强侵弱，众暴寡，是不道德底行为，他们知道这是所谓天演。在所谓天演中，‘有强权，无公理’。”[16]梁启超和杨度把严复富强观点中的道德和正义因素完全抛弃了，他们代表了以实力和势力为中心的“强权主义”。尤其是梁启超，相信强权就是正义，自由就是强权，“弱肉强食”和“优胜劣败”是普遍的“公理”。为了“保教”、“保国”和“保种”，为了避免在竞争中被无情淘汰的历史命运，就必须“自强”和“富强”，这是合乎进化法则的必然选择。这样，我们就十分清楚了，近代中国的转变基本上是朝着远离儒家“德治”而可以称为“力治”的“富强”目标迈进。实现这一目标，它根本上不是从“自然世界”中解放出来，而是从帝国主义列强的征服中解放出来，或者说以它自己拥有的强权与其他一切强权展开激烈的竞争。

注释

[1]如梅因提出的“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参见《古代法》），韦伯提出的“从传统到合理化”（参见《经济与社会》），滕尼斯提出的从“共同体”到“社会”、从“本质意志”到“选择意志”（参见《共同体与社会》），弗雷伊尔（H.Freyer）从更大时间跨度提出的“从共同社会到等级社会和阶级社会”（参见《社会学导论》）等说法，都是试图揭示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过程。

[2]“意结”是受“意底牢结”和“情结”启发而提出的一个用语，但它没有“意底牢结”一语过多的消极意义。

[3]事实上，王尔敏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近代中国的关键性。他说：“而近代思潮之自具特色独成风气者，尚亦具有统一宗旨与共同趋势；抑且尚能综括全貌，可以一言以蔽之，则所谓足以纲纪一代思潮而构成一代主流之核心者，实为富强思想。”（王尔敏：《中国近代之自强与求富》，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第180页）又说：“中国近代之富强思想，尚不止于图强求富之单纯观念，实构成中国近代一切思潮之创生动力。自为一代思想主流，全局核心。”（同上书，第216页）

[4]严复：《论世变之亟》，见《严复集》第1册，第4页。

[5]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227~228页。

[6]同上书，第128页。

[7]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严复集》第1册，第18页。

[8]张之洞：《劝学篇·同心》。

[9]张之洞：《劝学篇·同心》。

[1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2700页。

[11]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1页。

[12]与众多批评洋务运动的做法不同，冯友兰为洋务运动做了少有的辩护。参见冯友兰：《新事论》，见《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208~216页。

[13]严复：《原强》，见《严复集》第1册，第11~12页。

[14]严复对达尔文的一篇作品（他称之为《争自存》）解释说：“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严复：《原强》，见《严复集》第1册，第5页）

[15]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称引说：“《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列子·说符》说：“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论衡·物势》说：“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

[16]冯友兰：《新事论》，见《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212页。但也确有人持完全不同的想法。如辜鸿铭抱怨严复宣扬“物竞天择”，使国人只知道有生存竞争而不知道有“公理”。他也不满意张之洞的折中主义路线，虽然他是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直言不讳地称张之洞的调和方式是奇特而又荒唐的。按照辜鸿铭信奉的原则，“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供奉财神”。在越来越世俗的社会情势之下，上帝已经变成了财神，或者说上帝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发财。对于辜鸿铭来说，这既不能想象，也绝对不能容忍。辜鸿铭的道德原则是，只能供奉上帝，不能追求物质利益和财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心灵的腐蚀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