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武断的逻辑设定，但某种神会的冲动，使我对这样一个逻辑充满了迷恋。虽然作为“知识”和作为“认识论”与“世界观”的“启蒙主义”与“存在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在8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启蒙主义还是存在主义，都几乎是作为知识来进行传播的，还很难构成真正的思想要素，更难以生成具有自主意识的认识论与世界观。但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它是以最快的速度与最简单迅捷的逻辑，进入了一种知识的赛跑与观念的追新。从有如“狂飙突进”一般激进疯跑的80年代，到经历了巨大的精神震荡与文化颓败的90年代，如此含义丰富而且暧昧的剧变，假如我们要用一个宏观的思想脉络与历史逻辑来对其进行描述的话，除了使用这样一个逻辑关系，还有什么更清晰和传神到位的表述呢？

因此，这一冒险也许是值得的，如同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开头所坦言和断言的，“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谈十九世纪头几十年对十八世纪文学的反动，和这一反动的被压倒……”(1)历史中就是如此充满了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也充满了悲剧性与必然的精神衰变与转折。我意识到，“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这也许不是一个我能够驾驭和说得清楚的哲学命题，但却有可能是一个最有文化和精神的辐射力、最为传神和有效的命名与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