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异端性与正统性的对立统一。异端性是先锋思潮的本质特性，没有异端性就谈不上什么先锋性，然而这种异端性最终又必须找到与正统性之间的联系或转化为正统性，否则就无法最终成为整个文学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当然是文学发展内部的机制和规律。先锋思潮本身正是不断从异端转化为正统的过程，而今，那些当初被视为异端的现象如朦胧诗、新潮先锋小说早已成了被超越、被解构甚至被戏仿和反讽的对象了，当初人们曾谈之色变的现代主义而今面对着“后现代主义”这个新的庞然怪物已显得那样可靠和令人怀念了。这当然是时间和历史代谢的结果，不过，对于当代中国的先锋思潮自身来说，由于它面对着格外强大的传统背影和格外强烈的变革欲望，就格外需要它在化异端为正统方面具有自觉性，就像萨特面对人们“将存在主义指责为诱导人们安于一种绝望的无为主义”时，又将他曾概括为“他人即是地狱”的存在主义解释为“一种人文主义”(52)一样，先锋作家也努力使他们的主张和创作的合法性建立在与传统、本土和现实的联系之上。早在80年代初，谢冕等人就在做这种工作了。当朦胧诗被指责为异端和“古怪”时，谢冕就指出：“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旧诗，新诗就是‘古怪’的；对于黄遵宪，胡适就是‘古怪’的；对于郭沫若，李季就是‘古怪’的。当年郭沫若的《天狗》、《晨安》、《凤凰涅槃》的出现，对于神韵妙悟的主张者们，不啻是青面獠牙的妖物，但对如今的读者，它却是可以理解的平和之物了。”(53)异端终将变为正统，不必害怕，更不应敌视当下具有异端性质的东西，80年代中期的创作界大都形成了此类共识，但他们仍更乐于接受“取道”拉美第三世界而传进来的西方美学思潮，“魔幻现实主义”的旋风席卷文坛就未遇到任何“抵抗”，因为它已经将异端“装饰”为正统。在许多作家、评论家那里，都更自觉地将那些“西化”的概念转化为“世界”的，将翘首西方的表面行为下的“重振民族古老文化”的目的性予以充分阐述，如“将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在我们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有希望开出奇异的花，结出肥硕的果”(54)云云，目的性提前显示在过程性之中，异端自然亦不成其异端。再如产生并一度兴盛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写实”也是一个直接以“正统”形式出现的新事物。“写实”、“现实主义”这些词语都曾是正统文学观念的同义语，冠之以“新”字重新推出，虽然这一现象事实上含着来自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启示，以及具有反典型、反拔高等明显的异端特征，但由于它具有“写实”这一正统性的称号，仍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各方认可。而相比之下，与“新写实”同出一辙的先锋小说却由于其“偏离”了现实生活和冠之以“先锋”这一异端性称号而受到指责和批评。

四是“中心”与“边缘”的互位性。先锋文学思潮所孕育的众多文学现象在各个时期出现之始，无不是处在与原有的文学中心和话语权力相对立的边缘地带。在六七十年代是“民间”对“主流”的对抗，先锋写作一直处在某种“地下”状态；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以新的启蒙主题对抗原有的旧式意识形态中心，其中有两种情形，一是以个人性的人本主义（如顾城、舒婷）对抗旧式的政治暴力，二是试图另外建立一种启蒙主义的政治性叙事与抒情（如北岛、江河等）以对抗原有的权力意识形态，两者显然都是以置身边缘的“挑战者”(55)的姿态出现的；80年代中期崛起的新潮小说和第三代诗歌除了以激进、乖张和偏执的（当然也是边缘的）艺术风格、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56)的叙事与抒情方式全面冲击原有的正统文学观念以外，还刻意标张一种世俗、平民化、反精英、反正统、反主流的价值观念（如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小说，第三代诗中的“他们”、“莽汉主义”等）；到90年代，原有的反抗旧式意识形态中心的边缘姿态更演变成了解构一切正统文学观念，包括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的边缘姿态，以反启蒙叙事解构启蒙叙事（如徐坤），以戏谑性叙事消解庄严性叙事（如朱文），以个人化、私语性的叙事拆除宏伟主题叙事（如女性主义写作、“晚生代”小说群），等等。显然，边缘化的姿态一直是先锋文学思潮在其崛起和不断进变过程中的根本性立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当代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启蒙主义与现代性的历史期待、“唯新论”的价值标尺与演进逻辑又都赋予了先锋文学思潮以某种“权力”，铺平了它通向“中心”的道路。从当代中国的这一特定语境与逻辑出发，只有先锋性——现代性才更意味着特定的合法地位与优越权，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锋思潮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文本现象几乎都已无可争议地获取了“中心”地位，并在今天构成了一部“新时期文学史”的主体框架。从另一角度看，由于先锋思潮本身的递变性与自我超越性，某一阶段的“边缘”相对于下一个阶段即成了“中心”，成了下一个“边缘”要反叛和对抗的对象，比如朦胧诗相对于主流诗坛曾是边缘，但在它很快取得公众的认可之后，第三代诗人则又把它当成了必须反抗的中心。

除此以外，先锋文学思潮还有一系列矛盾统一的特征，如启蒙性与现代性、前趋性与蜕变性、统合性与分裂性，等等。以前者为例，启蒙性具有现代性，但现代性却不仅是启蒙性，它更具有与启蒙性相对立的个人性、非理性、反社会性等内涵，90年代文学就明显地表现了这样的特征。另外，先锋思潮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常在激进的同时不经意地走向了保守，在顺序演进的同时出现旧事物的“借尸还魂”，这些都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