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先锋”或先锋内部“皇帝新衣”式的空洞实质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当代先锋文学已取得的某种荣誉，以及新的话语权力，更多的应当归功于当代中国文化解放——解构的需要，归功于这种解放与解构的氛围的覆罩，事实上，是急需变革除旧布新的当代文化逻辑成就了这个时代的新潮文学，使它获得了大于它自身的增值，成为了文化变革的特殊符号或别一种表现形式，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关系，人们对许多先锋文学作品的阐释、解读与评价便带上了更多的主观色彩。在启蒙、变革和充满理想神话色彩的语境中，人们一厢情愿地把许多事实上品位不太高的作品看成是当代文化的典范，给予过高的评价，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如80年代后期的王朔，就成了某些持后现代主义论者的主要依据，现在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增值式的误读”罢了。另外，在“先锋诗歌”的内部也存在着鱼目混珠、良莠相杂的现象，有些写作者只不过稍稍玩弄了一些类似于“拼贴”式的技法，或者搬用了一些流行的词语，模拟一些大师的语感、题材，进行仿写，就在比较“玄虚”的假象中被推崇备至，予以极高的评价，事实上这样的解读与评价也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而已。

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先锋文学存在着两个致命的局限，一是起点低，尤其是在艺术品位上，仅仅是在摆脱原有的过分简单化的“弱智型写作”的过程中，对西方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进行了一次带有很大假想色彩的“体验性的重历”，所取得的实绩还较少，其自足性、自我超越性——即自身独立的变革逻辑还未充分获得；第二是许多先锋作家自身的素质还远不够深厚和全面，文化与艺术素养的匮乏已成为限定他们作品质量的主要因素，这使他们在向西方作家学习的时候，往往只是限于模仿，得其皮毛和形式，而未能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属于当代中国文化的作品家族与语意世界，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作家并未能孕育出现，这也是不能不令人叹息和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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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该文完成于1981年1月，原载辽宁师范学校校刊《新叶》，1982年第8期，后经删改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3)参见老木编选：《新诗潮诗集》（下），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印刷，该书后记表明编成时间是1985年1月31日。

(4)原载《文学研究参考》（内部），1988年第6期；另见《鸭绿江》，1988年第7期。

(5)见《上海文学》，1989年第4期。

(6)1988年10月由《文学评论》和《钟山》杂志联合举办的一个“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学术研讨会”之后，关于“先锋派小说”的指称正式产生，并且渐渐集中到了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人身上。见李兆忠：《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另见《钟山》，1989年第1期。

(7)参见王宁：《传统与先锋，现代与后现代》，载《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

(8)宋琳语，文见朱大可、宋琳、何乐群：《三个说话者和一个听众——关于诗坛现状的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5期。

(9)［法］安德烈·布勒东：《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1924年）》，见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24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0)［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1)参见拙文《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境遇与策略》，载《文史哲》，1995年第2期。

(12)见［日］今道友信等：《存在主义美学》中译本前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3)［丹麦］克尔凯郭尔：《“那个个人”》，见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93～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4)参见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载《诗探索》，1994年第4期。

(15)哑默的《海鸥》写于1965年；食指的《命运》写于1967年，《相信未来》写于1968年。以上所引作品见唐晓渡编选：《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6)1994年5月，由《诗探索》编辑部组织了一次“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的活动，并刊发了部分参加者——当年这一群落的成员和知情人宋海泉、齐简、甘铁生、白青、严力、陈默等人的一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大都提到上述成员。陈默的《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一文开列了上述名单。均见《诗探索》，1994年第4期。

(17)同上。

(18)宋海泉等人的文章中均列举过他们所受外国作家影响的著作名单。

(19)参见《诗刊》，1980年第8期。

(20)1985年1月，万夏等人自费出版《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以“亚洲铜”为栏目，推出了欧阳江河、石光华、宋渠、宋炜、黎正光、牛波、周伦佑、海子等人的8篇东方“现代大赋”，并附有对“整体主义”诗观的简介。

(21)参见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

(22)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在杭州举行了一次务虚性质的小说研讨会，“寻根文学”的产生就是这次会议讨论酝酿的结果。

(23)除韩少功的文章外，还有郑万隆的《我的根》，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9期；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载《文艺报》，1985年第6期。

(24)早在1983年，残雪就同何立伟、徐晓鹤、王平、蒋子丹等人组成了一个文学沙龙，热心追随加缪、卡夫卡、马尔克斯等欧美现代作家。参见蒋子丹：《桑烟为谁升起·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25)参见吴亮、章平、宗仁发编：《荒诞派小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26)陈染1985年的《世纪病》亦被认为是荒诞派小说的代表作，见《荒诞派小说》；另见《世纪病：别无选择——“垮掉的一代”小说选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7)章平：《“荒诞派”在中国》，见《荒诞派小说·序》。

(28)［丹麦］克尔凯郭尔：《“那个个人”》，见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93页。

(29)《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展览》，载《诗选刊》，1987年第1期。

(30)《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展览》，载《诗选刊》，1987年第1期。

(31)参见［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和《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两文，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2)参见［德］卡尔·雅斯贝斯：《人的历史》，见《西方现代史学流派文选》，36～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3)王彪：《新历史小说选·导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

(34)邱华栋：《环境戏剧人》，见《把我捆住》，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

(35)王干：《游走的一代——序“新状态小说文库”》，“新状态小说文库”包括了朱文、鲁羊、张昱等作家的作品，由作家出版社1995年出版。

(36)参见林白、陶东风：《私人化写作与女性作家》，载《文学世界》，1996年第5期。

(37)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38)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39)程代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诗刊》，1981年第4期。

(40)郑伯农：《在“崛起”的声浪面前》，载《诗刊》，1983年第6期。

(41)王干：《游走的一代——序“新状态小说文库”》。

(42)参见拙文《返观与定位：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境遇》，载《文艺争鸣》，1995年第6期。文章认为“现代化焦虑”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情境与逻辑起点导致出现了本世纪中国文学的众多现象与矛盾。

(43)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载《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44)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45)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46)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载《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

(47)徐敬亚：《崛起的诗群》。

(48)吴亮、程德培：《当代小说：一次探索的新浪潮》，见《探索小说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6。

(49)王干：《游走的一代——序“新状态文库”》。

(50)郑伯农：《在“崛起”的声浪面前》。

(51)程代熙：《给徐敬亚的公开信》，载《诗刊》，1983年第11期。

(52)［美］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301、302页。

(53)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54)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9期。

(55)北岛的《回答》一诗中有“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的诗句。

(56)许多评论者持此观点，将第三代诗歌和1985年前后出现的刘索拉、徐星等人的“仿嬉皮士”小说看作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的佐证。

(57)参见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载《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58)［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7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

(59)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

(60)张清华：《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境遇与策略》，载《文史哲》，1995年第2期。

(61)徐坤小说《先锋》（1994）中语，引自《女娲》，21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