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的诗色彩阴冷，已出现比较奇警怪谲的意象，以阴暗的隐喻与象征的笔法建立了自己质地坚硬而变幻多端的艺术风格与个人化的语义世界，如这样的意象：

太阳升起来

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天空·11》）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葡萄园》）

但芒克也有他的沉实和明澈的另一面，大地和农事使他对自然和劳动充满了理解与亲和的情感，他也写下了许多歌颂土地、劳动和自然景色的作品，多多曾称他为“自然诗人”和“自然之子”，这一方面表明他是一个从未被社会所扭曲的纯洁而本色的诗人，同时也概括了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特征。不过，芒克的这类作品并不留意于对自然事象的描摹，而完全是格言式的抽取与概括。许多诗只有两三句，如《灯火》：“整齐的光明，/整齐的黑暗。”多么富有奇警撼人的启示力量！有的也充满醉人的柔情，如《遗嘱》：“不论我是怎样的姓名，/希望把她留在这块亲爱的土地上。”有的甚至只有一句，如《酒》：“那是座寂寞的小坟。”《诗人》：“请带上自己的心！”这些作品都是一些苦难生活中的“启示录”，它们深刻、奇警和新鲜的话语，会给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更多的精神启蒙力量。从这些作品到北岛的《生活》：“网。”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内在的逻辑线索。

多多，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现旅居荷兰。多多于70年代初开始创作，同芒克一样，多多的作品也执著于社会思索与现实批判的主题，但却更为展开和具体，如他的《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1972）、《祝福》（1973）、《无题》（1974）等，都以犀利的笔锋直接涉入关于专制/自由、暴力/人性、迷信/光明的思考，对“革命”名义下残暴而愚昧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祝福》）。这样的诗句，不啻一只只火把，照亮了那个年代里一只只蒙昧的眼睛。再如《无题》：

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

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

那冷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

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

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

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

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

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

这是对那个年代里“阶级斗争”图景的多么生动概括的描绘。

多多写于1982年的长诗《鳄鱼市场》可以视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时更加成熟的思想使这首诗透射出深邃博大的启示力量，在锋利、真实和充满反讽意味的语句中，诗人对“人民”、“生活”、“真实”、“自由”、“人格”、“道德”等关于社会正义和人的基本生存的当代重大问题，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诘问与探讨。这在80年代初基本流于政治层面的“反思”潮流中，不能不是一个更加深刻和有力的声音。

根子，原名岳重，1951年生于北京。7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现旅居美国。根子的诗所传不多，但却显示出“先知式”的特立独行的风格和异乎寻常的成熟，“以其震撼的力量给诗坛带来一种新的生命”，并显示出“几分高举反叛的旗帜，以其犀利的冷漠傲视世人的拜伦的影子，几分波德莱尔的影子”(19)。写于1971年夏天的长诗《三月与末日》是根子的代表作，它除了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诗人绝望、冷静的心态，更在语感上表现出过人的天才和成熟：“心是一座古老的礁石，十九次/凶狠的夏天的熏灼，它/没有融化……/十九场沸腾的大雨冲刷，/礁石阴沉地裸露着……/今天，暗褐色的心，像一块加热又冷却过了/十九次的钢，安详，沉重，/永远不再闪烁。”十九岁，这人生的三月中，却看见“末日”的清醒与决绝，没有对生活和时代深刻的洞察和杰出的精神高度是不可能的。

从更长一点的时间跨度看，《三月与末日》可以说是这个年代里最复杂深刻、也最具现代性特征的一首诗作，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荒原》”。它不仅对现实发出了尖锐的诘疑，而且还蕴涵了一个过早成熟的天才少年对荒谬人生的体验，拆除了一代人关于青春、现实、未来和理想的虚假理念，以及人们对时代的虚妄颂歌，宣告了一种悲剧或喜剧式人生幻象在一代青年人心中的崩塌：

三月是末日

这个时辰

世袭的大地的妖冶的嫁娘

——春天，裹卷着滚烫的粉色的灰沙

第无数次地狡黠而来，躲闪着

没有声响，我

看过足足十九个一模一样的春天

一样血腥假笑，一样的

都在三月来临。这一次

是她第二十次把大地——我仅有的同胞

从我的脚下轻易地掳去，想要

让我第二十次领略失败和嫉妒

这就是一代人见惯的“春天”的假象：带着欺骗、威压和虚伪的繁华景致，曾多少次让纯洁的少年对它顶礼膜拜，而今终于被洞穿，被抛弃。没有洞悉的冷眼、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是不会看见这一切的。根子之所以看见，是因为他不再是精神的奴婢，而是独立的能够思考的“人”——

我是人，没有翅膀，却

使春天第一次失败了

即便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历史已发生了巨大翻覆之后，在朦胧诗中那些最有历史和启蒙思想深度的作品中，我们也很难看到出《三月与末日》之右者。“人”在这里被再次擦亮了它蒙尘已久的内涵。这是一个真正成熟了的大写的人，历史和岁月启示了他，不是以绝望，而是以理性，不是以悲哀，而是以清醒。它奇警的思想，充满人性深度的写作方向，刻意悖谬的抒情视角，还有峻拔诡奇的意象等都表明，它是这个年代写作的一个奇迹——从逻辑上不可能，但从事实上却发生了。

另一首《致生活》（1972）也有着同样的思想与人性深度，以及同样的奇警与锐利的语言能力。它俏皮的语言风格，反讽的表达口吻，阴暗奇崛的想象，都使之更接近一首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诗。某种程度上，整整十年以后的中国当代诗歌，也还没有在整体上进入它所开辟的现代性写作的里程；在70年代初期的茫茫黑夜中，它更是孤独的，与《三月与末日》的孤独一样诡奇而突兀，令人几乎匪夷所思。

应当被提及的这一群落中的诗人还有方含（原名孙康）、林莽（原名张建中）、严力等。方含写于1968年的一首《在路上》（其灵感可能来自美国作家的同名小说《在路上》）(20)抒写了一个精神流浪者在充满非理性的疯狂年代里的“泪水”、“梦想”和“忧伤”，语感酣畅，充满魅力。除他们之外，虽不属“白洋淀诗群”，但也在60年代到70年代初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还有依群（一名齐云）、哑默等。哑默今存最早的一首诗《海鸥》写于1965年，依群写于1971年的《巴黎公社》则是一首流传极广、影响极大的作品。依群原先的写作思路是不同于芒克、根子等人的叛逆姿态的“红色诗歌”，但他出色的才华，“高度个人化的方式”(21)和“更重意象”的写作风格，使他成为“形式革命的第一人”(22)，使一首本来的“红色诗歌”奇迹般地转化成为了一首“蓝色诗歌”。这是他的《巴黎公社》中的第一节：

奴隶的歌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呵　巴黎　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　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而是为了常青的无花果树/向着戴金冠的骑士/举起孤独者的剑”。它将革命的意义恢复至纯粹的理想主义之境，是为自由而战、为了激情和诗意的革命本身而战，而不是以某种现实利益和权力为目的，这正是格瓦拉式的精神与人格的体现。

一切都表明，从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是一个长期以来受到不应有的忽略的重要年代，中国当代的先锋文学不但“象征性”地在这一时期孕育了它的雏形(23)，而且也进行了富有成效和影响深远的艺术实践。从文学观念的角度看，尽管他们并没有在当时发表什么宣言，但他们用作品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启示着后来者的思想。现在看来，作为一个存在着的诗人群落，一个艺术群体，他们的意义已不仅在于同时代政治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事实上是很弱小和缺少实际意义的；真正的意义在于，他们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现代诗人应有的写作立场，这就是相对于“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写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和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边缘”不仅使作家具有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位置，而且也使他们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正义的人格力量、批判的理性精神、作为人的价值的重建与救赎等这一切思想内涵的获得，均首先源自这一历史性的扭转。

另一方面，艺术的“冒险”与前卫精神构成了他们作为“先锋”前引的另一个原因，包括依群的“红色诗歌”在内，艺术经验与审美感知的个人化处理，使他们的作品充满着新鲜的和陌生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经验形态和群体性的红色意象（如“战鼓东风”、“莺歌燕舞”之类）的形象与语义，不断闪现出令人惊异的陌生诗意；同时，知性与经验的参与和激活，也使他们的诗句中不断呈现出绮丽的思想质地与光彩。这是他们在特殊的年代里，以具有某种“历险”性的审美刺激与思想魅力给读者以强烈吸引，并使后来者不由自主地接纳和模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