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杜预在几个医生的簇拥下被送进电疗室的时候，他忽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他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了童年时的那个阳光缤纷的下午。他似乎觉得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带有一种虚假的性质，有如梦境一般，和想象与幻想牵扯在一起。他分不清哪些事情是真实的，哪些事情没有存在过。……

相比格非，苏童和叶兆言似乎是“分解”了他的主题，苏童多以某种诗意的方式表现存在状况的迷失和可疑，叶兆言则又突出了人性的固有弱点所带来的存在困境，表现人性的压抑与渺小。一个执意于童话式的表现，一个则倾向于心理分析，可谓相映成趣。

先看苏童。在所有先锋小说作家中，苏童似乎是最具叙事天赋的一个，他总是从容不迫，把故事讲得温婉凄迷、充满诗意。这样的禀赋使他在建构自己的作品时常常只留意人物和故事本身，其内涵或主题意蕴便不那么裸露，但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一种苍茫而接近幻境的存在体验也常常主宰他的写作意向，如《你好，养蜂人》、《稻草人》、《狂奔》、《我的棉花，我的家园》等，这些作品大都采用某种类似“童年经验视角”的叙事角度，以使所讲的人与事呈现出无法由理性判断的“如梦如烟”的、“非成人逻辑”的状态，以此来表达一种存在的疑惑。如《稻草人》将一桩发生在田地里的杀人案件，同一个儿童拔掉稻草人的小恶剧做了含混的叙述，而后这个儿童又被另外两个儿童当作了杀人犯，在争斗中被打死，真实与幻象、存在与虚无就这样被轻易地混淆和移位了。在《狂奔》中，苏童又写了一个少年对于死亡的象喻——棺材的恐惧与体验，他惧怕这一盛有“死亡预感”的器具，然而却无法从意识中抹去它的阴影。棺材本是为垂死的祖母准备的，却使他在同做棺材的木匠的一次戏耍中“死”了一回，并最终导致了母亲的突然死亡。存在的消失就是这样的迅疾、偶然和不可抗拒。可以说，在苏童的众多以“南方”和“香椿树街”为叙事空间的小说中，童年视角中的物换星移、世事沧桑以及人世的不可捉摸、命运的偶然、荒谬和不可把定是其共同的主题。苏童说，“我记录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摇摆不定的生存状态”，那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以及“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56)。

《你好，养蜂人》大约属于另一种存在的寓言，它试图表达“寻找的茫然”这样一个主题，被追寻者似乎是存在的，似乎无处不在，在偶然中很容易被看到，但当试图去真正地寻其踪迹的时候却又不可企及，寻找者和被寻找者永远处于不同时空的“错位”状态。

相较苏童的“诗性追忆”，叶兆言的视点更多地停留在当下和此在，以及世俗生存中人的精神状况，人性的压抑、变态和渺小常常成为他小说的主题，而这也是萨特等西方存在主义作家所经常和主要表现的内容。萨特的《墙》、《密友》、《恶心》等小说都着力于书写“一些个人的隐私关系，表现人的孤僻”等“生物主义”的特性，(57)许多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作家都“在艺术创作思想方面向弗洛伊德主义渗透”(58)，包括在中国40年代上海的一些被认为是受到了存在主义影响的作家，也曾对潜意识心理分析表现出过浓厚的兴趣。从这一点说，叶兆言对当下境遇中人的种种精神困境与生存状况的描写，也透射着某些存在主义哲学的意蕴，如他早期的《去影》、《艳歌》、《蜜月阴影》、《绿色咖啡馆》等都带有某种生存或精神寓言的意味。在《去影》中，叶兆言以极细腻的笔法写了一个青年工人迟钦亭透过玻璃缝隙偷窥其师傅张英洗浴的过程，生活本身的平庸、压抑和琐屑导致了这样的变态行为；《艳歌》叙述了一对恋人从读大学时的不无浪漫诗意到工作、结婚、一起生活之后的厌倦、苦闷和无聊，揭示了世俗生活的恒在困境。

除上述作家以外，应提到的还有孙甘露。从叙事的形式与方法上看，孙甘露似乎表现得更加“先锋”，更富有解构主义的文本倾向和寓言意味，这使得他的小说中的背景故事显得更加飘忽不定，人的命运与生存境遇也更加迷茫虚渺和不可捉摸，这十分典型地表现在他的长篇小说《呼吸》中。这部作品以如烟如梦的笔调，叙述了一个有过非凡经历又没有固定职业的画师罗克同五位身份职业各异的女性之间的性爱交往的故事，他们互相寻求又互相背弃，在错过中渴念又在欢聚中厌弃，他们活得似乎很自由又很空洞，似乎富有机缘又颇为命定，走不出永恒的陷阱或圈套。他们沉溺于此在，又似乎对时光和生命怀着深深的感伤与追寻，“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似乎用北岛的《一切》中的这几句诗来概括其主题也是合适的。从另一方面看，这部小说中叙述语言的悬浮、游走和不规则的溢出状态，也强化了一个“存在的虚妄”的主题，正如作家在“提要”中所提示的，这部作品的“语言服务于结构，而不是服务于意义”，它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通过对言辞的强化而证明他的虚妄。没有家园，包括语言，没有寄宿之地。一切仅是一次脉搏，一次呼吸”。这无疑可以看做是一种典型的存在主义艺术观了。

总体上看，存在主义观念构成了先锋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与这一主题观念相适应，这些作品大都在艺术上采用了“非全知”的“怀疑”性的和梦幻性的叙事方法，而这种带有“不可知论”色彩的视角，同时又成为了作品关于存在的追问与怀疑的一部分。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这些作品采用了这一反传统认识论与理性统治的叙事方法的新视点，才使得它们在观念上更接近存在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存在主义观念在使当代小说发生了深刻质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它带来了负面效应。由于作家大都在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支配下沉溺于个体生命经验的书写，因此，小说的社会意蕴和触及当下现实的力量都发生了萎缩，作家本身的人格力量也变得空前弱小甚至病态。存在主义必将导致消极的感伤主义，以个体生命为单位的存在者的一切精神弱点，如悲观、沉沦、私欲、变态等，也必然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同时，即便是有批判的深意在——如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一类作品——但也因为叙事难度的过度张大，而使得普通读者难以进入和体察，所以，余华将自己的写作谦比为“虚伪的作品”，或许不是矫情，而是一种诚实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