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女性个人写作的确显示了当代中国女性意识与女性文学的成熟，然而，它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一样，也面临着一种由偏执化所带来的危机。因为，女性主义的一切理论观念都是建立在一种相对于男性主义文化/语言世界的前提之上的，它将一切既存的文化都视为男权的产物这一观念很显然是偏执的，这种绝对的女性主义神话事实上不但不能将女性写作带入自由和绝对的艺术写作，相反还会陷它于“彻底的相对性困境”之中，即，只有永远区别于男性经验世界（也即全部历史与文化）的写作才是彻底的女性写作，而这样的写作事实上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实现的，并且也必然陷女性写作自身于褊狭与幽闭。正像福柯和德里达所认为的，只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的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才是“有效的女性主义”，而如果她继续使用逻各斯中心机制来重新界定妇女，她的抵抗将无效。事实上，女性主义理论内部的矛盾与悖论还不止这些，它自身的发展经历了从“女权”——启蒙主义（人性、人道、女性合法地位的争取等）到“女性”——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经验、女性意识表象等）的内涵截然不同的阶段，其内部自身就充满了自我解构性，因此，女性写作便不可避免地导向了相对性与策略性，甚至出现了其目的与实际结果相反——本来是反对“被窥视”、结果却变成了更“便于窥视”的“患裸露癖”的文本——的尴尬局面。这一点，后面还将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