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经常把门窗关上，然后站在镜子前，把衣服一件件脱去。她的身体一起一伏，柔软的内衣在椅子上充满动感，就像有看不见的生命藏在其中。她在镜子里看自己，既充满自恋的爱意，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任何一个自己嫁给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拥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就像一匹双头的怪兽。

这种“一个人的战争”不仅是女性自恋与自慰的隐喻，而且喻指着女人一生的精神处境与存在方式：它既是对男性世界的拒绝，是对自己的保护，同时也具有“本然的意义”，即自主和自然的经验形式。所以林白把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又取名“一个人的战争”，与其说是迷恋这个让她得意的名字，不如说是因为这一词语所包容的巨大内涵迫使她不得不用一部长篇来装下它。

“镜子”在林白这里有着一种本质性的含义，它意味着，女性不再仅仅通过男性审美这面“哈哈镜”来认识和了解自己，并使自己的美丽得以实现或确认，它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起点和女性语言的最初的载体。

“从女性角度看女性”，是林白的另一基本视角，它隐秘、幽深、默契，充满了某种“第六感官”的神秘色彩，它没有男性视野中的诸般邪恶、淫乱、娇嗔或者嫉妒，虽然她们都有点像“巫女”。“我将以一个女人的目光（我的摄影机也将是一部女性的机器）对着另一个优秀而完美的女性，从我手上出现的人体照片一定去尽了男性的欲望，从而散发出来自女性的真正的美”(44)。以女性言说女性，这是林白繁衍她的女性话语与叙事的重要方式。“我们都是女同性恋者”(45)，埃莱娜·西苏曾这样声言，“妇女必须写妇女”，写她的所有欲望与情感（甚至包括手淫），但这一切由于是“出自女性之手”因而无可指责。林白以她少有的大胆与精神探险的勇气多曾涉笔过这些“禁区”，尤其是写过许多同性相恋的场景，有时甚至还颇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震撼，如《回廊之椅》中的朱凉与七叶，《瓶中之水》中的二帕与意萍之间等。但尽管如此，林白并不希望人们对她的这类描写作狭义的理解。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她说：“在与女性的关系中，我全部的感觉只是欣赏她们的美，肉体的欲望几乎等于零。也许偶然有，也许被我的羞耻之心挡住了，使我看不到它。我希望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同性恋者与一个女性崇拜者之间，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46)

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曾满怀激情地描述过女性话语从男性世界中奋起的壮观景象：

如果妇女一直在男人的话语“之内”活动，那她就该打乱这种“内在”秩序，该炸毁它，扭转它，抓住它，变它为己有，包容它，吃掉它，用她自己的牙齿去咬那条舌头，从而为她自己创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然后你就将会看到，她将怎样从容自如地从那话语“之内”向前弹跃，口若悬河，她将盖过大海。而过去她是怎样昏昏沉沉地蜷缩在那话语“之内”的啊。

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为了把别人的观念化作自己的或者为了操纵而去占有，而在于要冲破，要“飞翔”。

飞翔是妇女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妇女好像鸟和抢劫者，她们喜欢搅乱空间秩序而迷失方向，喜欢反复变更家具摆设，打乱事物和价值标准并砸碎它们，喜欢架空结构、颠倒性质。她们以此为乐。(47)

埃莱娜·西苏以排山倒海火山爆发式的语词和句式反复描述了女性话语那饱满、漂浮、诗意、富有逃逸性和不可把握的种种特性，这些无一不在林白这里变成了语言的现实。她对自己的写作状态也作了这样的分析：“写作是一种飞翔……我们身体轻盈，不经意间就长出了翅膀。我们的眼睛看得最远，我们闻到的全是最纯净的芬芳之气。我们微微感到空气的阻力，它同时也是一种使我们浮生的力量……我们在空中划动，全身充满了快感”(48)。

“回忆”是使林白飞翔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点她与陈染一样，但以回忆的笔法讲述在林白这里却是一个基本的视角。她把想象、超验的欲望同记忆的经验“嵌”在一起，产生出一种庞大而无限的“浮动”之感。在这种飞翔中，女性世界的全部欲望与意识的黑暗都化作翱翔的姿态和力量，得以诗化和富有形而上色彩的表现。

个人化也是林白小说叙事及其话语的根本特征之一。这最典型地表现在她的长篇《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的成长历史具有很强的个人自叙传色彩，林白将大量的涉及少女和成年女性的爱欲心理和行为，通过多米的成长历史，将之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但它又是高度个人化的叙事。多米的自慰、焦渴、好奇心、性幻想、富有冒险和挑战色彩的性爱经历，都强烈地昭示着一种个人化的真实，具有一种令人惊心动魄的坦率和由此产生的震撼力。由于个人化视点，她得以突破群体性叙事的社会场景对人物的限制，使之成为“潜游”或飞翔在“个人的混沌宇宙”（埃莱娜·西苏语）中的自由的独行者。不过关于这一点，林白又提醒说，她所强调的“个人记忆不是一种还原性的真实，而是一种姿势，是一种以个人记忆为材料所获得的想象力”(49)。因此，也没有必要完全从经验的角度去印证它们。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陈染与林白，已经以她们锲而不舍的一贯努力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当代中国的女性叙事文本，尽管还不无观念化和模仿的痕迹，但当代小说的女性话语毕竟正通过她们而迅速成长，并为人们提供了一道奇异和绚丽的风景。

值得提到的女性作家还有铁凝。相比陈染和林白，她更看重“潜意识场景”之外的“历史场景”（埃莱娜·西苏语），她的代表作是长篇处女作《玫瑰门》（1990），它以一个历经了20世纪上半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几十年风雨历程的女性司绮纹为主人公，揭示了中国传统女性从婚姻的悲剧、被扭曲和凌辱到以畸形的人格生存、再到变态并伤害和统治他人的不幸的命运逻辑。即使在“新社会”中，她们也仍然难以走出男权传统和自我精神蒙昧的樊篱，这样的主题，似乎是对张爱玲《金锁记》的延伸。

王安忆在90年代的写作也更加具有了女性话语的自觉，《叔叔的故事》（1990）、《日本歌星来》（1991）、《乌托邦诗篇》（1993）等作品标志着她从女性角度对历史的新思考。如《叔叔的故事》，堪称是“一次系统性的追问”(50)，是对五六十年代巨型红色话语/叙事乌托邦的一次系统的解构，“叔叔”是一个另有深意的称呼，它包含着男权/长辈的优势之意，也象征着与女性文化的一种亲缘和统治关系。他们那辉煌和悲壮一时的理想主义信念终于渐次崩毁在“我”的视野里。

徐坤也是一个富有“解构”才能的作家，但她选择了更新的“对象”，即在80年代发育起来的启蒙主义巨型话语——它们事实上也是男性的产物并象征着男性新的统治。因此在《先锋》（1994）、《鸟粪》（1995）等小说中，她都对此实施了激烈的解构策略。在她的另一部《女娲》中，徐坤以某种“女性人类学”的眼光叙述了一个旧中国女性李玉儿的悲剧命运，她就像一个奴隶、一架生殖的机器，先后成为一家三代男人——她的公爹、丈夫、傻瓜儿子使用的女人，吞下一颗颗连串的命运苦果，可谓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寓言。

90年代的女性写作呈现出空前多样的形式，在这其中既有陈染、林白这样高度西方化、直接在女性主义理论的“照耀”下的先锋性写作，也有大量接通着传统女性写作的具有某种中和与边缘色彩的流向。近年来“超越性别”又成为继“回到女性自身”之后的新的写作思想。总体上看，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从抗争到互融、在依存中并立，或许是具有自我意识之后的女性写作的一种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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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见《鲁迅全集》，第1卷，1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法］西蒙·波伏娃：《女人是什么》，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3)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1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

(4)王蒙：《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序》。

(5)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见《鲁迅全集》，第1卷，159页。

(6)［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序言》，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7)［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20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王蒙：《走出男权主义的樊篱·序》。

(9)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

(10)何新：《诸神的起源》，4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11)参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2)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

(13)陆忆敏曾写有一首《sylvia plath》怀念普拉斯：“我想为整个树林致哀/用最轻柔的声音/唱她经常的微笑/唱她飘飘洒洒的微笑。”引自《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2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沈睿亦写有一首《致安·塞克斯顿》，同上书，41页。翟永明的《女人》组诗前的“题记”也引用了普拉斯的诗句。柏桦曾直接指出，翟永明受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影响，而且她的影响像“强大的风暴刮过中国的原野”，在不断扩大，文见《今天》，1994年第4期，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以上例证足以证明欧美女性主义诗人对当代中国女性诗人的广泛影响。

(14)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见《女人·序》。

(15)［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89～191页。

(16)雁北点评，见《诗选刊》，1986年第5期。

(17)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见吴思敬编：《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

(18)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见吴思敬编：《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

(19)崔卫平：《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编选者序》，4页。

(20)陆忆敏：《谁能理解弗吉尼亚·伍尔芙》，见吴思敬编：《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271页。

(21)［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88～201页。

(22)参见［美］伊莱恩·肖尔沃特：《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264页。

(23)转引自［美］伊莱思·肖尔沃特：《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