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在1995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柏慧》也因其主题涉及了对知识分子的“血缘”的划分而成为论争的热点，稍后，“抵抗投降书系”(33)张承志卷《无援的思想》和张炜卷《忧愤的归途》出版，也在论争中掀起滚滚热浪。

当我们重新回顾这场没有硝烟却短兵相接的唇枪舌剑，回眸它尚未完全平息的波澜时，时间已经过去两年了。究竟应当怎样来评价这场论争？或许从结果的角度看是令人失望和灰心的，问题远未澄清，更未解决，但这场论争的意义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现在看来，或许在个别话题的交锋上，论战者不免有“意气之争”的情绪和成分，但在总体上，所有论争者的态度都是严肃的，无不基于他们对当代文化、国家前途、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立场的严肃思索，应该说，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或近似的。但为什么他们的观点又如此泾渭分明、裂隙巨大和难以调和呢？

从根本上说，这次论争显示了知识分子内部的一次重要的观念分化。在80年代的启蒙语境中，由“变革”、“超越”的“唯新论”逻辑所决定，激进主义曾是知识分子和作家从未置疑的精神立场与文化策略，而且由于这一时期主流权力文化也处于自身的更新蜕变期，而大众—商业文化还未及发育，知识分子身上来自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来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人格理想，以及期盼改革、期盼新型意识形态的大众所寄寓的厚望，都使得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断改革求变的激进立场。然而到90年代，文化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启蒙主义业已受挫，主流文化折向“稳定”和传统，而大众文化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完全转向实利和娱乐，不再给予知识分子文化以关注。这样，知识分子文化在80年代那种有利的处境便已荡然无存了，既失去了同主流政治的默契，也失去了大众的瞩望，并且在两者的夹缝中求生存，还要反过来观望揣摸两者的趋向与口味。在这种自身的危机中，知识分子必须面临一种内部的调整，并必然会发生分歧。坚持原有启蒙主义立场和“精英意识”的一派必然要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必然要怀念昨日知识分子的辉煌、其接近中心的话语权力。实际上，“人文精神”、“崇高”与“清洁”以及“原则”、“拒绝宽容”等话题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与期待下被提出来的；而另一主张顺应市场、适应多元并主动亲和大众文化趣味与审美立场的一派，则充分看到社会发展在实际上的进步，他们认为不能为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现象所障目，知识分子所期盼的社会进步与文化理想必然要通过市场自由经济的建立，因此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而应泰然处之。何况在极左政治的年代中“压根就没有”什么人文精神，“上哪儿失落去？”“现在终于可以大谈特谈了，是不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终于使人文精神有了一点点回归了呢？”(34)

两派的观点显然都自有其道理，事实上结果也未出现孰胜孰负或谁被说服的局面，那么判断他们的分歧的标准何在？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相对主义的文化背景，一个相对主义的价值困境。这一点在本章的第一节中已经交代，当一维进化论的启蒙主义神话解体、当民族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主流文化与知识精英文化以及大众商业文化等等之间的多向冲突暴露出来之后，一切事物、现象、原则和立场都变得相对化了，其正面与负面变得同样外在和突出，比如在王蒙对大众商业文化价值所抱的乐观和认同的态度，与张承志张炜对商业时代知识分子放弃原有立场的猛烈批判之间，谁更接近真理？谁更睿智和聪明？两者所期待的结果或许是近似的，但观点与途径又为什么截然相反？因为他们的立场都被相对主义价值背景分裂了。因此他们互相之间便产生了“误读”，王蒙把坚持“清洁”与“崇高”看成了与日丹诺夫无二的文化专制主义；而王蒙的批判者则把“认同王朔”比作痞子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都完全从负面去理解对方，这其实也源于相对主义文化背景的折射。

另外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在“保守”和“激进”两种立场间出现的互逆与易位。比如张扬重建人文精神的一族，他们本是80年代启蒙主义激进思想的接力者，而这时却被赋予一种“坚守传统道德”的“保守主义”色彩，当然他们也仍然显示着“偏激”和“冒险主义”的一面，而认同大众这种立场本来是比较“平庸”和守旧的，但后者与前者相比却显得更“超前”和“激进”些。这也是相对主义的文化背景在作祟。

那么，站在今天的角度，究竟如何来评价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与文化态度呢？抵抗与顺从，各有各的道理，这是否就可以说，这个相对主义时代已为当代学人作家模棱两可的文化立场、包括其彻底放弃积极的救世理想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和合法的条件？是否意味着为平庸为不负责任的嬉闹和为个人欲望欢呼与张目已同坚持理想主义者同样光荣？这是一个令人踌躇的难题，也是一个充满陷阱的误区。辨别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把包含着人主体价值的文化实践行为，同最终消融了历史合力的文化结果区别开来。虽然私欲和“恶”可以在客观上成为历史进步的“杠杆”，但人在介入历史的时候却不能主动地将恶奉为自己的实践原则，而应当以善的努力、对恶的批判的姿态来介入。世界不可能在彻底的精神放弃和道德堕落中实现自救。因此，从实践主体的价值意义上，人还应坚持积极向善的原则，作家艺术家在其艺术创作中还要体现出对理想的寻求和正义的坚守。这样的原则应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和作家在相对主义的黑暗中照亮自我的一盏灯。

总体上看，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既标志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分化，同时更重要的是它象征了知识分子声音的存在，他们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的思考，这些实际上都是他们80年代启蒙理想的绵延和转借的表达形式，他们没有放弃探求的责任，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这一点前面实际上已多有涉及，但还须补充说明一下。首先，保守主义的出现有一个国际性的背景，即在海外学界包括台港地区、旅美、东南亚的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在七八十年代已先期形成了一个“新儒学热”，这种国际背景在80年代不可能得到国内的回应，但在90年代的语境中，却由于西化思潮的受挫与沉寂而自发出现的主动接受海外学界的影响与渗透，同时在接受西方文化思潮方面也出现了原则与内涵的变异，“后现代主义”这种时髦的西方文化怪物出人意外地登堂入室，以最“新”和最“后”的面目迎合和表达了最保守和最无谓的思想。另外，商业物质主义的泛滥又使一批作家站出来高呼坚守传统精神价值，对当代文化的种种放弃和下滑的趋向予以“抵抗”。

如此说来，“保守主义”实际上形成了三种形态，一是学界的保守主义。一大批新老学人纷纷转向“纯学术”研究，而研究的领域又多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批新创刊的杂志如《国学研究》、《学人》等则对此推波助澜。在学界，人们开始轻视80年代那种取向西方人文精神、注重现实效用、张扬个人见地、抒发精神性灵的学风，而崇尚谨严、深厚的书斋式治学，因此钱钟书式的博学精研与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力成为理想的学人形象。另外，国学古籍的出版热可谓最显在地标志和推动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持续升温，不独各种个人的文集大量出版，多种卷帙浩繁的总集（如《传世藏书》）也陆续问世，甚至在近些年中一批“国学大师”如陈寅恪、辜鸿铭的著作也成为最走俏畅销的书籍。像辜氏这样的当年颂赞慈禧太后、力倡保存缠足、辫子和纳妾的“大师”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几乎上了畅销书的榜首。本来，研究国学研究学术绝非坏事，但在这种学术热的背后所弥漫的一种保守落后的思潮则值得人们深思。

“后现代主义”业已成为另一种保守主义。它在当代中国的出现，首先不是基于真正的“后工业社会的文明情境”，而是基于80年代启蒙文化的溃退，并迎合了商业物质主义中的消费、嬉戏、无规则无深度的大众文化趣味，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抽离了原有内涵的对当代中国“反精英”、“反文化”思潮的时髦包装。正如有的论者所抨击的，“中国的后现代论者鼓吹的某些观念，诸如拆除深度，追求瞬间快感，往往包藏着希求与现实中的恶势力达成妥协的潜台词，主张放弃精神维度和历史意识，暗合着他们推诿责任和自我宽恕的需要，标榜多元化，也背离了强调反叛和创新的初衷，完全沦为对虚伪和丑恶的认同，对平庸和堕落的放纵。令人可悲的是，这些观念不仅是他们文化阐释估评的尺码，更上升为一种与全民的刁滑习气相濡染的人生态度”(35)。

最后一种保守主义是审美艺术范畴中的思想。早在1988年张炜就写道，“在不断重复的没完没了的争执和角逐中，我渐渐发现了我们缺少真正的保守主义者”，“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极其单纯而变得可爱。他是具有质朴精神的，有可靠感和稳定感的艺术家。他由于自己独有的深邃性而赢得了至少是学术意义上的尊重。任何投机心理，与他的这种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而有些东西上帝必须让他们来看管才好。”(36)在90年代的语境中，张炜、张承志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坚守和捍卫，《心灵史》、《九月寓言》、《柏慧》等作品，亦被人们当作了文化保守主义现象来认识。

显而易见，“保守主义”本身是复杂的，在相对主义文化背景中它的内涵被赋予了分裂的两重性，这一点前文已论及。这里尚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在哪一种立场上坚持保守主义才是有意义的？它的边界在哪里？

首先，保守主义应出于文化的必然逻辑而非受制于意识形态时才有真正的文化意义，正像张炜所说，是“有些东西上帝必须让他们来看管才好”，不应具有“投机心理”和被迫行为。而眼下保守主义在中国却并不纯然是一种“自动”出现的文化现象，因此，对于“国学热”和“后现代主义”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保守主义”我们都应保持分析和警惕的态度。

对于作家和艺术家所谈论的保守主义，则应另当别论，这是因为他们是在诗性话语中言说和谈论思想的，诗性折射思想，不同于直接表述思想，因而它可能要强烈和偏执得多。不能用文化理性去要求和框定。事实上从莎士比亚到狄更斯，从拉伯雷到巴尔扎克，从马克·吐温到福克纳，从歌德到卡夫卡，从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几乎所有伟大作家都是基于传统精神价值而对当代文化予以尖锐批判的，甚至他们当中有的在社会立场上同样也是保守和“反动”的，如政治上作为“保皇党人”的巴尔扎克，坚持中世纪宗法传统理想的托尔斯泰，但这种政治上的保守顽固的立场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反而成就了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的保守立场在用诗性话语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时候，不但使我们无法按社会规范和文化理性去衡量他们，反而会为他们的作品所散发出的保守传统的诗意力量所深深打动。这并不矛盾，事实上，文化的分工也许命定地使作家要充当那种站在历史洪流面前的哀嗥者和抗争者，使他们成为批判当下社会罪恶的历史良心。他们需要的不是纯粹客观的历史理性，而是热情、激愤、偏执和梦幻。从这点上说，作家表现出的保守主义态度不但不应受到社会立场上的挑剔指责，而且应视为普遍和正常的文化态度、诗性言说，不足为惊乍，亦不足为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