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已惯于在生活之外，倾听

我总是听到你，听到你，

从我沉实静寂的骨中闪过。

一个斜穿心脏的声音消逝了，

在双重的哭泣的门里。

只有悒郁的阳光独步，于

平台花园之上

和死者交谈。

——陈染《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陈染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确实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言说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她所呈现的与90年代的总体文化语境大相径庭的一部部小说文本之中，而且更直接地从她卓尔不群的小说写作姿态上标示出来。陈染对于小说实验性、先锋性和新潮性的偏执与坚守，使她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带上了某种极端的意味，并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文化潮头所无法回避的一种尖锐存在。而对我来说，陈染在90年代的无限风光则无疑坚定了我对于中国当代新潮文学的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判断。我不同意评论界不绝于耳的那种关于新潮小说在80年代末就早已死亡和终结的断语，而是认为新潮小说在90年代以后正进入一个新的复兴发展阶段。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新生代新潮小说作家的涌现，陈染、鲁羊、韩东、朱文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我看来，90年代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在商业主义的全面围困中依然能够取得超越80年代的巨大成就，本质上讲就正得力于这些新生代作家的风格独具的个人化创作。离开了新生代作家的写作，90年代的文学文本不仅必然会黯然失色，而且简直就无法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研究和评判注定不能回避对90年代新生代作家群的审视和阐释。而具体到作家个体来说，陈染在新生代一族中似乎尤为引人注目。她的自由写作的文人姿态、纯粹而又边缘化的女性文本经验以及前卫性的话语方式无疑都构成了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方奇异风景。正因为如此，对于陈染文本世界的进入和言说就既是我们剖析她个人化的艺术范式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又是我们整体性地阐释新生代作家的一个逻辑层面和学术视点。

与时下商业大潮中的各种欲望化的生存狂欢景观不同，陈染的小说呈示的却是一幕幕带有终极意味的人类悲剧性生存景象。她把自己孤立于欢乐的人群之外，以一种思想者的姿态体验和言说着掩盖于生存表象背后的那种生存之痛。我不知道，当代还有没有哪位作家会如陈染这样专注于对生存痛苦的发掘和书写，但我敢肯定，在“生存之痛”的表现上陈染无疑是把文本主题融入生命体验的最真诚最绝对的一个。陈染是透明的，她勇敢地暴露和敞开了她所体验和感受的全部生命之痛，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努力做到的就是“让那些应该属于我的一个三十岁女人的血血肉肉真实起来，把欲望、心智、孤独、恐惧、病态、阴暗等等一切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陈染又是隐晦的，她在我们当下的世俗文化谱系之外重建了一套超世俗的具有形而上色彩的精神文化谱系，她对存在的言说很大程度上让我们重温了那种在我们时代已久违了的对于“生存”问题的哲学和神性关怀。显而易见，她的这种声音和话语方式与流行的大众话语系统是格格不入、无法共鸣的。作为一个独语者和孤独者，陈染对于自我的极端坚守总给人一种无以释怀的沉痛，而同时她以瘦弱的女性之躯去独自面对和承担那巨大的生存之痛的生命勇气又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她的微弱的、私语性的声音也许没有洪钟大吕那般振聋发聩，却也绝不是可以充耳不闻、忽略不计的。我惊讶于年轻的陈染对于“生存”这个过于沉重的大话题的执着，更钦佩作为女性的陈染书写“生存”时的那种真正哲学化的思维。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陈染应是我们当下的一把难得的精神标尺，她对于“生存之痛”的出示将为我们提供一种从混浊、黑暗的生存之地突围而出并进入敞开和澄明境界的崭新可能。而一旦进入陈染小说的文本世界，我们会发现所谓“生存之痛”在她这里也不是纯粹形而上和哲学化的，它有着立体的多重的丰富层面和表现形态，我们可从下述几个层次作具体的考察。

其一，孤独之痛。

读陈染的小说，我们首先遭遇的就是在她的文本世界里绵延不绝的那个庞大的孤独者家族。无论是耄耋老者，还是妙龄少女，无论是在偏僻的小镇，还是在繁华的闹市，“孤独”都是主人公们在不同时空中的共同体验。而对陈染来说，“孤独”显然正是作家用以探寻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家园的一个特殊的艺术视角。某种意义上，对于“孤独”的反复言说也正是她所有小说的一个贯穿主题。青年评论家汪政和晓华就曾准确地用“习惯孤独”来概括陈染小说的精神线索，并把“孤独”命名为陈染小说的第一“主题词”。而从陈染的创作自叙中我们还发现，“孤独”并不仅是指她小说的文本状态，也正是她当下的写作和人生方式的直接体现。陈染是一个对孤独十分敏感并常常耽于孤独的特殊个体，她自称：“按照常情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孤独而闭塞的人了。”“我极少外出，深居而简出。到别人家里去做客，常常使我慌乱不堪，无所适从……平日我在自己家中，在自己的房间里胡思乱想，清理太多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也是习惯拴上自己的房门，任何一种哪怕是柔和温情的闯入（闯入房间或闯入心灵），都会使我产生紧张感。”在这种情况下，陈染和她笔下的孤独者就有了特定的亲和性、同构性与互文性。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陈染与文本世界中的那些陈染的创造物在“孤独”的语境中就有了互相阐释的生命关系。正因为如此，“孤独”这个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印痕的哲学“话语”呈现在陈染的文学文本中就有了中国此前的各种“现代主义”文本所未曾有过的那种体验性与生命意味。陈染对于“孤独”的言说本质上远离了那种“思想”和“哲学”意义上的讲述方式，而把它融入了生存主体的生命体验和感觉态度，并在对特定的“孤独者”个体的塑造中真正凸现了“孤独”话语的文学价值。在此意义上，陈染可以说是中国当代一位杰出的“孤独”守望者和讲述者，卓尔不群的“孤独”话语方式和超凡脱俗的“孤独者”群像是她对于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而对于“孤独”话语的倾听以及对于“孤独者”群像的注目也显然正是陈染提示给我们的两把打开她文本世界的钥匙。

在陈染的小说中，“孤独”首先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弥漫性的生存氛围。主人公们活动于其中的文本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孤独者的世界，隔绝的空气阻碍着人们自由的呼吸。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主人公们都时时刻刻处于一种孤独的境遇中，生存个体不仅彼此无法沟通，无法交流，甚至还彼此提防、窥视、诅咒。我觉得在陈染的全部小说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贯穿性的抒情主体。从她早期的《归，来路》《小镇的一段传说》《塔巴老人》，到近年来的《空的窗》《时光与牢笼》《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潜性逸事》《无处告别》《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等小说，主人公以自我倾诉的方式呈现也好，命名为“罗莉”“水水”“雨子”“寂旖”“黛二”也好，尽管他们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老人也可以是少女，有着不同的语符代码，但“孤独”无疑是他们共同的生存体验和生命表征。一方面，孤独是现实的生存世界对个体生命施加压迫的产物。个体与社会和他人的对抗乃至敌对某种程度上正是孤独感的深刻源头。主人公们的许多怪癖和生存恐惧事实上只有在一个适宜“孤独”滋生和繁殖的特定氛围中才会萌生。在这方面，《无处告别》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文本。黛二与朋友、与现代文明、与母亲、与世界的那种紧张关系既带来了她生存的巨大的“压力感”，同时又直接用一次次的背叛、失望、阴谋、受骗、堕落等等的生存挫折创造了黛二的“无处告别”的沉重孤独。而《小镇的一段传说》则更是一个寓言性的文本，罗古河北岸的神秘传说和小镇人心照不宣的现实文化状态天衣无缝地交织成了一张覆盖主人公精神生命的灰暗大网，罗莉陷入其中左冲右突并在极度的孤独中走向疯狂成为小镇历史“传说”的新的一页，可以说正是一种无法挣脱的宿命。在“小镇”这样一种封闭性的生存“版图”中主人公走向遮蔽、走向自我封闭、走向孤独实在是最自然不过的结局。陈染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尼姑庵”“破庙”“破损的家庭”“空洞之宅”“牢笼”等等意象其实也正如“小镇”一样只有作为压迫性的孤独氛围来理解才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主人公的“孤独”又强化了生存世界的非本真性和黑暗性。无论是《小镇的一段传说》对于罗莉孤独和死亡的描写，还是《塔巴老人》对尼姑庵中塔巴老人以及《站在无人的风口》对老女人孤独生命的极端表现，抑或《空的窗》对盲女和老人两重孤独世界的探寻，都为我们揭示了“世界”对于人的荒诞和可怖的一面，并进而使主人公们的孤独体验获得了一种支撑性的广阔世俗“背景”。在这方面，《麦穗女与守寡人》就相当典型，守寡人在深夜出行时对于“钉子”“门”“陷阱”等恐怖性场景的幻觉化想象就把世界对于人的压迫、威胁和扭曲以及在这种压迫中人的巨大精神恐惧进行了充分的渲染。置身于小说的情境中，我们就会在一种总体的悲剧性氛围中获得对于“存在”的新的理解。

其次，孤独在陈染的小说中还是一种生存态度，一种主动的对于世界、对于他人的对峙态度。世俗世界的灰暗固然制造和繁衍着孤独，但对于生存个体来说孤独也并不就是一种“负生存”。孤独是一种孤立，同时也是一种逃离，是远离遮蔽走向澄明之所的心灵突围。孤独是一种关系的丧失，但也是一种自由的获得。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阅读陈染的小说，主人公们对于孤独的珍爱和偏嗜总会让我们怦然心动。《归，来路》中“我”喜欢孤独，怕开会，想辞职，“关上门独自一个脱得一丝不挂”并沉迷于幻想和回忆是“我”的独特爱好；《小镇的一段传说》中罗莉正是借助于离群索居开“记忆收藏店”的孤独一度变得生机勃勃、青春焕发；《空的窗》则通过退休老教师对于“孤独”的恐惧绝望和盲女对于“孤独”的升华的对比让读者目睹了现代人两种不同的“孤独”心态。在作者眼中，盲女的孤独其实正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境界，她对于世界的远离和无视给了她阐释这个世界的充分而绝对的自由。我们看到，陈染一方面对现代人的孤独之痛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书写并很大程度上把它与人的生存困境联系在了一起，但另一方面作家又不愿现代人在这种生存痛苦中被轻易压垮，因而她的主人公面对“孤独”时往往在体味痛苦之际也同时获得了生存的勇气。此情此景中的“孤独”也就不仅给人以悲剧感而是更充满了一种生存的悲壮。

其二，家园之痛。

如果说孤独之痛在陈染小说中是一种弥漫性的存在的话，那么家园之痛则是和孤独相随相依的一种更本质的生存痛楚。当然，所谓“家园”在陈染的小说中也是有双重所指的。一方面，它对应于主人公当下的现实家园；另一方面，它更指向人类的精神家园。走进陈染的文本世界，我们会发现她所营构和表现的“现实之家”几乎全都是残缺和破损的，“家”的丧失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主人公们生存悲剧性的直接注解和显在表征。一群无“家”的个体在寂寞如沙漠的世界上徒劳地挣扎着，孤独、苦闷、徘徊、变态乃至仇恨和死亡交织成了一曲人生的悲剧旋律，陈染的小说也由此覆盖上了一层灰暗、清冷的色调。而具体考察陈染的小说，我发现她对“家园”失落之痛的表现又是沿着两个特定的层面来展开的。一是父母之家的丧失。陈染的大部分小说都是表现父母离异或父母远离人世的“孤儿”的生存感受。作为一些“无父”的个体，“家”对于他们的保护和温暖随着父亲的远离而成了一种不着边际的梦想。他们面对社会和世界时再也没有了依靠和退路，“家”和世界一样成了一种共同的压迫他们生存和心灵的灰暗之所。正因为如此，对“现实之家”的逃离、恐惧乃至仇恨就成了主人公们经年累月的一种最日常的情绪与心态。《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和《无处告别》这两篇以黛二和母亲的内心矛盾为线索的小说可为代表。一老一少两代寡妇在一个以墙和门窗封闭起来的空间里进行着一场窥视与反窥视、诅咒与反诅咒、进逼与反进逼的心理战争，在这种爱与恨、亲与仇互相交织的战争中，“家”的本真已随硝烟而消失殆尽并最终蜕变为一座扭曲人性的“牢笼”与“地狱”。对于黛二来说，逃离“家园”甚至成了她生存幻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她与母亲的内心较量很大程度上也正集中在“逃”与“关”这两种对“家”的不同态度上。正如她自己所称：“我永远都陷在‘离开’这个帝王般统治我一生的字眼里。”可惜的是黛二最终并未能实现对于“家”的逃亡，这也是她终日陷在巨大的生存焦虑与痛楚中无法自拔的主要原因。与这两部小说相似，《小镇的一段传说》《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等小说也都把“父母之家”解体的破败景象以及这种“家庭”碎片对于主人公现实生存的巨大压力描绘得淋漓尽致。在《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这部小说中陈染甚至隐喻地昭示我们：主人公“秃头女”被父亲打出家门的不幸其实正是她的大幸，相比于父母之家而言，“尼姑庵”其实更具有“家园”性质。一扇家门的关闭，正是另一扇家门开启的前提。没有父亲的将她逐出家门，也就没有“尼姑庵”向她的敞开。二是“自我”之家的破碎。陈染的小说世界内总是行走着一对对同床异梦的爱人、情人和友人。她的主人公不是寡妇、离婚者（或即将离婚者），就是妓女、同性恋、变态者。他们或者本就无家可言，或者是家的破坏者，现实之家在他们的冲撞、挤兑和拆解之下几乎无一能避免分崩离析的可悲结局。在这里陈染表现了她对于爱情、友谊、亲情等的悲观和怀疑态度，并从根本上否定了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沟通和理解的可能性。如果说在《时光与牢笼》中水水与丈夫的爱情之家虽已摇摇欲坠却仍维持着一种世俗的形态的话，那么，在《潜性逸事》中我们则和主人公雨子一道在现实之家灰飞烟灭的缕缕尘埃中目睹了爱情和友谊的双重覆灭。对于丈夫的粗俗，雨子日益不能忍受，因而萌生了离婚的想法，并告诉了自己心灵的“知音”李眉。然而，实际上李眉却是她“心灵相通的敌人”，正是超凡脱俗的李眉最终要嫁给雨子的丈夫。生存荒诞和生命的尴尬就这样轰毁了人类的爱情之家。同样的家园破灭景象在《饥饿的口袋》中也清晰可见，剧作家麦弋女士因为离婚而把她的现实之家改造成了一座“空洞之宅”。女友的同住和男女的短暂回归不但未能给她丝毫“家”的回忆，相反她还在他们的双重背叛中再次体味了“家园”人去楼空后的凄凉与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