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幻想”虽然对于现实具有某种拯救性，但终究只能是通向精神家园的一种可能性路径。在幻想中呈现的精神家园虽然隐约可见，却依然改变不了它的虚幻色彩。《梗概》中神奇的“幽默大师”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局限：“我的力量只作用于好人，对恶人，我无能为力。”既然连神明也有局限，那么主人公“我”无法从尘世罗网的捆绑中挣脱而出也可算是一种必然的宿命了。而《梦非梦》中的聂心没能靠“幻想”抵抗她的疯狂，《故事》中星光幻想的“家园”却通向了一个历史的丑剧，《出售哈欠的女人》中的“哈欠”甚至还成了人类互相诋毁、攻讦的手段和工具……这里，“幻想”在经过一段美丽的飞翔之后不得不再次落向现实大地与“荒诞”重逢。斯妤把“家园”的毁灭和“家园”的重建统一到了人类的宿命之中，使人类在“废墟”边缘遥望“家园”的形象显得悲壮无比。也许斯妤关注的本就不是人类超越现实的最终结果，她也无意于提供一种建构精神家园的现成方式和终结答案，她关注的只是人类的那种特定的充满悲剧感的超越或遥望的“姿态”与过程。在对这种姿态或过程的凝视中，斯妤充分发挥了她的想象力，也把超越生存的精神追问伸越进了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领域。

二

在当下的新生代小说家中，斯妤无疑是一位有着很好的文体自觉的作家。与她小说所表现的那种诗意追寻主题相一致，斯妤对于小说形式的探索也有着一种近乎完美的追求。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无论小说还是散文，我恪守一条原则，即内容与形式同构的原则。什么样的内容要求什么样的形式，只有找到与所要表达的素材同构的那一种形式时，作品才会成功，才有可能趋于完美。”[3]而这种对文体“内容与形式同构”的自觉意识与她多年散文写作的艺术经验相融合就赋予了斯妤小说一种独特的形式蕴涵和审美品格。

阐析斯妤小说的形式感，我们首先必须重视的就是她的既变幻不定又朴素清晰的叙述方式。斯妤总是追求文本叙述与小说诗意内涵的完美契合，并自然形成了两种个性化的叙述范式：一是幻想式的叙述。这可以说是斯妤小说最为典型的一种叙述方式。斯妤习惯于在作品中设置一个第一人称的女性叙述者，这个叙述者时刻处于现实的压迫之中，她的焦虑、恐惧、幻想构成了叙述的中心和文本的中心。而在这个叙述者的制导之下，整部小说也就有了一种独白或倾诉式的情绪基调：一方面，作家可以尽情地对于人物的生存心理进行全方位的立体透视，从而把小说的心理深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小说追随着叙述者的情绪、意识、幻觉等的变化向前推进，对于“幻想”的表达和讲述就以“幻想”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斯妤小说的美学魅力。《风景》中“我”对于自己变成热水袋梦境的叙述，《梦非梦》中“我”——聂心对于由生存恐惧而来的心理幻象的呓语般的叙述等都典型地传达出了这样的艺术信息。二是反讽式的叙述。在斯妤的几乎所有小说中，我们似乎都可以或明或暗地听到一种反讽或者幽默的声音，这在《梗概》和《出售哈欠的女人》等小说中最为明显。某种意义上，反讽无疑是与斯妤小说对于生存荒诞性的表现相统一的，反讽式的叙述正体现了叙述者或主人公对现实“荒诞”的批判、对峙态度。同时，反讽和幽默一样也根源于一种生存的智慧，它本质上是建立在对于现实的洞透基础上的。反讽是一种远观、一种审视，因而它与小说人物“遥望”家园的精神指向也是呼应的。如果说前一种幻想式的叙述方式作为内视角，作家着力的是对于个体生存心理的挖掘的话，那么后一种反讽式的叙述方式则是一种超越性的视角，作家着力书写的正是人类超越现实、渴望精神家园的梦想。斯妤曾要求作家“既要有不息的激情，又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宽厚仁慈的心态”[4]。这里，两种叙述方式不仅契合了斯妤对于“激情”和“悲悯”两种文学心态的追求，而且恰好对应了斯妤小说主题的两个层面，这也可以说是斯妤“内容与形式同构”的艺术追求的一个具体落实。

与斯妤小说的叙述方式相联系，斯妤对于文本结构和文本语言的经营也卓有成就。在我看来，斯妤小说的一种基本结构就是“幻想”结构。而对于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的分离的追问正是这种结构的核心纽结。曾作为主题话语被我们谈论的“幻想”在斯妤的小说中更是一种形式话语并具有举足轻重的结构功能。“幻想”既是她小说人物的精神和行为指向，同时更是一种文本结构的纽带。它联结着小说中的“废墟”和“家园”两个中心意象，有效地推动着小说的演进节奏和速度。《故事》是一个典型代表。这篇小说其实隐含着一个双重本文结构，安力和星光的“故事”背后还有着一个五十年前的“故事”。不但表层的故事由安力对于生活的“幻想”——摆脱离婚后的心情烦恼——所推动，而且从前的“故事”也是在星光的“幻想”——梦游中呈现出来的。没有了幻想，就没有了故事，也没有了小说。斯妤并不热衷于讲故事——尽管《寻访乔里亚》这样的小说证明了她有着出色的讲故事能力，她热衷的是对精神与存在对立之中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探索。这使她不自觉地就把对人物精神和心灵世界的解剖设定在她文本的中心位置。她小说的“幻想”结构也可以说正是服务于这个中心的必然的产物。而斯妤在小说结构上对于“幻想”的重视甚至也直接反映在她小说的语言形态上。斯妤的语言总是具有一种心理化的色彩和梦态抒情的气息。这无疑为斯妤小说那种整体“幻想”氛围的营造提供了便利。然而斯妤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即使在一种纯粹“幻想”形态的小说中她的语言也不是艰深、晦涩，令人无法把握的。斯妤追求一种简练和明晰，她试图摒弃新潮小说乐此不疲的故弄玄虚的话语方式而以一种朴素的方式进入“幻想”、言说“幻想”、切入和追问存在。这充分显示了她对于自己语言能力的高度自信，也赋予了她的小说文本一种清新冷峻的风格。这自然也是与她的小说主题指向相一致的：当她试图描绘人类的精神家园时，她的小说语言相应地会流溢出一种诗意的清新风格，如《故事》《红粉》；而当她去着力揭示和逼问人性的黑暗与生存的废墟时，她小说的语言就又有了一种冷峻深沉的风格，如《梦非梦》《出售哈欠的女人》。

评论界都承认斯妤的小说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力量。但斯妤的现实主义又显然不同于我们经典理解中的现实主义，在斯妤这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现实主义对于现实世界的把握与穿透力度，而且能遭遇现代主义对于“存在”的沉重追问以及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各种幻想。也许这也正是斯妤的“新素质”之所在，她把沉重与幽默、悲剧与荒诞、现实与幻想等奇妙地统一在她的文本中，形成了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小说风格和形态。有人曾称斯妤的小说为“幻想现实主义”，我想上述这些“新素质”可以说正是对此的一个绝好阐释。

注释

[1]斯妤．裂变与再生．作家报，1995-12-16．

[2]斯妤．从心中流出的一首歌．香港作家报，1996-03-01．

[3]斯妤．从心中流出的一首歌．香港作家报，1996-03-01．

[4]斯妤．从心中流出的一首歌．香港作家报，1996-03-01．